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梅 李聚刚
摘 要：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维度和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识，外来思想的中国化突出表现为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的融合。因此，家国情怀成了外来思想中国化的典型标志和重要方向。
关键词：家国情怀;外来思想;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16.071
中国传统文化里拥有小至个体修身、大至社会治平的博大内涵，这让中国文化在与异质文明相遇时，能够以“海纳百川”的恢宏气度来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之外，还具有超强的感染性和同化力，无论任何异质文化加入其中，都会不可避免的被增添一份人文特质，这份特质就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也是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识，因此，家国情怀成了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典型标志和重要方向。
1 家国情怀是外来思想中国化的标志
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延续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消融外部文化的强大力量，从而使中华文明始终保持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思想的消融主要表现为外来思想的中国化，正如中国传统社会儒释道融补共生文化格局的形成就包含着佛教的中国化的过程。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就尝试着与中国本土文化进行交流沟通，中国僧人努力把印度佛教进行本土化的诠释，最终实现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共生，开创出了独具中国色彩的佛教理论。如今，中国拥有着世界上最为齐全佛教部派和最完整的传承体系，这跟中国僧人热衷于创宗定祖有一定的关系，佛教的创宗定祖其实就是中国宗法族群意识在佛教建设中的体现。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融会了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倡导“事君事亲，也能成佛”，中国僧人把儒家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忠君爱国、济世安民等思想吸取到中国佛教的伦理原则当中，强化了佛教在辅助国家和道德教化方面的作用，使得修佛度人兼具家国情怀成为中国佛教与南传佛教的重要区别之一。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朝代，不仅在政治和民族政策上表现得极为开放，对来华的异邦人士和外來文化也呈现出“海纳百川”的包容之势，各种外来宗教在这一时期纷纷传入中国。伊斯兰教自唐高宗登基第二年传入中国后就逐渐开启了中国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里中国穆斯林积极尝试用儒家学说诠释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元朝以后，中国穆斯林数量越来越多，他们把《古兰经》与儒家传统的忠孝理念结合起来并对其作了儒家化的注解，将信主和对国家的忠诚统一起来。阿拉伯人创立的原始伊斯兰教强调建立无国界的穆斯林共同体，国家意识和家族观念在他们的思想里并不突出;而家国意识却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明的核心元素，所以在中国伊斯兰教信徒意识里更加重要的是对家庭以及家庭聚合体（国家）的热爱，这是中国人文化基因里的家国情怀。基督教在中国境内传播也是始于唐朝，不过基督教中国化的发生却始于明末清初第一次“西学东渐”之际。当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将天主附会儒家思想，利用儒家思想论证天主教的教规教义。在利玛窦儒家化教义的吸引下，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批儒家士大夫先后受洗入教，成为中国第一代儒家基督徒，他们入教的初衷多是出于借助天主教纯化道德、富民强国的爱国热情，他们积极赋予天主教中国化的意义。比如受洗后的王徵曾尝试采用娶妾延嗣和过继侄子来解决“无后不孝”的问题，这些其实都是把天主教中国化的尝试。但在面对国家灭亡时，王徵再不顾及教徒身份毅然自杀尽节，这充分暴露了他会通儒耶的二元信仰里的忠孝为本的家国意识。徐光启等人虽然受洗入教，但他们仍然坚持祭天拜地、祭祖祀孔等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礼俗活动，天地代表着国家意识，祖先寓意着家族意识，孔子代表着文化意识，这些都是中国人家国情怀最典型的表现。
近代以来，为了救治内忧外患的国家，一大批仁人志士积极尝试把各种西方思想引入中国，从“开眼看世界”到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经过不断的碰撞与交融，逐渐实现了外来思想与中国社会的相对结合，前期是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中国近代化中的探索和尝试，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得到迅速传播和实践，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近代西方思想中国化的过程。在这期间，西方思想中国化经历了张之洞追求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中山提倡的“中西结合，天下为公”等阶段，无论是“师夷长技以自强”还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外来思想中国化的过程无不寄予着中国人民对民族独立、国家复兴的强烈期许。第一次大革命结束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不体现着共产党人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情大爱，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展现出来的理想追求，这就是流淌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血液里的家国情怀。中国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中国梦与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或者说中国梦本身就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的家国情怀。近代以来，数代中国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畏艰难、勇于牺牲，根植于民族文化血脉深处的家国情怀成为中华儿女最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综上所述，在两千多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外来思想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延续和不断更新的过程，中国人在接触和运用外来思想的过程中总会有意无意的将自己的家国情怀融入其中，使得家国情怀成为外来文化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2 家国情怀是外来思想中国化的方向
一直以来，家国情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和文化底色，成为炎黄子孙对华夏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宗奉。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文性为本的道德性文化，但同时也存在着比较淡薄的宗教观念，这让中国民众和社会既容易接纳外来文化，又不容易被外来文化裹挟和钳制，反而会把外来文化引导到自己家国为本的文化轨道上来，家国情怀是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基本方向。
事实证明，在任何时候家国情怀都能够极大地振奋士气、凝聚力量，成为中华民族历经无数绝境但终能岿然不败的精神支柱，它是建构中华民族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情感基础。近代以来尤其民国政权建立以后，国人的民族独立和国家自主意识明显加强，除了普通民众积极参与各项爱国运动之外，中国佛耶伊等各大宗教也都高举起爱国主义大旗，强调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大大增强了信教群众的国家认同感。民国初期，伴随着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持续加重，中国传统社会价值体系陷入困境，加之欧美文化的不断浸渗，许多人认为儒家传统价值系统完全失去意义，于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传统、反孔教”的思潮运动，力求建立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所有的人都盲目地站到了反对儒家的队伍当中，毕竟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自幼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所以，在这一时期还存在着这样一群人：他们一如既往地维护着儒家传统价值体系，他们依旧是儒家传统的坚定拥护者和践行者，但他们后来在与基督教接触的过程中经过仔细研究后发现中国儒家传统道德的价值理念与近世西方所倡导的基督教的普世价值并非完全相悖，甚至在许多地方可以相融相通、互相补充，转而又受洗入教。于是，他们紧抱着儒家的修齐治平接受了上帝天堂;他们既服膺儒家“内圣外王”的追求，又认信基督为精神信仰，这批人就是民国儒家基督徒。辛亥革命以后，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军阀派系混战不止，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利用教会加强对中国的控制，面对着被帝国主义列强裹挟的西方教会，当时中国的基督徒们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我们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基督徒，……如果我们不能爱我们看得见的祖国，我们怎能爱我们看不见的天国。”在爱国信念的驱动下，民国儒家基督徒理性地区分了作为侵略工具的西方教会和作为信仰的基督教，坚持以炽热的爱国热情抵制西方教会，努力摆脱西方教会势力对中国的控制。陈垣曾在文章中说道：“英敛之等人爱国爱教，愤外国传教士阻止教徒学问……又专播扬中国的缺点，抹杀中国的优点，所以他常刊印明末爱国天主教徒徐光启等所著书籍，广为传布……敛之发奋著书，提倡爱国，受到外籍教士的种种恐吓威胁，而无一点惧心。”可见，英敛之等人对西方宗教势力企图控制愚化中国教徒的行为深为反感，他希望以徐光启等前贤为鉴，积极构建中国教会独立的信仰品格。1917年，陶行知在南京高师双十节纪念会上发表演说：“要爱我们的民国……一个政权如果百姓没有爱国心，虽存必亡。”在演讲中陶行知勉励师生坚决抵制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为保卫民主革命的果实不惧牺牲。抗战时期，面对民族危机全国人民包括各宗教人士的民族团结意识空前高涨，他们纷纷将抗日救国上升为自觉行为，主动献身到保家卫国的抗战之中。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陶行知多次发表集会演说，呼吁基督徒要在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保家卫国，为抗击外敌不畏牺牲，他把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与耶稣殉道的精神结合成了中国式的抗战精神。在抗日战争中涌现了一大批为国捐躯的儒家基督徒烈士，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在卢沟桥事变中壮烈殉国的佟麟阁将军，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舍身忘我，力倡宗教救国，最后壮烈捐躯。如果说基督信仰是基督徒对自我生命的一种超越，那么对于中国儒家基督徒来讲，他们身上还存在着一种更加重要的超越，那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甘愿牺牲自我生命。许多儒家基督徒在国家危难之际面对牺牲却丝毫不退缩，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还有比自己生命和宗教信仰更加高贵的东西，那就是中国人的国与家，这种可以超越自我生命的终极信仰就是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时至今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是国内全体中国民众的中国梦，也是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梦想;中国梦不仅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普通民众的共同理想，也是每一个爱国信教群众的家国情怀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外来思想的中国化，实质就是信奉人员的中国化，这就要求中国各个民族的各类群众都要对国家抱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自觉服从服务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国家最高利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抱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把外来思想同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做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中国公民。
参考文献
[1]陈垣.英敛之的爱国思想[N].光明日报，1951-4-2.
[2]陶行知.双十节纪念[A].陶行知全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235.
[3]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北京：中央政府门户网[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6-04/23/content_506728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