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有出世与入世的自我定义,在老合父子身上,这种出世与入世的分野更显其趣。在最动乱的时代,老合写尽人间的沧桑,自己却跳出沧桑之外;而舒乙则在最和平的时代,活跃在对父亲的怀念中。
君子可以欺之以方
作为一名作家,老舍是京派文化的代表人物,其作品无不彰显出一种对人世细微生活的绵密观察。老合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成就,无论是纯文学派的学院体系,还是民俗派的电视剧作,都有极高的普及率,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
老合原名舒庆春,字合予,满族人。生于北京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缺少父亲撑腰的孩子,自小对世事格外敏感。其本人的性情,则始终平和淡然,在他身上,少有文人的贵气,更多的是市井间的生活气。
20世纪50年代末,有出版社出了一版《鲁迅全集》,新华书店第一天发售,老舍自己就去买了一套回来,看其中一册的时候,忽然喊来儿子舒乙,“你看,鲁迅先生骂我呢!”语气里并非恼怒,反倒是惊喜……老舍极崇拜鲁迅,始终觉得即使是被批评,也是重要的,起码人过鲁迅先生的眼。何况,鲁迅其实没有骂老舍,只是说他文章的地方味儿太浓。谁想到这京腔京韵的地方味,竞成为老舍一生作品的最大特点。
解放前老舍很出世,解放后,却成为人民的作家,很少过多考虑物质生活。1942年8月,老舍先生写过一篇叫做《艺术与木匠》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做文艺写家,我绝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做木匠、瓦匠或做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他在给妻了的一封信里,谈到对孩子们的希望时也写道:
“我想,他们不必非人大学不可。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你说是不是?”
然而,这个世界很大,并非一个文人自己可以选择人世还是出世……1966年8月“文革”来袭,67岁的老舍最终选择了离开。
那一年,苏联留学归来的舒乙在雨中独自为父亲守灵。
与父逆行
原来的舒乙,其实是那种刻意与父亲南辕北辙的儿子。
许多人在介绍舒乙时,少不了说“这是老合先生的儿子”。这时,舒乙往往有些无奈。舒乙承认:“作为准的儿子并不重要,一个人靠吃父辈的饭,是不可能在社会上站住脚的。父亲是大作家,母亲是画家,当老合先生的儿子,自然有种压力,要常提醒自己再努力一些,要夹着尾巴做人。”
事实上,舒乙确实夹着尾巴做人好多年。
舒乙最初从事木材业,从前到后与木材打了将近三卜年的交道。好像真的像老舍期待一样,做了一个成功的木匠。直到这些年,才开始越来越多地怀念并追随自己的父亲。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与骆驼祥子同岁。”
1935年,舒乙生于青岛。第二年暑假,老舍辞去了山东大学的教职,开始了他自由作家的生涯。对小时候的舒乙来说,家里就是父亲的工作室。只要老舍在写作,他从不出声。
不过,在这个家庭里,并不乏北京人特有的幽默。老合一家五口,只有老舍和舒乙是男人,舒乙说:
“我那时候调皮,不爱撒尿,憋着,妈妈非常着急,怕我尿裤子,就把爸爸招来做示范,而只有父亲做了示范,我才会乖乖照做……”
舒乙一点点地见证了老舍的老去。从苏联留学回来时,舒乙从火车上下来,老舍突然把手伸出来――舒乙,你好。舒乙吓了一大跳,因为在以前,在家里,老舍永远是叫他的小名,小乙。
从那一次的父子第一次握手,舒乙方知道自己在父亲的眼中,是大人了,要独自肩负人生了。舒乙婚礼时,收到老舍送的“勤俭持家健康是福”八个大字,落款处不写父亲,也不写爸爸,而是很郑重地写上自己的名字――老舍。
老合故去的多年以后,舒乙终于成了一名作家。
1978年,舒乙开始文学创作,首篇作品《老舍的童年》在《人民日报》连载。1984年,舒乙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参加筹备中国现代文学馆。1985年文学馆开馆后,历任副馆长、常务副馆长。1995年开始绘画,没有师从任何画派,用自己的方法绘画,先后举办了12次画展。
与老舍当年对他成为一个木匠的期待相比,走入文坛的舒乙,究竟是从父亲的光环下走了出来,还是又绕了回去,世人各有玩味。
只不过,比起老舍出世,最终却被名分所累。舒乙的人世,则更顺风顺水。
舒乙曾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15年,全国政协委员10年,参政议政时提案的主要课题,便是“保护文物”。
他参加各种调研活动,亲自从运河源头走到河尾考察,曾写《京杭大运河,残缺的辉煌》、《隋唐大运河,地下的辉煌》《江南运河,水乡的辉煌》三篇考察实录。
如果说,老舍的文字记录了世态的点滴,从心灵深处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人们对生活的选择,那么,舒乙则是通过自身的努力,以主观的力量,有效地影响着客观的进程。
老舍与舒乙,父子两代人,都是北京文坛的代表人物,代表着两个时代的文人的不同选择。究竟是在文字中雕刻细致的生活,而远离世事,还是在修身养性的同时,投身于社会活动中去,在不同的时代,父子做出了各自不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