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达 廖令鹏
[摘要] 深圳经济特区的40年，是科技创新的40年，是企业家创新的40年。企业家创新精神是“深圳奇迹”的主要动力，是深圳成为高科技城市的“密码”。影响和促进企业家创新的因素，包括观念变革、产权制度、产业生态、协同创新、人才流动、法治环境、金融制度七个方面。深圳的经验表明，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企业家创新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法治环境，需要通过改革形成自由公平的竞争市场，需要发展教育和科技，通过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的互动，实现从模仿创新走向颠覆性创新。
[关键词] 深圳特区 制度创新 企业家创新精神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0）04-0073-06
[作者简介] 郭万达，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产业政策;廖令鹏，综合开发研究（中国·深圳）院办公室，研究方向：特区发展、科技创新。
经过40年的发展，深圳从一个边陲农业县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城市。2019年，深圳GDP达2.69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1.7万家，专利授权达16.66万件，占全国的6.4%，PCT国际专利申请1.75万件，占全国的28.7%。深圳经济特区40年的历史，是企业家创新和制度创新演进的历史。深圳诞生了一批世界级创新型企业，企业家创新精神是驱动“深圳奇迹”的主要动力。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什么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深圳企业和社会为什么充满活力？深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创新的企业家集聚？这是在纪念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有必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相关文献综述
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创新。国内外有关研究企业家的文献把企业家精神等同于创新精神。熊彼特最早系统论述了企业家精神，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大的活力和动力是企业家的创新。吴敬琏（2018）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和核心就是创新精神，创新可以提高企业效率，形成经济增长的动力。张维迎（2019）认为存在两种企业家精神，即套利型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创新型企业家当然有模仿性创新（改良创新）、颠覆性创新（破坏性创新），企业家创新精神体现在敢于打破现有的均衡，创造新的潜在均衡。
企业家创新精神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影响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因素有哪些？理论上有各种解释，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制度创新。特别是产权制度、专利制度、公共政策等制度的变革创新促进了企业家创新。威廉·鲍莫尔（2004）认为制度大大增强了企业家创新的激励，在不断演进的政策和法治的保证下，企业家生产性创新精神得以成长起来。张维迎（2010）认为制度和企业家创新精神是一种双向决定关系，即制度不仅决定企业家创新水平，企业家的活动对制度创新也发挥着作用。第二，区域文化。美国128公路60年代达到鼎盛，到了80年代日渐衰退。相反，硅谷却能持续保持创新活力。安纳利·萨克森宁（1999）认为这两个地区发展的鸿沟越来越大的原因之一是地区文化的差异，硅谷“自己动手”的创造性文化，敢于冒险、追求梦想、改造世界的信念，是128公路所缺乏的。第三，产业生态。丰富的产业生态是企业家创新的推动器和加速器，包括产业政策、产业配套以及产业本身的发展。阿伦·拉奥和皮埃罗·斯加鲁菲（2014）提出产业引发创新的观点，即一种产业引发另一种产业，从而激发企业家持续创新。第四，知识外溢。创新精神要在一个知识和信息丰富的环境中才能得以弘扬。如硅谷的整个教育、研究机构和产业公司体系构筑这一环境，孕育着创新和创意的各种知识，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大学与产业界的交流和互动对于硅谷创新的重要性已得到普遍认同。第五，政府规制。政府通过制定某种竞争政策以对阻碍创新的行为进行规制，为企业家创新创造空间。如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80年的《拜杜法案》等，催生了很多小企业和企业公司的创新活动。第六，企业家创新精神与企业家个人的经历、性格、知识积累也有关系。彼得·德鲁克（2010）认为企业家创新来源于意外的经历（意外的成功或者失败，意外的事件）、认知和情绪上的变化、新知识的聚合。
总体来看，影响企业家创新的核心因素是制度，包括法律规则、产权及对企业家创新有利的公共政策等正式制度，也包括行为准则、信息模式、信任关系和社交模式等这些非正式制度。
二、影响深圳企业家创新的七大因素
40年来，创新是深圳经济增长的动力，创新型企业是深圳市场经济的主体，创新精神是深圳企业家精神的特质。影响和推动企业家创新的主要因素约有七个方面。
（一）思想解放和观念变革，是深圳企业家创新精神形成的源动力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从解放思想、观念变革开始的。解放思想的本质就是人的解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使中国人从封闭禁锢的思想中走出来，为人们摆脱贫困、追求财富提供了动力。这也是深圳企业家创新精神形成的源动力。80年代初期和中期，深圳吸引了一大批企业家，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贫困，导致他们对于追求财富、改善生活有着强烈的愿望。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首先解放的思想就是对财富观念的变化。80年代蛇口工业区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新观念，在全国首创合同用工制度、超额提成的劳动报酬制度，招投标的市场竞争制度等，形成优胜劣汰、多劳多得的社会风气。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激发了企业家创新的热情和勇气，给企业家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创新，不仅关系到企业的生死攸关，也是企业家获取高额利润回报，快速提升财富和声望的方式。
（二）产权制度改革，成为深圳企业家创新的激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率先对产权制度进行改革，推行股权激励制度，有产者有恒心，企業家长期投入获得收益回报的制度确立，激励了企业家创新。1987年深圳出台《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在全国率先提出科技人员可以知识产权、专利、实物等作为财产权利入股创立科技企业，开创我国民营经济所有制改革的先河，为民营科技企业提供了“准生证”。1992年深圳被全国人大授予立法权后，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有限责任公司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支持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7年深圳出台《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暂行规定》，为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制度提供了制度保障。
90年代深圳率先实行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产权重组，为企业家创新提供了机会。如中兴通讯的所有制改革，为侯为贵这样的企业家提供了创新的平台。1993年中兴半导体公司产权重组，侯为贵与其他一批技术骨干出来创立了民营企业中兴维先通讯公司，并与航天部691厂等两家国营企业共同成立中兴通讯，确立“国有控股，授权（民营）经营”管理制度，即授予中兴维先通讯公司人、财、物经营权及灵活的決策权和利益回报。在这一制度的激励下，侯为贵率领中兴通讯5年左右就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60多种通信产品，并于1997年在深交所上市。2019年中兴通讯拥有全球专利申请量7.4万件，授权专利数量超过3.4万件，营业收入达907亿元，利润超过50亿元，成为全球电信市场的主导通信设备供应商之一。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于激励企业家创新也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知识产权为企业家创新构筑竞争壁垒，获得高额市场回报，激励企业家加大创新投入。深圳1984年就已出台《技术引进暂行规定》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比我国《专利法》的实施提早一年。90年代中期出台《无形资产评估办法》《技术入股管理办法》《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等，这些制度和举措在全国领先，并与国际规则接轨，有效应对“高新技术”产业化中遇到的专利、技术、分红、商业秘密等问题。我国加入WTO后，深圳围绕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专利保护、申请、运营、转化和市场监管等构建了全面的知识产权体系。
深圳实行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今天科技迭代加快、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环境中显得愈加重要。深圳一批新兴的创新型企业家，起初通过创新获得基础性的核心专利，通过核心技术再进一步延伸商业化所需的其他外围专利，迅速占据市场的制高点，合法性地创造财富。如汪滔2006年创立大疆创新时就在飞行系统和云平台这两个核心技术领域获得相关专利，2013年全球无人机市场爆发增长之际，基本完成了无人机外围技术专利的全球布局，2014年专利申请量爆发增长，达到2013年的7倍，这对大疆创新短时间内占领全球七成民用无人机市场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批创新企业的专利创造、布局与运营，其背后就是深圳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环境，以及政府知识产权部门的公共服务。
（三）移民文化和人才流动，为深圳企业家创新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本
移民的文化，多元的人口，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为深圳企业家创新提供了三次“人口红利”，使深圳的创新实现了从依靠劳动力的模仿式创新向依靠知识积累的科技创新转型。同时，深圳的移民文化也促进了知识的流动和碰撞，为企业家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环境。深圳是一个新兴移民城市，城市文化具有流动性、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等特点，这种文化加速了人才的汇聚、知识的碰撞和创新文化的传递。外地移民带来了不同的思想、资源、技术，形成技术创新领域的类似物理现象的“链式反应”——与经济学上的边际收益递减相反，创新产生的规模效益递增效应，又推动深圳企业家创新。
第一次人口红利是农民工红利，大量农民工进入深圳为企业家创新提供了劳动力支撑。第二次是大中专毕业生和工程师红利，技能型产业工人和专业工程师是创新的重要力量，正如硅谷的成功离不开企业家与工程师的协作。这一时期，深圳完善的劳动市场制度（合同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人才促进制度等）和高技术人才配套政策起到促进作用。相比发达国家，深圳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工程师不仅充沛，而且相对成本低，为企业家实施集成创新提供了基础性力量。第三次是留学生以及现在正拥抱的科学家红利，深圳推出“孔雀计划”等各项优惠和支持措施，从海外揽才到鼓励和吸引留学生来深圳创业，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人才支撑。深圳每年从海外招聘电子、网络、生物、医药、财经等领域的高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包括留学人员、海外大公司高级人才、大学实验室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吸引诺贝尔科学家及其团队来深圳建立实验室，这些国际化人才有助于深圳企业家开展与国际接轨的前沿性创新活动。
（四）金融市场为深圳企业家创新创业提供了金融支持
深圳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多元化的风险投资，为企业家在创业早期提供了金融支持，分散了创新风险。深圳从90年代开始建立并形成了包括深交所主板、创业板、中小板、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集聚了高新投、创新投、深担保、松禾资本以及前海基金等为代表的VC/PE机构。2019年深圳拥有VC/PE机构超过5万家，注册资本超3万亿元，机构数量和管理资本均占全国的1/3，是我国内地创投机构最活跃的地区之一。除了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政府资金的引导和支持也很重要，特别是对于那些资金需求不大的创新项目以及规模较小的初创型企业。深圳市政府也通过各种资金形式支持企业创新创业。深圳30多年来持续扩大科技三项经费规模，陆续设立了科技研发资金、软件产业发展资金、留学人员创业资金、产业技术进步资金、民营及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等诸多财政性专项资金;设立创投/风投引导基金;帮助企业家申请国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等。同时，加大金融政策供给，以制度保障金融支持企业创新，形成了良好的金融生态体系。如1998年出台政策面向全球吸引风险投资机构;2000年制定国内第一部关于创业投资的规章《创业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暂行规定》;2003年在创业投资处于低潮的时候颁布《创业投资条例》;2012年制定《深圳市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工作三年行动计划》及《关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的若干措施》等。
随着VC/PE行业发展，企业家创新特别是那些具有产业化运用前景的领先型发明创新，比较容易获得大规模、多元化的风险投资，在这方面，深圳无疑是“沃土”。如柔宇科技公司，从2012年创立后凭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柔性显示技术，在短短八年中获得近10轮VC/PE，成为全球瞩目的独角兽企业。可见，深圳活跃的VC/PE不仅为创新企业提供融资，还起到明显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加速企业家技术创新、产业化以及创新公司治理等。
（五）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为深圳企业家获得创新的空间
企业家创新需要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深圳政府放松管制的各种行为，使得政府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干预，把创新的空间让位于企业家。深圳从90年代开始推行依法行政，法治化程度走在全国的前列：1997年在全国率先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2013年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到现在实现了“三十证合一”，开办企业“零成本”;2018年出台《关于加大營商环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等。这些制度营造了优良的营商环境，降低了创业创新成本，提升了创新效率。
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使深圳各种类型的企业家，包括生产型企业家和非生产型企业家出现集聚效应。这两种类型的企业家创新在不同的时期出现角色转型，如万科，从贸易、制造业转向房地产;平安从金融集团转型为金融科技集团;富士康从单纯加工制造为主向工业互联和高科技拓展。深圳很多企业是“种植型”，在深圳长大，总部在深圳，市场在全球，如华为、迈瑞、比亚迪;也有一部分“移植型”的企业，发源在别的地方，发展和长大却在深圳，如华大基因、顺丰;还有已经发展的企业，把功能性总部放到深圳，不仅有跨国公司总部，也有国内企业总部，如微软、阿里巴巴、小米、字节跳动等。
（六）产业生态为企业家创新提供了配套能力
开放的产业生态，丰富的产业链，以及研发机构的相互支撑，为企业家创新提供了良好的产业配套能力。深圳经济特区选择了引领性和融合性非常强的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基础工业，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计算机、通信、微电子、光机电一体化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相关的集群，形成了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和产业生态，具有强大而快捷的配套优势。2004年，深圳拥有计算机上下游相关企业约3000多家，生产除芯片外几乎所有的计算机零组件，这样的硬件配套能力除了高效服务计算机行业，还推动深圳形成消费电子、通讯设备、存储、手机、软件、智能装备等重要生产基地。深圳这种电子信息产业集聚、产业链配套，一方面为企业家创新组合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促进了市场竞争，倒逼企业家创新。此外，丰富的产业生态使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最大程度地共享劳动力、技术、知识、信息和部分配套市场，激发浪潮式的技术创新。
（七）协同的创新体系为企业家提供机会和平台
一个区域内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不同维度的知识、人才、技术和资源等的协同，大型产业企业与初创企业的协同，产业界、大学和研发机构的协同，企业外部与内部的协同，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完善的协同创新体系，这一区域就容易成为企业家创新的“栖息地”，结果至少产生两种优势，一是速度，包括创新的速度、进入市场的速度等，二是知识分享和进步，形成创新推动新的创新。
大学、研究机构与产业界的协同。深圳陆续建立了虚拟大学园、深港产学研基地，与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等学府合作创办研究生院及其基础研究实验室，建立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鹏城实验室、深圳湾实验室、国家基因库、国家超算中心、未来网络实验室，以及诺贝尔科学家实验室等一批新型科研机构——这些高层次的创新平台与产业和企业界形成双向协同，为企业家创新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创新资源，推动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如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构建了“科研、教育、产业、资本”四位一体的微创新体系，既开展集成技术、人工智能、脑科学、合成生物学、材料学等领域基础研究与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又推进科研成果和技术的转移转化，布局建设企业育成中心。截至2019年，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累计与华为、中兴、创维、腾讯等知名企业签订工业委托开发及成果转化合同逾700个，合作开展产学研项目申报超过800个;支撑溢出创新机构9个，与比亚迪、深信服等46家企业联合招收博士后、共建联合实验室;牵头组建深圳机器人、北斗、海洋产业联盟;在深圳、上海布局企业育成中心，育成企业总计968家，参股公司263家。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与企业家创新的这种协同和促进，不亚于硅谷的斯坦福大学。
产业之间的协同，特别是头部企业和产业之间的协同。这种协同既有保护市场的需要，又可能获得占据该产业领域价值的机会，使企业家创新以更快的速度进入市场，成果转化率高，产业化快，减少失败，同时也能正向激发企业家精神。富士康、华为等这些“链主型企业”创新的背后，有大量不同细分领域的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与之互动。王来春创立发展立讯精密工业公司就得益于其与富士康的协同，其离开富士康后创办立讯精密，进行连接器的生产制造，但立讯精密并没有完全脱离富士康，而是在其支持下形成紧密协同，通过富士康的零部件组装将自己的产品应用于国际知名品牌。2004—2019年十多年间立讯精密对富士康的销售额占其总销售额维持在50%左右。立讯精密还在深圳、昆山、苏州、烟台以及台湾地区建立工厂或者公司，配合服务当地富士康的生产布局。此外，立讯精密的生产管理制度、企业文化理念也都仿照富士康，其受富士康影响很深。
企业家创新与市场的协同。消费电子企业与消费者最近，他们要时刻与市场和消费者保持同步，预测消费趋势，以最快的速度研发新产品，占领市场先机。创维集团之所以能在竞争白热化的家电行业保持领先地位，在于其能敏锐洞察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与市场紧密协同，快速产品迭代，倡导新的消费观念。1998年创维集团在国内率先推出多媒体电视，此后2004—2019年间，陆续推出平板液晶电视、高清电视、健康电视、3D电视、云电视、OLED电视、智能电视等，引导和满足市场新需求，经营业绩从2004年不到100亿元持续增长到2019年的372亿元。
企业内部的协同。在企业转型变革时期，企业家与员工的内部协同创新，更能形成一致的目标和内部利益共同体，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为企业家的创新造就内部动力。2002年顺丰摒弃传统的加盟商模式，不再依靠外部的第三方加盟商，而是首开快递行业直营+计件工资制，在企业内部通过设计精细化的多劳多得计提工资制度，研发智慧物流、终端收派智能化等大数据技术，使收派员与顺丰之间在共享企业品牌、制度、技术、平台的基础上，形成超越雇佣关系而接近于合伙制的协同，这种制度保证了一线员工的高收入，提升了他们的积极性和服务质量。这一时期，顺丰进入了航空速递领域，件小、量大和速度都面临新的市场需求，计件工资制催生了大量能动性强的年轻派送员，正好契合了顺丰的新业务。可见，协同创新并非只发生在外部，对于服务创新型企业，内部协同也十分关键。
三、总 结
深圳经济特区40年的发展，是七大因素促进企业家创新的历史，而制度创新对企业家创新起着关键作用。
第一，解放思想是企业家创新的动力源泉。在各种生产要素市场中，“思想”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解放思想就是解放“生产力”。“思想市场”也是重要的要素市场，需要继续培育和发展。那些充满创新精神的民营企业家，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观念变革带来的源动力驱动下，为了摆脱贫困、创造财富，敢冒风险，打破既有的均衡，利用各种资源和条件进行“颠覆地破坏”，甚至在失败之后仍然不折不挠，持续推动创新。华为、比亚迪、腾讯等企业能在多年竞争激烈的市场丛林中走出一条成功之路，可以说，没有任正非、王传福、马化腾他们那种企业家创新精神，就不会有世界一流企业的存在。在当前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时期，仍需要坚持解放思想，以开放拥抱世界，更要注重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
第二，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技术是创新的基础力量，而制度是创新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好的制度或者一套相对完善而适宜的制度体系，能激励企业家持续创新;一个不好的制度或者与创新规律相悖的制度，可能摧毁企业家创新精神，甚至对整体区域的创新造成巨大打击。相较于西方企业家的时间和精力主要花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从事商业创新，中国企业家仍然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
深圳40年的经验表明，制度创新就是政府要给企业家放权，要给企业家让渡资源，给企业家更大的“空间”，这样的制度创新在一定时期比技术创新更重要。一句话，政府要做好公共服务，给企业家稳定的政策预期。
第三，企业家创新精神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以及政府的改革。深圳激发企业家创新，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如特区建立初期，政府主要发展商品市场并进行要素市场改革，着力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由市场引导创新。在深圳高新技术快速发展时期，政府进一步放松管制，简政放权，降低交易成本，同时提升产业配套水平，有重点地扶持战略性产业，营造积极的国际交流氛围，鼓励和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在加快自主创新过程中，深圳在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中小企业发展、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工作等方面加强立法，完善法治环境，为企业家创新创造公平环境，提振他们的信心。总之，企业家创新精神对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能起多大作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改革的力度。
第四，企业家创新精神需要教育和科技的发展，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互动，才能从模仿创新走向颠覆性创新。深圳经济特区早期有的企业从技术引进吸收起步而仅仅停留在模仿创新阶段;有的只是代工收取加工费，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有的吝于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长期依靠企业家一人的能力维持发展，他们最后都退出历史舞台，或者由生产性企业转型为非生产性企业，靠资源租售、政府许可及财政扶持生存。同时，也有许多企业家注重积累人才优势，以各种激励引进工程师甚至科学家，许多创新型企业家本身就是工程师或科学家，他们最后都在前沿创新领域形成了竞争优势。这也是深圳近十多年来大力发展研究型大学、实验室、新型研究机构来培养工程师，引进科学家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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