荠麦青青
“有人说我们是一群朝圣者，是悲壮的，但我更愿意把我们说成是一群追求理想的、有价值的、快乐的法律人。”
一个人能做出的最大恶行会是什么？答案是无法预判，因为总有人一再刷新我们的认知下限。
前段时间，上市公司高管鲍毓明性侵14岁养女一事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事人不仅逾越了人性和人伦的底线，更僭越了道德和法律的边界。
尽管从目前看，案件的进展一波三折，但无论当事人如何穷极一切开脱之辞为自己进行狡辩，无论他巧借自己资深律师的专业知识，曾做出何等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力避制裁，但有一点已毋庸置疑：李星星是受害者这一事实不会改变！
而为被害人李星星做代理律师的，是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权。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众多律师事务所中，可谓一枝独秀，它始终致力于保护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利益。
作为领头羊的郭建梅是千千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专职公益律师。
这是一位有着赫赫战绩，但在业界之外却鲜为人知的杰出女性：郭建梅2005年与人共获“诺贝尔和平奖”集体提名;2007年获“全球女性领导者”奖章;2010年获法国西蒙·德·波伏娃女权奖;同年被中国正义网评为“中国十大正义人物”;2011年获“美国国际妇女勇气奖”;2019年荣膺第40届“诺贝尔替代奖”。
20多年来，郭建梅以锲而不舍的努力促进了中国妇女权益保障制度的完善，被喻为中国妇女权益保护事业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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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3月，郭建梅出生于河南滑县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
在那个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大家族里，她从小就耳闻目睹了太多男尊女卑、女性被践踏的人间惨剧。
因为姥姥最初生的是女儿，便经常遭到重男轻女的公婆的责骂与毒打。当姥姥第二胎又诞下女娃时，姥爷就干脆找了个小老婆，然后把姥姥暴打一顿赶出家门。
而在她的爷爷家，男权思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郭建梅的奶奶在饥肠辘辘之下被爷爷驱赶着去卖馍。最终，只有41岁的奶奶活活饿死在卖馍的路上。尸体被发现时，她随身挎着的篮子里还有几个没卖出去的馍：“奶奶又冷又饿，馍在篮子里，可她就是不敢吃啊……”
奶奶恐惧被爷爷毒打而死，远甚于被饿死。
奶奶的死，让郭建梅开始思考中国男权思想下女性的地位和权利，同时也因为她曾经跟随姥姥在北京讨过生活，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她，备受欺凌，这在她幼小的心灵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她说：“我相信童年的经历对我影响蛮大的。我小时候生活在最底层，被人像蚂蚁一样踩过，对于弱势群体，对于尊严和人格，我体会很深。”
作为农家子弟，作为底层女性，如何才能改变自己不肯被强行安排的命运？除了发奋学习，她别无选择。
1979年，郭建梅以河南安阳地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北大录取，成为改革开放32年来那所高中唯一考入北大的骄子，更被当地树为无数年轻人的学习榜样和精神偶像。
在填报志愿时，她想起了曾看过的一部印度电影《流浪者》。
电影里的一位律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冲破层层阻碍，勇敢为一名被诬陷为小偷的流浪者辩护，他的英雄之举对她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召唤，于是，她坚定地选择了北大的“法律系”。
大学毕业后，郭建梅被分配到国家司法部，并全程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工作。
后来，她被调到全国妇联;不久，郭建梅又去了《中国律师》杂志社担任主编助理。
1995年9月，在《中国律师》杂志社工作的郭建梅有幸采访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那次经历，成为了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在大会上，她第一次听到后来成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演讲：“每个女性都应该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天赋。但是，我们必須认识到除非她们的权利受到保护和尊重，否则女性永远不会赢得充分的尊重。”
在大会上，她第一次听说“公益律师”这样的职业，也是在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接下来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了。
于是，三个月后，郭建梅亲手砸碎了被无数人称羡的铁饭碗，毅然辞去《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职位。
一起被断送的，还有大好的前途。
1996年，郭建梅带领北京大学的几位老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妇女法律援助机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免费为没钱、没地位、求助无门的弱势群体代理案件。
她的壮士断腕之举堪称惊世骇俗。当时很多人都骂她“傻子”，甚至连她的父母、哥哥、嫂子都认为她疯了。
在一片反对声浪中，只有她的丈夫，后来成为知名作家的刘震云支持她。那时刘震云在《农民日报》做记者，业余进行文学创作，尚未成名。
刘震云对妻子说，什么都买不来快乐，你喜欢你就去做，实在不行还有我。
郭建梅在农村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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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缺少经费，最初，他们寄身于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办公，后来搬至北大南门的一家旅馆，挨着厕所，是两间特别狭小的办公室，因为一年只有两干多块钱的房租，很便宜。
直至现在，郭建梅还记得接手的第一个案子。
与形形色色的人都打过交道的郭建梅，看到委托人的第一眼，仍大惊失色：这个妇女一只眼睛流着脓，衣着破烂不堪，浑身散发着难闻的恶臭味，看到郭建梅失声恸哭。
原来她的儿子意外身亡，尸检时发现三根手指没了，这样的死状令人疑窦丛生。但是，即便知道这可能是一起冤案，也没人愿意接手。
祸不单行，可怜的妇女又在为儿子讨公道的路上出了车祸，身负重伤。走投无路之下，她找到了郭建梅。
郭建梅接了这个案子，带她去见法官时，法官不屑一顾：“你是找不到案源了吗？怎么给这种人代理？”
那场官司，郭建梅彻底败诉，去领判决书时，法官没有把判决书递到她手上，而是直接扔到了地上。
一次次遭遇挫败和无端受辱，但她从不后悔自己最初的选择：因为看到她们实在太苦了，这种弱者的权益才真的应该被保护，否则法律难容。
当一些官司陆续胜诉，当法律服务中心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后，上门求助的人络绎不绝，有不少衔冤负屈的妇女，一进门就抱住她们的腿，痛哭流涕，长跪不起。
有一些学生到她们那里去实习，看到他们从未看过的一幕幕人间苦难，受不了，陪着一起哭，到最后有两名律师实在没法再干下去了，因为她们觉得自己要疯了。
除此之外，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郭建梅遇到的阻力与困难难以想象。
她们援助的对象，都是特别贫困的女性，且不少案例都是大案、要案、疑案。这就注定了郭建梅要直面的对手，不仅仅是穷凶极恶的凶犯，还有可能是与其沆瀣一气的地方保护伞，甚至是黑恶势力，因此郭建梅受到生命威胁的事情屡见不鲜。
有一次郭建梅刚到案件所在地，就听说有人会来打击报复。深更半夜，她们只好东躲西藏，堂堂的大律师，被搞得惶惶如丧家之犬，那一刻，她心中悲愤交织，难以言表。
一位国外专家曾告诉过郭建梅，在美国，公益律师需要经常接受心理咨询，过多接触负能量而不及时排遣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2001年，在长期的高负荷运转下，郭建梅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她去看完医生后的诊断结果是：中度抑郁症和重度焦虑症。
自从妻子得了抑郁症，刘震云立即停止了寫作，四处为妻子寻医问药。
郭建梅吃了大半年的药，病情得到了极大缓解。
郭建梅患抑郁症期间
2005年3月，郭建梅在全球妇女NGO领导者论坛与希拉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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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官方数据调查显示——每4个中国家庭中，就有1个存在男人打妻子的家暴现象。
这样的问题被长期忽视甚至掩盖，而在郭建梅和其他维护妇女权益的人们的共同努力下，两年后，在北京通过了一项“打击家庭暴力”的法律。
这也是郭建梅坚持24年在做的一件事——维护女性权利和性别平等。
多年前，郭建梅受理过一起为女工维权的典型案件。当时来自河北涞水的25名女子来到北京某制衣厂打工。工厂条件异常恶劣，年轻的女工们不仅要超时劳动，还经常拿不到薪水。女工们多次向老板索要劳动报酬，均被无礼拒绝。这些打工妹平时被牢牢控制在被大狼狗看门护院的工厂里，生病后，得不到有效救治，甚至连来例假都没钱买卫生巾。
郭建梅代理该案后，在制衣厂、法院、劳动仲裁中心之间不停奔走。在3年的时间里，案子多次更换审判机构，案件的进展也受到太多干涉和阻挠。
很多打工妹看不到希望后，伤心欲绝，离开北京，而郭建梅却坚持往返于北京、河北之间，调查取证。当打工妹胜诉，终于拿到17万余元的工资及经济赔偿时，所有人都号啕大哭。
这个案件的胜诉改变了中国当时劳动用工中雇佣双方严重不平等的状况，为保护众多打工妹的合法权益打响了第一枪。
在郭建梅心中，始终铭记着多年前希拉里在世界妇女大会上讲的话：“投身于这个世界，使你说的话变得有价值，有影响力！”
除了希拉里曾多次到她的法律中心访问，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英国前首相布菜尔夫人切丽、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夫人娜内女士等，也都曾看望过这些一直奋战在维护妇女权益战线的勇士们。
曾经，面对来自外界的无数非议甚至中伤，尽管闻谤不辩，但郭建梅还是很无奈：“很多人认为我做公益律师是作秀，也有人说我纯粹为了出名，更有人怀疑我能力不行。当商业律师没人要。有时候，听到这样的质疑，真的会感觉自己是在被侮辱。”
“说实话，找我的商业案子多了，随便接一两个，一年赚一百万，跟玩似的，可是，一看到弱势的老百姓，我就特别心疼啊，你不知道她们有多可怜，活得多么没有尊严。”
至今，郭建梅及所在团队共计出版书籍17本，办理案件4000余起，重大典型案件300余件，接受咨询12万次。
我们所熟知的“结婚10个月被家暴致死”的董珊珊案，李彦以暴制暴杀夫案，山木集团总裁强奸女员工案，都是由千千的律师们代理的。
而此次受理李星星的案件，不仅是让像鲍毓明这样的作奸犯科者得到法律的制裁，更是替那些未成年就遭遇性侵和严重伤害的少女讨还一个公道。否则，会有更多的女孩成为下一个李星星。
对于已经走过的漫漫公益路，郭建梅总结说：“我是中国第一个专职公益律师，已经做了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间，我经历了很多困难，遭遇过各种误解，也承受了很多压力。有人说我们是一群朝圣者，是悲壮的，但我更愿意把我们说成是一群追求理想的、有价值的、快乐的法律人，我们从不停留在困难上，因为我们心里还有一个太阳，还有一束光！”
（于立荐自《世界华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