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虎平
窗外是潮湿的路，漫漶的雨水向着秋日的方向步步紧逼。一道闪电，划过黑夜的锋利触角，我感到了少有的虚弱和恐慌。少年时，我对双手充满了好奇。我曾经无数次举起它们，或握紧拳头，仔细地观察这双在我看来，全身上下最为神秘的肢体器官。有时，它们呈现出软弱和忍让，有时，又呈现出力量和刚强。由此令我想起许多侠义之事，比如，一身中山装的林觉民手执步枪，怀揣炸弹闯入广州总督衙门的时候，让我想到快意恩仇的江湖大侠。还有那个元初的侠士王著，杀死宰相阿合马，同伴劝他快逃，他却镇定地对禁军士兵说，吾为天下人除害，死而无憾。还有一个侠士更为惨烈，那就是侠客聂政，他以孝亲侠义闻名。为感大臣严仲子以百金为母祝寿之恩，只身仗剑刺杀侠累，然后挖眼、毁面，剖腹自杀，以免连累姐姐。
年纪稍长，内心的英雄崇拜犹如火苗，节节攀高。不仅仅是我，与我同龄的孩子，都有过如此这般的一段英雄记忆。正在街上走着，忽从街巷深处冲出一队人马，十二三岁的半大小子，手里操着棍棒，嘴里喊着冲啊、冲啊！有的喊着电影里的台词，只不过他们都记错了，搞得张冠李戴而已。
当时，最流行的说法叫混搭：“喂，喂，长江、长江，我是王成，我是王成。”“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垒起七星灶，全凭嘴一张。”这些自然是孩子们的游戏，也掺杂了小小的博弈。然而，大人的游戏当真成了血淋淋的搏杀。有一年，父亲要进城，有消息灵通者劝告父亲：“你不要命了，两派斗起来了，城门楼都架起了枪！”
那年月，即使一家人当中，也有猜忌和斗争。也不知为何，我很迷恋火，这一种奇怪的嗜好，类似返祖式的固执与魔怔。生活让我谨小慎微，胆小怕事，我甚至对猫呀狗呀老鼠呀，也会产生莫名的恐惧。有人说，抵御内心的恐惧，需要自身的强悍。我开始练习拳脚，首先是腿功。买不起沙袋，将一条屁股磨破了洞的裤子剪下双腿，灌满沙子，用线缝起来，就是沙袋。只有在上学路上，我把沙袋缠在小腿肚。就这样，蒙混了半年，也没被母亲发现。一天，母亲找那条裤子，我说破了。母亲说拿来她要缝补。我说在柜子里。母亲翻箱倒柜，愣是找不出那件被我做了沙袋的裤子。很长时间，我为此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春节，母亲为我们做新衣服时，又提起那条裤子，我心里不由一紧，好在她老人家没再过多往下说，我算是躲过了一劫。
其次就是练手劲。我家前后院子的树，几乎都被我掌劈过。当然，我的功力远不及武侠小说写的那样，掌如风、疾如雨，或腰斩了树身，或劈开了树皮，粗糙的树桩反而硌破了我的手掌。好多次，我都是满手血污，或者带着紫斑，被父母揪着耳朵训斥。母亲最是严厉，生活中，总爱发脾气，很难露出笑意。我喜欢绘画，她二话不说，把我画的画一把撕碎了。她从来不喜欢给窗子贴窗花，给墙上贴年画。现在想想，那时的母亲，不知承受了多大压力，心里不知装了多少苦水和恐慌。母亲好像对什么都没兴趣，她的兴趣只停留在农活和家务上。她一刻也不闲下来。放学了，我也得随她投入到烦琐的劳动中，锄草、间苗、拢沟、灌溉。
接下来是铁砂掌。一部《少林寺》，铁砂掌成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几乎所有青春少年的武术时尚。一个脸盆，撮一盆沙子，成为练铁砂掌的器械。你很难想象，我对铁砂掌着迷到什么程度。那时，我看到什么都想插，在地里拔猪草对着土插;在河里游泳，对着水插。现在想来，真是荒唐。不过，在练习铁砂掌的问题上，我看出了自己的毅力。一天，因过于沉迷练铁砂掌，而疏忽了太阳已奔往西天。
这可怎么办？肯定要遭母亲训斥了。我急忙弯下腰，拼命割草，而荆条筐却像一个大肚罗汉，总是吃不饱。如血的残阳，在西天犹豫不决。一只乌鸦在头顶盘旋，我怕它发出凄厉的叫声，但它还是叫了，叫得狂妄而恣肆。不祥的叫声，让我恐惧。当我跨进门的时候，我发现全家人都很忙乱，原来祖母病危了。我跑到院子中间，对着盘旋的乌鸦大声喝骂。可恶的乌鸦，让人诅咒的乌鸦！我喊了好久，嗓子喊哑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祖母奇迹般好了起来，她用柔弱的手，抚摸着我的头，我的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十三岁那年，我考入细柳中学。父亲成为西安一家私营木器厂的学徒。解放初期，纺织厂在乡村招工，母亲也进了城。我的父母亲都是普通工人，他们虽跳出了“龙门”，微薄的工资却养活不了一大家子人。1962年，他们相继返乡回到了农村，一来是响应职工大返乡政策，二来，毕竟在农村还能分得一亩三分地的口粮。
说来也怪，母亲名字里有个“绵”字，她做了一名纺织工人;父亲名字里有个“林”字，便做了木匠。我不知道这是否冥冥中的定数。祖母对我的教育，多有迷信。院中柿子树挂果的时候，祖母不让用手指。前不久，跟几个同学去终南山玩耍，在一个山民家，看到院子里有几棵柿子树，聊天中，说到这样的话，同学称他们家大人也不让用手指指着，这虽然没有任何依据，但我至今还是不会伸手去指树上的柿果。就像不能说出父母的名讳一样。
说起来也算是凑巧，前段时间，忽然遇到邻村乡党李明启，他在北京做设计，自称读了我不少文章，勾起了他对家乡的回忆。他问起我一个名叫阿强的发小，居然是他初中的班主任。那时，我和阿强天天一起玩，但不知什么原因，玩着玩着就恼了，就吵了。他比我个子高，身强体壮，骑在我身上，像骑马一样。他挥起双拳，一拳一拳打在我身上，像落下的重锤。我一边挣扎一边抡起双拳，到底有几拳打上了他，我也不記得。其实，孩童之间的打斗，本来也没什么，但他母亲找到我家，声色俱厉地说，我儿子今天中午吃的是肉饺子，你知道吗？你担得起吗？他母亲兴师问罪的时候，我和阿强就躲在我家后院的柴房里，大气都不敢出。
我母亲正慌神呢，阿强却拉着我去掏鸟雀了。
北方冬日，夜幕降临得早一些，我和小伙伴们在月光下，玩打仗。嘿嘿哈哈地喊，像少林寺的武僧。我们的声音清脆爽朗，整个村子都能听到。母亲叹气说，这孩子往后怎么办？
关于这个，曾经有一个算卦的婆子给我和我哥指出了人生未来的方向。她说我哥将来做教书先生，说我将来吃公家饭。虽然我哥后来因工资待遇问题，辞职回家，毕竟也做了几年民办老师。
就在上个周末，我回家看母亲，嫂子一脸兴奋，她告诉我，因我哥做了4年多的乡村教师，镇政府正在给他办理养老待遇。我哥三岁时，身体不好，落下后遗症，但他心高气傲。辞职后，先是养鸡养兔，因为瘟疫，兔子和鸡死了一大片;又养鸽子，不知被谁放了毒药。后来，他还干脆摆摊修鞋，修鞋的活儿脏是脏，毕竟是正经营生。其间，他还写了一部长篇武侠小说，遗憾的是没有出版;他又开始练书法，前后练了三十多年，但也仅限于做个乡村书法家。谁家有红白喜事，必请他做账房先生，书写礼单。过春节的时候，家家门楣上的对联，也是他的大手笔。我春节回家，我哥要是写不过来，有人也让我写。我推辞不过，就划拉几笔，但与我哥的字比起来，就是小巫见了大巫。不过，村人不是很计较，总是高高兴兴拿着回家了。
最让我动容的还是侠客，比如荆轲刺秦王，他们的侠义肝胆不知是为谁？他们愿意赴汤蹈火，愿以死换生，将死置之度外，不由令人慨叹唏嘘。我崇拜嵇康，曾写过一篇名叫《广陵绝响》的文章，就是关于嵇康与广陵散的故事。我真想不明白，一个即将被砍头的人，竟能如此冷静沉稳，把一曲凄美的音乐，弹出了旷世绝响。
有关侠客的记忆，先是电影里的英雄形象，后来有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总习惯模仿武侠小说里的人物，嘿嘿哈哈地喊一气、闹一气。模仿是孩子的本能，尤其是模仿侠客。那时，看到电影里的侠客扎着头巾，我悄悄把父亲早年在西安工作时的一条围巾缠裹在自己头上，这样的装扮，也许与农村的环境格格不入。可是，父亲却拒绝把那条围巾送给我或者我哥。有一次，母亲提出了这个要求，父亲却瞪着眼睛，只吐出两个字：休想！这条围巾，一定藏着父亲的一段什么故事吧？我还将父亲的长衫当袍子，把桌布当披风，将草帽剪掉宽边，再将顶部捏出棱角来，当作侠客的礼帽。
母亲发现我剪坏了草帽，气得肺都要炸了，操起笤帚追打我。
侠客仗义，出言必信。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说：“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侠客大多独来独往，如世外高人。
往往，模仿的时候，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故意呼朋唤友，显摆。我们当着众人的面说谁谁像谁，谁谁又像谁。装扮不像的，就回家重新找行头，有的家里找不出像样的道具，只好看着别人的一身装扮流口水。我们几个聚会，也有接头暗号。无论多晚，只要一声“水鸟”叫，不大工夫，一大群伙伴就会聚拢起来。然后用《沙家浜》里的“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对答，如此准备完毕之后，带了弹弓、红缨枪，或者木棍，去和外村的小伙子们打架。我们村子大，人多势众。只要我们一出现，其他村里那些所谓的侠客，个个都成了“王连举”“蒲志高”。
我们也优待俘虏，给他们分发“武器”，比如，分配剩下的弹弓，自制的火枪，还有削尖头的木棍等等。对于投降的人，我有点瞧不起他们，总是认为，叛徒早晚会出卖自己的弟兄。但是，下店村的王观，让我佩服。他从不低眉顺眼向谁讨好，有谁做了叛徒，他就悻悻地回家了。我们这边有人发狠，大声骂和威胁他，他权当耳旁风。我佩服他，正是因为他有骨气，像电影里的共产党员，有气节。
事有凑巧的是，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俩分在一个班，我们之间便保持着亲近的关系。
王观脸上的青春痘大规模爆发，是从他父亲的一耳光开始的。王观偷摘了邻家的一颗青苹果，被他父亲狠狠地扇了一耳光，脸上的五个红指印，胎痣一般，七八天没褪去，痘痘也成批、成批爬满他那张红润的脸庞。
王观是宋绮云（即宋元培，中共党员。1929年由组织派到杨虎城军部工作，任中共西北特支委员、《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西安事变前后对杨虎城部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1949年被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戴笠警卫室）的护卫官王迁升的外孙，他大智又大愚，大拙又大巧。
所谓的护卫官，就是贴身保镖。王迁升曾经被父母送去少林寺学艺，功夫了得，赤手空拳七八个壮汉近不了他身。他有一个结拜兄弟叫刘勇。他们俩一个是我们村西头王家的二小子，一个是南门刘家的大小子。王迁升拳脚了得，被宋绮云相中，做了贴身保镖，而刘勇却走了黑道，专做偷鸡摸狗的事。不过他也有过一次义举，因叛徒告密，宋绮云在我们蒲庄村里被抓，特务把他五花大绑押往西安城的时候，刘勇和王迁升一路悄悄跟踪，希望能在半途劫掉囚车，但因人少势弱，加之特务的枪硬，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宋绮云被特务送走了。
村人说，要是那次成功了，解放初，刘勇就不会做土匪被镇压了。当然，村人有村人的认知，合不合乎规矩，倒是其次。王观随舅爷学了几手三脚猫的功夫。他坚决不做“王连举”“蒲志高”，事实上，谁也没见王观露過两手，大多只是听说。我让王观摔打摔打几下，他只是笑笑，催急了，最多拉个大顶，蹲个马步，真的没什么稀奇。
我对戏曲也有点天赋。蒲庄西头有一座古戏楼，那年月只唱样板戏。几年下来，《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这些戏词没有一出是我拿不下来的。先不说大戏，就是那时的三句半、快板书，至今还能对出不少。再说戏联吧，就是戏楼两边木柱上刻的对联。那副戏联是行草阳刻，字体遒劲，粗拙有力。破“四旧”时，被人用刀刮过，但苍劲的字迹还清晰可见。上联是：台上作戏台下看戏尽是逢场作戏;下联是：台上装人台下整人皆为双面之人。当我能完全参透那二十八个字的时候，心底不由一惊，感觉世事虽纷繁，但我和你、你和他、他和更多的人，我们这一辈子啊，全被这副对联道出了本真。
人说少年不知愁滋味，那时的我，轻狂得可以，哪里会对着一副戏联一想再想？时光的确飞快，一瞬间便像满脸皱褶的老妇。那年，我已升入高中，记忆至此告了一个段落。如果你把记忆当回事，它就像漫漶的洪水，肆无忌惮，横行肆虐。比如说大表哥，很多年没见他，他的从前几乎从我的记忆中抹去了。
表哥学过两年功夫，但他做不了侠客。他常惹事，惹出事就跑，就躲，由姑父姑妈给他擦屁股。表哥脾气暴躁，哪里只要有他在，总是会弄出大的响动来，惹得姑妈时常抹眼泪，说表哥不会装（逢场作戏）。一次，表哥带我去邻村看电影。那年月，我以为我们国家只有两个朋友，一个是阿尔巴尼亚，一个是朝鲜。那天，我们看的电影，就是朝鲜的《鲜花盛开的村庄》。电影没开始，露天场地黑洞洞的，只听到人声，只能看到晃动的人影。于是，我和表哥坐在一堆麦草垛上等开场，身旁有几个女生在聊天。借着月光，我看到旁边的那几个女生，一个长得水灵、耐看。我知道表哥的脾性，就捅了捅他的胳膊。很快，表哥就跟那个女孩子搭上了话。他竟然把我抛在一边，跟那女孩子站在一起聊电影。表哥口才好，由他添油加醋，把一部根本没看过的电影，讲得天花乱坠，几个女孩子听得眉飞色舞。忽然，从暗地里冲出几个男孩子，对着表哥挥拳便打。我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表哥身上就挨了几拳。表哥被打蒙了，其中一个男的骂表哥勾引他的女朋友。
表哥这才回过神来，突然跳出圈外，蹲成马步，在他的周身就有大半圆的气场。他变花样似的从身上摸出一把螺丝刀，大喊一声，谁敢过来，老子放谁的血！把几个男孩子唬住了。表哥趁他们愣神的空当，撒腿就跑，却把我丢下了。几个男生凶巴巴问我，是不是那流氓的同伙。我怯怯地说不认识他。他们围着我转了几圈，又问，是不是？我当然不敢承认。他们正狐疑呢，电影开始了。
我吓得够呛，想回家，一个人不敢走夜路。继续待着，又没了看电影的心情。满是恐惧、无助、焦灼、无奈。这个经历令我不寒而栗，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子里都是表哥被围追堵截的情景，它像个电影镜头永远在我的脑海中定格了。我想把它擦去，但没有抹去它的东西;我想忘却，记忆的图像却总是更加清晰。
还有一次，表哥在我们村的篮球场打篮球。表哥的动作很潇洒，当时在方圆几里算是有名的灌篮高手。我们村子的村主任也喜欢打篮球。不知怎么搞的，他们就打在了一起。表哥拿篮球砸村主任的头，还揪着村主任的衣领骂。那时，我家正在挨批，表哥这一闹，等于又捅了马蜂窝。当晚，村主任就带着人又来抄我们家。事后，夜深之际，表哥一个人翻墙进入村主任家，用被子捂住村主任的头，狠劲在被子上踢、踹，用冷拳砸，吓得村主任筛糠似的哭爹喊娘。表哥给我讲这些的时候，很是自豪。他一边讲，还一边学着他是怎么动手，村主任是怎么求饶的。
第二日，村主任乖乖把抄没的东西还回来了。
不过，表哥夜闹村主任家，让人解气，我对他开始敬畏了。那年月，我又何尝不想给村主任扔黑砖、捅冷刀子呢？但因我的软弱和胆怯，只能眼看着家人被欺负。我大姐身上穿的一条花裙子，被村主任的老婆强行脱下来，把她女儿的破衣服扔给大姐。大姐那天哭得水洗一般，母亲只能忍气吞声。我看着大姐哭泣，心里就发狠，一定要把那狗日的弄死。
很长一段时间，我整日处于幻想中，想象我如何整村主任，让他老婆跪地求饶。以前我表哥有点痞和赖，那次事件之后，我对他开始另眼相看了。
1979年，父亲在日化厂做临时工。暑假时，我随父亲到西安。父亲住的地方很大，是木工房兼做卧房。白天，父亲给车间维修桌椅板凳门窗，晚上，一个人睡觉。父亲没其他爱好，喜欢听收音机。我在西安的那段时间，父亲专门支了一张床，还有一张桌子，供我睡觉学习。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完了《野火春風斗古城》《万山红遍》《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还听了袁阔成的评书《三国》，可惜，只有半截。不知为什么，只讲到“华容道”就收手了。
我有两个同学，一个是刘武，一个是江明，他俩的父亲也都在日化厂工作。
江明是个二愣子，大街上走路也要骂骂咧咧，骂那些呼啸而过开车的司机，骂那些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社会青年。工作后，他的脾气也不改，一次与同事发生口角，竟操起板凳要砸人，要不是其他同事及时摁住他，祸就闯大了。后来，这个愣头青给他家里出了个难题。一次，他周末无事，被人拉去打麻将，一晚上输了好几千。那年月，这可是两三年的收入。他父亲当即给了一巴掌，骂他吃屎了，脑袋让驴踢了。他母亲哭哭啼啼说，人家出老千坑你难道不晓得？江明嘟着嘴说，血战到底嘛，出不了老千的。我们这样的人，不博一把，永远不能出人头地，下次还能博回来。他母亲一听，气得瘫坐在沙发上，半天缓不过劲来。
刘武与我要好。也许跟他的名字有关，打小他就喜欢“嘿嘿、哈哈”吼上几嗓子。只要他站在你面前，从来不会闲着，一会儿扭扭手腕，一会儿踢踢腿、弯弯腰，更像有多动症。虽然这样在我面前张牙舞爪，我却不厌烦。他家属于“一头沉”，母亲在农村，住在村子东头，紧挨村堡的围墙。围墙是夯土的，墙宽三丈多，顶上并排可跑两辆大马车。没多久，村人盖房取土，慢慢地将围墙掏空了。我随父亲在日化厂期间，常常找刘武玩。刘武父亲住在过渡房，在日化厂福利区南头，紧挨着露天电影院。刘武的舅舅是放映员，每次有好电影，他就带我去。别人需要买票，我们去了，他舅舅站在老远招招手，检票员就放行了。
我们找到合适的位置坐下来，忽然来了一个穿着酸朴的怪人：旧布衣、黑皮包和一副老式近视镜。他坐在我身边，气氛显得不大对劲。人往往是敏感的，也许有一种说不清的气场，在暗示、指引。他主动和我搭腔，说自己会武功，一人能敌多少条好汉。经过一番对话，我才知道他是精神病患者。见我们不相信他的话，就站起来，拽着我要比试。跟一个正常人比试倒不怯场，毕竟，我和刘武都算是练过几手拳脚的人。关键是，他是一个精神病人。正不知如何应付呢，刘武拽着我离开了，后边传来他骂骂咧咧的吆喝：“总有一天让你娃明白，我究竟是不是会拳脚。什么陈氏太极，什么张三丰、黄飞鸿，你们会后悔的……”
上初二那年，刘武的父亲将家属户口全部转入西安，他们家“农转非”了。刚开始，刘武还回村子看看我们，时间长了，也就疏远了，以至于后来失去了音讯。前不久，听朋友说他在鱼化街道开了一家轧钢销售部，生意不好不坏，但吃穿不愁。我按照朋友的指引，找到了刘武。和当年那个高大的帅男孩相比，他有些发福、谢顶，眼睛显出了浑浊，没有了当年的英气、帅气。那天，我们在附近一家酒馆吃饭、喝酒。没想到几杯酒下肚，他竟然有些微醉。回到他的店铺，他坐在沙发上，伤心地哭了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诅咒：“这是什么玩意啊，他妈的，今天这个找你麻烦，明天那个找你麻烦，挣来的钱，不够支应各路神啊！”我笑着说，你不是会几手功夫吗？他们来了，打出去。刘武突然破涕为笑，他说，我那叫功夫？哈哈，那还叫功夫！
我们于20世纪60年代初，从城市返回蒲庄，而我在80年代末，从蒲庄走进了城市。也就是说，一个农民的孩子，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成了一个城里人。虽然我不比城市的土著居民更熟悉这座城市，但我更爱它繁华的商场，爱它宽阔的大街，爱它交通的喧哗和便捷，爱它风光片一般美丽的公园。在西安，有一段时间，我总会在夜里醒转，好像专意为梦寻一个着落。那种黄粱梦，气派、势大。醒来，却还是一场空。于是，我便找拗口的书读，这种书让人悲催，权当催眠术，弄得我似梦非梦、似醒非醒。早晨起来，甚至一整天，都似在混沌的梦中，脑海里还续接着那一场好梦。我盘算着自己的生计，谋划着自己的资金。我甚至想象着，不给会计打招呼，来个突然袭击，翻开账册，指出账目中存在的问题。尽管我是会计专业毕业，但不告诉会计他。我会让他瞪大了眼睛，以为我是神人。人性之中也许天生就存在着某种幻想。侠客的幻想，也在其中。幻想游离于世俗的天空，一不留神，就以血淋淋的面目呈现在眼前。
我们时常站在镇街上看美女，双手抱在胸前，吊儿郎当的样子，坏坏地看和笑，坏坏地吹着口哨。有泼辣的女子，目光直逼过来。对那样的目光，我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我的肌肉、皮肤、血液，突然像过电一样，嗖嗖地颤。她大胆，目光如炬，走过去了，还会回过头来，盯着我们。
过于喧哗浮躁的时候，人便需要一种别于寻常的安静。一度，我离开玩伴，独自一个人去镇街上玩。一个人逛书店，一个人看录像，一个人从东街走到西街。有时，坐在清晨，回想那些逝去的青春，梳理那些值得我幻想的细节，便有些许失落。但我们已经过了少年强说愁的年代，沧桑，或者说，平静，已经无端地爬满我的头发。少年的梦想同样不再，我们只是匆匆的过客。梦里的一切，让我只是成为其中的窥伺者。
责任编辑 杨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