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生命至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仁爱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爱人利物之谓仁。”正是在仁爱精神的激励和感召下，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奉献爱心，支援湖北。特别是在抗疫一线英勇奋斗的人们，不畏艰险，可歌可泣，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一
“仁爱”，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孔子之前已有了“仁”的概念与“仁爱”的思想。“仁”是恻隐之心，是情感相通，感同身受。据《论语》记载，孔子与门生讨论的中心话题，主要涉及仁爱、礼乐、信义、孝悌、忠恕、恭敬等。按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统计，《论语》中“仁”字凡109见，其中105次涉及道德标准。孔子的价值观围绕“仁”而展开。
孔子第一次明确地把“仁爱”作为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把“仁”界定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又提出了“汎（即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孔子高度肯定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行为，强调“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他反对滥用权力，以随意的态度使用民力，主张以庄敬的态度尊重、呵护百姓。他讲五种美政“恭、宽、信、敏、惠”，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批评不教而诛等虐、暴、贼、吝四种恶政。唐代韩愈的“博爱之谓仁”即来自孔子的“泛爱众”、爱人民、保护老百姓的思想，可见“仁爱”是普遍性的爱。朱子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
“仁”的内涵包括了尽己之“忠”与推己之“恕”，这两者是一体之两面，是互动的。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自己想要在社会上站得住，同时也想到别人，让别人也站得住;自己想通达起来，同时也想到别人，希望别人也通达起来。另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也就是尊重、敬爱、宽容别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指出：“‘为仁之方在于‘能近取譬，即谓为仁之方法在于推己以及人也。‘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所谓忠也。‘因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谓恕也。实行忠恕即实行仁……孔子一贯之道为忠恕，亦即谓孔子一贯之道为仁也。为仁之方法如此简易。”这就是要求人们以忠与恕两方面的推广来实现仁爱之德。
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乃是仁的本旨。‘立是有所成而足以无倚;‘达是有所通而能显于众。自己求立，并使人亦立;自己求达，并使人亦达;而善为人谋。简言之，便是成己成人。‘能近取譬，则是为仁的方法，即由近推远，由己推人;己之所欲，亦为人谋之，己之所不欲，亦无加于人。”也就是说，爱人就要善为人谋，不仅成就自己，还要成就他人他物，在成就他人他物的过程中成就自己。
二
儒家讲“仁爱”讲得很平实，从每个人对父母、亲人的情感开始。“仁”是以亲爱亲人为起点的道德感，首先是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然后把它扩充出去。孝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爱父母兄弟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基础性的情感，是人们对爱的生命体验的开端。人能够以这种爱为基点，然后推己及人。至于儒家的爱亲，并不是无限度的，它是有一定的节制与尺度的。孝悌只是“仁爱”中之一，并不是“仁”之全部。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由爱亲人推到爱陌生人，由爱百姓推到爱万物，爱草木鸟兽、瓦石山水。宋儒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是一种宇宙家族的思想，包容性很强，表明天、地、人、物、我之间的情感相通、痛痒相关，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同情心、爱心与正义感。这也就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谓生态环保的意思。
宋明清儒的价值导向，围绕“仁”而展开。程颢《识仁篇》：“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二程遗书》卷二上）朱熹在《仁说》篇特别以设问设答的方式批评程氏门人“判然离爱而言仁”的错误，指出程子所谓“爱情仁性”的意思，应当是“爱是仁之情，仁是爱之性”。又说：“程子之所论，以爱之发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论，以爱之理而名仁者也。盖所谓性情者，虽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络之通各有攸属者，则曷尝判然离绝而不相管哉！”（《朱文公文集》卷六七）
朱熹门人陈淳的《北溪字义》荟萃周濂溪、张横渠、二程的思想，而折中于朱子，集中阐述了与宋代理学思想体系密切相关的重要范畴，如性、命、诚、敬、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等等，均为儒家价值系统的重要理念。宋明学术与此前的儒学相比，不仅从人生论上说“仁”，而且从宇宙论上说“仁”，把天地万物的创造性—生生之仁与人生道德实践的仁爱之心贯通起來。从二程到陆九渊、王阳明，都讲“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但朱子反对仅仅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因为仁是体，是爱之理，爱是用，爱自仁出，如果仅仅从体上、理上、根上去说“仁”，则太深太广，使人难以捉摸。朱子从爱上说仁，使人容易进入。
三
历史上，在中华各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仁爱”逐渐成为传统价值体系的内核。广义的“仁”包括仁、义、礼、智、信“五常”，狭义的“仁”则是五常之一。“仁爱”也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四维八德的基本精神。“仁爱”思想具有草根性，是各民族老百姓的基本诉求。各种蒙学、家训及口耳相传的人文教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这种大爱精神普及到千家万户，传承于世世代代。“仁爱”是历朝历代官德的中心内容，为官之道首先要讲爱心，关心百姓疾苦，仁民爱物。“仁爱”思想中蕴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凝聚成中华民族的深沉价值追求。
“仁爱”在今天仍有巨大的生命力。“仁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现代社会、国家、个人的发展，必须以“爱人”“成己成人成物”为前提与目的。“仁爱”思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逻辑演进，提供了丰厚的历史底蕴，是增进人民价值认同的文化前提。一定意义上讲，“仁爱”是24个字的总的基础，尤其是“和谐”“公正”“敬业”“友善”的滥觞。因此，在“仁爱”思想浸润下形成的人文精神，构成了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基石。
中华民族讲仁爱的优良传统奠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人文根基。“仁爱”思想浸润下的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始终崇尚和平，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奠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不仅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思想启迪意义，也能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