莎拉·埃文斯
外公前一天去世了，妈妈想要对这栋破败不堪的房子来一次大扫除。房子年久失修，墙上的油漆斑驳脱落，地板也腐烂得不成样子了。
“这样做不好吧。”我有点不安地冲着后门说。
“没什么不好的。”妈妈大步流星地从我旁边走过去，手里拎着两个装满清洁工具的塑料桶。
“外公会不高兴的，他最讨厌别人乱闯他的私人空间了。”我走进房间，记忆如潮水般涌上来。记不清有多少个折磨人的星期天，我们围坐在外公一碰就吱呀作响的木桌边，不耐烦地听着他喋喋不休的抱怨。在他眼里，战争过后，道德败坏，整个社会简直就是一个污秽堕落的泥沼。但念及外婆，我们从不跟他计较。
外公慷慨陈词的时候，妈妈总会溜出房间，去看外婆的玫瑰。在整个平淡无奇的农场，外婆的花园独居一隅，那些香甜馥郁的深红色玫瑰构成了农场唯一一道美丽的风景。
“他才不会关心这个呢，”妈妈打断了我的回忆，“一直都没关心过。当然了，我们不该说死者的坏话。”说完，她迅速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外公是一个牧民，养着一群羊。外婆在战时与一名军人私奔后，外公独自养大了三个孩子。那时候，妈妈10岁，舅舅瓦尔13岁，小姨西尔维娅只有6岁。
外婆的离去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巨大压力，尤其是免费劳力的丧失。为了缓解压力，外公把瓦尔与邻居的儿子丹尼斯做了交换，据说这样他们可以迫使男孩子们干更多的活。
丹尼斯住在屋外的小棚子里。那里冬冷夏热，非常难熬。6个月之后，他离家出走，并谎报年龄参了军。
受到丹尼斯成功出逃的鼓励，瓦尔也试图一走了之，结果不幸被外公抓住打了个半死。
外婆的离去给了妈妈当头一棒，她似乎在一夜之间就长大成人。她要打扫房子、洗衣做饭，还要照顾年幼的妹妹西尔维娅。不过刚一成年，姐妹俩就从家里搬了出去。
责任，妈妈说，是她跟外公保持联系的唯一理由。
我负责收拾厨房。外公活到了90岁，在那么多个10年里，除了麥特斯厨灶换了新的之外，厨房的样子竟然一点都没变。我拉开橱柜的抽屉，里面乱七八糟地塞满了旧信封、生锈的图钉、断了的橡皮筋、褪色的羊羔奶嘴等物品。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扔进了垃圾桶，只留下一个破旧的烟丝盒，里面似乎装着什么东西，一晃就叮当作响。盒盖上写着三个名字：梅、伊夫琳和西尔维娅，分别是外婆、妈妈和小姨的名字。外婆的名字上有一道深深的划痕。多年没人动过的盒盖早就锈住了，怎么都打不开。
“你知道这盒里装着什么吗？”我问妈妈。
“子弹。”妈妈说着，伸手拿过烟丝盒。
我瞬间失去了兴趣。刚才在那些覆满灰尘的抽屉里我早就见过散落的弹药了，再发现几颗子弹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妈妈轻轻抚摸着盒盖上的划痕。“这些子弹是给我们准备的，每人一颗。”她喃喃自语。
“你说什么？”
“战争期间，你外公在家里挂了一幅地图，随时关注着盟军和敌军之间的战况。”她指了指墙壁，“当日本军队离澳大利亚越来越近时，他把几颗子弹放进了烟丝盒，并告诉瓦尔，要是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农场，他就把这几颗子弹分别喂给妈妈、西尔维娅和我。”
“他想枪杀你们？”
“他认为那样做比让我们被敌人抓走要好。”
“幸亏他没失去理智，这些子弹还在。”
妈妈盯着我。难道我说错了？
“他一直想让我们相信是你外婆背叛了我们，她不是一个好妻子、好妈妈，她抛弃了我们。可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我们只是怕他，所以什么都不敢说。但一直以来，我们都尽心照料着妈妈的玫瑰。我们也只能做那么多了。”
“妈妈？”
“把盒子打开。”
费了好大的劲，我才把盒盖撬开。
“为什么只有两颗子弹？”我不解地问。
妈妈没有答话。她看向窗外，怔怔地盯着外婆种下的那些血红色的玫瑰。
〔本刊责任编辑 马星星〕
〔原载《译林》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