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中国的国家哀悼日。此时,当一条消息从众多因地震而蒙上黑纱的新闻网站上赫然跳出时,人们流露出了更多的悲伤――当晚7点25分,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在巴塞罗那病逝。
第二天,纳达尔等体坛名将为其抬棺,卡洛斯国王和索菲娅王后、摩纳哥阿尔贝王储、罗格夫妇、中国驻西班牙大使朱邦造等300多位贵宾出席了在巴塞罗那大教堂举行的萨翁葬礼。萨马兰奇的灵柩上覆盖着奥运五环旗,可谓备极哀荣。
而中国的电视屏幕上此时再一次重复2001年莫斯科的那一幕,那个画面早已深深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之中。一同铭刻的,是那位用标准的发音读出“北京”名字的银发老人。
这位银发老人在国际奥委会主席任上21年,仅次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而他身后,再无人能与他比肩――新的规则下,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最长任期不得超过12年。
然而正如作为法国“爱国者”的顾拜旦,后来还成为了德国纳粹政权的拥护者那样,萨马兰奇这位高度“商业化”的“政治家”,其一生也充满了各种鲜为人知的矛盾与复杂,但也只有他能够使自己浸淫在“奥林匹克精神”的光环下,轻轻抹去那些只能束缚常人的“蛛丝”,洗净世间纷杂的物议,赢得全世界政要和民众的爱戴。
谁人年少不轻狂
萨马兰奇其实不叫萨马兰奇。
在纯正西班牙语中,他名字的读音不应有“奇”,只是在中国、韩国等国家,人们习惯根据英语发音译为“萨马兰奇”。汉城奥运之前,萨马兰奇曾经多次访问韩国,“我被他们拼读我姓名的方式逗乐了,听上去像是‘萨马兰奇先生’”,在自传《奥林匹克回忆》中,他曾不无开心地写道。
少年时的萨马兰奇同样不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个谨言慎行的萨马兰奇。
1936年佛朗哥武装叛乱后,叛军在布尔戈斯成立政府,西班牙内战爆发。学校停课、工厂倒闭、商店关门,整个巴塞罗那乱成了一锅粥。
正处在叛逆期的萨马兰奇整天无所事事,家境富裕的他很快就和一群纨绔子弟混在一起,迷上了一种凌驾于生命之上的运动――飙车。
当没有尽头的柏油公路飞快向自己扑来,茂盛的林木箭一般向后射去,萨马兰奇尝到一种疯狂的潇洒和速度的魔力。他经常驾驶着戈迪亚牌跑车和朋友飞驰于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之间,700公里的距离,他仅用三个半小时就能跑完全程。
肾上腺素疯狂分泌的同时,死神也在不期然间悄然来到。一天,还是在巴塞罗那到马德里的公路上,萨马兰奇从后视镜中看到好友塞瓦洛斯驾驶着法拉利轿车追了上来。他将油门踩到底也无法再保持领先,只好眼睁睁看着那团红云从身边掠过,两车相交的瞬间,塞瓦洛斯甚至还不无炫耀地甩甩手送给他一个飞吻。
几分钟后,一场惨烈的车祸发生了,塞瓦洛斯的法拉利因为速度太快和迎面驶来的一辆吉普车相撞,刚才还意气风发的少年,瞬间变成了一堆扭曲金属中血肉模糊的躯体。这一切,都发生在萨马兰奇眼前。
如果座驾的性能再好上那么一点点,以萨马兰奇不服输的个性,流淌在黑色柏油路面上的,很可能就是他的鲜血。自此,萨马兰奇再也没有尝试过这项死亡运动。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萨马兰奇很快浪子回头,并在商海中初露锋芒。事业有成的他开始出入巴塞罗那各个名流组成的社交中心。
当时的萨马兰奇,二十出头,风流多金,自然走到哪儿都是姑娘们目光的焦点。他细致的办事风格从那时就可见一斑:不厌其烦地为熟悉的姑娘一一建立档案,每人的卡片上都详细记录了生日、教名、爱好、约会次数、曾经赠送的礼物等。
这样的卡片,萨马兰奇21岁时就有了40张。这一切都和我们耳熟能详的长者形象大相径庭,只是,谁没有年少过呢?
师从佛朗哥?
与其年少轻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萨马兰奇对商业主义和政治手腕极度理性的运用。奥运会跟商业挂钩,早在创办伊始就已经发端。1900年和1904年的奥运会,是世界博览会的一部分。
而据史家钩沉,作为一名法国贵族,现代奥运的创办人皮埃尔・德・顾拜旦“恢复”奥林匹克运动的初衷,并不是要创办一个全民参与的体育运动盛会,而是为了搞一个让游手好闲的富裕人家和军官阶层消遣的小圈子活动。贵族出身的顾拜旦认为低下阶级的人无法掌握“公平竞赛”的概念,甚至以“反传统”为由极力反对女性参加奥运会。
顾拜旦对国际奥委会组织方式的设计是“贵族精英式”或者“元老院式”,充满了对民族国家的不信任,对民主原则的鄙视。
萨马兰奇在西班牙佛朗哥独裁政权统治期间,担任佛朗哥政权的体育部长。20世纪60年代,在萨马兰奇的帮助下,体育用品公司阿迪达斯获得合同,由西班牙监狱囚犯生产黑白足球。佛朗哥法西斯政权的监狱劳动生产,被称为是今天全球化血汗工厂的原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奥运会的商业化突飞猛进。在萨马兰奇的力排众议之下,职业运动员获准参加奥运会,奥运会的标志开始跟各大财团的商标并列。奥运会从此变成一门大生意。
媒体评论他说,萨马兰奇就像一个精明的CEO,将1980年接手时不到20万美元资金的组织变成了价值近百亿的伟大企业。他出售奥运会电视转播权、发展TOP赞助商计划、设计门票出售方式和“衍生纪念品”产业。
很多人批评萨马兰奇让商业侵入奥运,使奥林匹克精神变得不纯粹,但另一方面,商业不仅让奥委会变得有钱,同时也可以赞助那些没有资金支持运动员参赛的穷国。商业化之于奥运有如一个悖论,就像萨翁所言“没有商业的帮助,奥林匹克运动将走向死亡”。
萨马兰奇不仅是个纺织商人、运动员,同时也是个政治家,他担任过议员、西班牙驻前苏联大使。他是佛朗哥威权主义统治时代的官员,也是西班牙民主化转型的见证人。机缘凑巧,在他接手之前,国际奥委会也在风口浪尖等待一种转型力量的崛起。
从萨马兰奇身上,也有人看到了某种佛朗哥的影子。
尽管佛朗哥曾是一个杀戮者,但并不是僵硬的法西斯主义者,他喜欢精英式独裁,他不仅挑选长枪党(法西斯组织)的朋友,也挑选非长枪党人入内阁,他吸纳保皇派和非保皇派、亲英派和亲德派的精英加盟。而在外交领域上,二战时佛朗哥亲德,但并不残害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没有妨碍他的利益;美国战争获胜,他迎合美式自由主义放松社会控制;而前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咄咄逼人,他则强调东西方“共存与缓和”,顶住西方阵营压力,同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同样,佛朗哥在经济转型后,让王储胡安・卡洛斯回国,为死后民主化路线“铺垫”。
在评论者眼中,“佛朗哥主义”是一种对实用主义的迷恋和对陈旧意识形态的“超越主义”,进而“蜕变”为一种改革主义。萨马兰奇是这样评价独裁者佛朗哥的――“他也为国家做对了很多事”。
所以萨翁所做的一切就变得更好理解:“超越主义”让萨马兰奇在汉城奥运会之前说服了前苏联和东德,避免此前两届“抵制行径”的蔓延;“实用主义”让萨马兰奇暂时容忍了东德的兴奋剂丑闻;他迅速让废除“种族隔离”的南非回归奥林匹克;他让朝鲜和韩国一起出现在悉尼奥运会。他也可以暂时隐忍腐败,放弃好恶,增选非洲敌对官吏入奥委会,为的是不至于剪断在非洲的“五环旗风筝”。为了扩大商业利益,他允许职业选手进入。为了吸引国家承办,他给予举办者扩大赛事项目的权力;而“盐湖城丑闻”之后,萨马兰奇对奥委会的改革也带有强烈的“佛朗哥式”的痕迹。
朋友走好
萨马兰奇的遗体在丧礼结束后被火化,他的骨灰将安葬在巴塞罗那的蒙锥克山上。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主体育场就在蒙锥克山上,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巴塞罗那。萨马兰奇将与奥林匹克体育场为邻,永远注视着他的家乡巴塞罗那,也注视着一个待他如家人的东方国度。
回首萨马兰奇近90年的人生,各种各样的标签俯仰皆是,既有对奥林匹克重铸辉煌的赞颂,也有对诸如盐湖城之类丑闻的诟病。而在这种种标签之中,他最乐意接受的标签上只有两个字:朋友,中国人的朋友。
有人已经将萨翁和白求恩联系到了一起,用那个熟悉的句式表达是:萨马兰奇同志是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90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奥林匹克事业,受国际奥委会的派遣,不远万里,多次来到中国。
电影《大腕》里,葛优连比带蒙地对另一个白发老人说出这样一席话,他的英语发音远远没有那么标准:“中国人,70岁以上老人去世,是个,好的结束,每个人都喝酒、干杯……”
当这团曾经闪耀过巨大光辉的圣火熄灭,我们眼前的,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老朋友慢慢离去的背影。他离去的方式,用中国人的话说,叫做――喜丧。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