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拟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董桥散文在当代报刊所形成的公共空间中的意义，及其在世纪末怀旧潮和九十年代“散文热”中呈现出的文化启示。董桥通过改良五四小品和英国随笔，创造合杂文与美文于一身的“新随笔体”，在雅俗合流的大众文化中以“闲雅”改良社会，追求“文集之文”与“报章之文”的有机结合，并在其离散书写中呼唤大众文化向精致文化回归。
关键词：董桥；报章之文；文集之文
中图分类号：I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0）6-0065-07
五四以来，鲁迅战斗的杂文和周作人闲适的小品基本上奠定了报刊杂志中散文创作的两大走向。语言雕琢、情怀雅淡、学趣兼备的董桥散文近年忽然受内地的重视，这反映当代知识分子和大众文化取向的转移同时，也标示出散文与媒体关系的新走向。
董桥早期创作多以“编者”为名，并以“编者的话”的形式为《明报月刊》撰文，成名后则主要以“董桥”之名在香港报纸撰写专栏。1989年4月，罗孚以柳苏为笔名在《读书》上发表《你一定要看董桥》一文，董桥作品始在大陆引起学人关注。在此之前，董桥的文章在香港和大陆都不被重视，其早期作品多是社评和编辑的话，主要在台湾结集出版。用董桥的话说，那是因为一来“书在台湾出，是怕在香港卖不出去”，二是由于“香港大吹‘不羁的风’，文风政风都不合自己品味，文集自不忍在此灾梨祸枣，乃寄台北付梓”。然而时移势易，董桥的著作自1990年代初开始在两岸三地变得大受欢迎。1990年代以来的“董桥热”，确实是“文化气候使然”；甚至有人宣称：“文学上，这是董桥的时代。”
出版业使文章成为商品，而商品必然受到市场和媒体的制约。专栏创作既有后现代主义所说的多声道、多元化、速写作、速消费的特质；也有文化研究论说的古今交融、多元共生的种种元素。董桥散文中“学、识、情、趣”形成总体的高雅格调，既紧贴时事，也有佚事旧闻，谈严肃的文化历史也带风月文人气，与香港报章常见的杂文、轻文学或是以明星絮语为卖点的专栏文章形成鲜明对比。其作品中对中西传统文人文化的坚持，更是对殖民时期到后殖民时期的社会反映和其个人港台身份的探问。
文人／报人：文集之文与报章之文
最近四五十年来，中国经历巨变，大陆上的知识分子，因为所在社会仍保留相当程度的传统特性，以致他们挣扎的轨迹仍离“五四”型态不远。这些知识分子当中，有些人甚至不以寻求知识为志业，却致力于知识的应用，他们也未必再有淑世的抱负。随着社会越来越商业化，知识范围分工越来越细，各行业有各行业的专门读物。董桥也认为社会需要的是“更多的专业人士用简洁的文笔和生活的角度写本行的知识”。从以语文为基石的文化小专栏“英华沉浮录”，过渡到“时事小景”、“信息小景”，再到香港回归后的“小风景”，我们不难能从董桥的专栏名称中看到其文章对向读者传达“内容”、“信息”（information）和“消息(message)”的追求。
在文人和报人两种身份之中，董桥对自己的期望是“从宏观角度去衡量语言文字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寓意或者倒过来借古今中西语言文字去阐释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和文化趋势”。如早年的《英华沉浮录》中，他穿梭于毛话语、五四白话、明清文言、中英翻译、港式中文之间，对广告、政客言论、新闻报导、政府用语、演讲修辞、官僚词汇等实时性的文化现象一一眉批，延续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和文人对规范的现代汉语的不断追求，也表达了他以专业报人身份去“销售”其本行知识的生存策略。“情报／知识贩子”的行文态度使其随笔已与“文艺复兴人”单纯呈现知识的随笔有所分别。
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是和印刷媒体分不开的。与《申报•自由谈》等自由投稿的“游戏文章”副刊不同，每日刊行的“专栏”副刊在此赋予了一部分精英分子发言的特权，而专栏作者则需要为个人名誉和事业而努力耕耘自己的一块小天地，并需比前者更多地考虑更为长远的支持度和阅读率。接受美学中提到的“读者的期待视野”，对专栏文学所产生的作用更显而易见。读者带着不同的期待阅读不同的专栏；而专栏作家往往会锁定他的风格和内容，以便满足既定读者的既定期待。为了迁就后现代大众的视野，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实现这些期待，各式各样速生速朽的专栏便应运而生。作为一个报人，新闻的朝新夕异、“报章之文”即用即成史料倒不是什么悲哀之事；然而作为一个文人／作者，他却面临一个选择：要不要为销路而写一些娱乐消费者的通俗文字，还是要写一些可以�集传世之作？
除了商业元素和对预设读者的考虑，专栏作为边缘文学和即弃文学的处境，也影响了董桥创作的趋向。董桥深明“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买现卖，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短小而日新的专栏文学对大众而言毕竟是供实时消费的，转眼便成“明日黄花”。在董桥眼中作家的“最高境界”，是能俗能雅、名利兼收的多产作家。对于“中外古今之多事者”把作家分为严肃作家和职业稿匠两类人，董桥不以为然:“高眉、低眉之说，学术、消闲之分，终于成派成系，各为心魔玩弄，不能自释！”
回溯五四，鲁迅肯定了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些散文小品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风格上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是漂亮和缜密的。而鲁迅的肯定是基于它们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因而也“含着挣扎和战斗”；作家创作这类小品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同样可以做到。但他发现这种小品中的雍容、漂亮和缜密在进一步扩大，更有和旧文章相合的趋势，他认为这就是要把小品文变成“小摆设”，“供雅人的婆娑，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
鲁迅当年提出这种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但时移势易，“告别革命”的呼声此起彼伏，董桥既不愿其文章在文化上永远是战斗的，也不甘心它在大众文化泛滥的时代中沦为通俗的和即弃的。他的小品中对高雅和闲适的追求和对文言和英国文学的运用，虽未必是决心让它成为“小摆设”，但多少是希望“供雅人婆娑”，或让它潜移默化怡养性情，使更多人变成雅人的。
董桥“贩卖专业知识”的生存策略喑示了董桥心中的预设读者。他的专栏是“行家写给行家看的小品”。如非行家，最少也是深谙传统文化、强烈关注中英两种文字的读者。其中的名人往事、政治逸闻、文学艺术之谈，他不像梁实秋那样关注寻常百姓的柴米油盐、起居饮食，他的专栏更多的是指向精英分子，而非大众读者。至此，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以“游戏文章”来“改良社会”的手段在董桥手上便有了微妙的转义。香港在董桥眼中是一个文化浅薄之地，专栏报刊文字大多粗俗，而董桥散文追求的正是要利用媒体专栏这个“公共空间”在文化、社会上“化粗暴而为风雅”，并有借之移风易俗、改良社会、保存传统精致文化的期盼。对雕字琢句的追求，是源于他对“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承载文化之余，往往也会倾覆文化。文化认识的深浅雅俗，决定语文境界之高下清浊”的信念。他决定以身作则，点点滴滴在专栏写作中提高专业意识、营造文化气息，让人人在忙乱的工作中慢慢栽培出心中的素养。因为他始终认为“书香社会的群体自有一份秀气；环境使然也。”反过来说，董桥在专栏中每每为香港语文挑病，分享藏书玩物之趣，最终目的是为了对日渐萎靡的传统精致文化进行疗救。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报刊的公共空间与边缘批评
作为知识分子的批评工具、民族想象的共同体和大众文化的消费商品，报章杂志的复杂性使以此为载体的现当代文学创作也不再如以往单纯。晚清以来知识分子以“报纸”作为众声喧闹的“现代公共批评空间”的期望在内地中断一时以后，是否能在香港“言论自由”、专栏繁荣的条件下成功地建立起来呢？
从晚清开始，王韬、郑观应、黄遵宪、严复、章太炎、谭嗣同、梁启超等文人学者，都注意到 “报馆之文”对“文集之文”的影响。所谓“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很快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谈“文学革命”的发生，还是着眼于“述学文体”的迁移，甚至落实到某位文人学者之撰述是否“平易畅达”，都可以从其拒斥或拥抱大众传媒的角度入手。作为“传媒工作者”而非传统书斋式文人，晚清主持《时务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纸杂志的梁启超擅长利用传媒来表达其改革社会，揭示流弊；他同时以身作则地尝试在“文集之文”与“报馆之文”间寻找可被大众接受的交汇点。他因而创造出一套“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且“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情感的”的“新文体”，并深深影响了现代作家对报章文体的认知。
在某程度上，从晚清学者对“文集之文”和“报章之文”的全新认知是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和生产方式的反思。这样的思考经过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推演，稿费制度、专业作家、全职报人的出现，慢慢又衍生出“报章之文”的性质之争，即“报章之文”应该闲适或战斗，感性或理性，私人或公共的论争。尽管对文学的概念（“文集之文”和“报章之文”），以及文学的销售方式（长久的书籍或即弃的报章）的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已经开始转变，但对大部份现代乃至当代的中国作家来说，如何平衡两者间的矛盾依然是一个难题。
然言，董桥从早期“编者的话”这种总结式的杂文开始，到其新随笔体的形成，从来无意对“文集之文”和“报章之文”划清界线。他直言：“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我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我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的名字的每一篇文字。”对他而言，“报章之文”的结集即是他的“文集”。“文集之文”是私人的随心创作，“报章之文”有更多公共性的考虑因素，作为文人和报人，董桥是如何平衡这两种文类间的差异，又或者说，他是如何把相对缺乏文学价值、较受时效性限制的“报章之文”转化为较重视历时性的“文集之文”的呢？
新闻(journalism)、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与民主(democracy)一向被社会科学论者认为是重要的“三角关系”。所谓“公共”，这里指的不一定是“公民”的领域，而是梁启超所谓“群”和“新民”的观念落实到报纸所产生的影响。换言之，晚清的报业和原来的官方报纸（如邸报）不同，其基本的差异是：它不再是朝廷法令或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而逐渐演变成一种官场以外的“社会”声音。受梁启超观点的影响，五四不少作者和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天职”是“假文字之力挽颓靡之世局”，对于副刊文学之重视，甚至认为它们“大则救国，次足移风”。五四以来“救国救民”成为现代民族主义的口号，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命理想。而报刊媒体也渐渐成为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的对谈，和借之接触大众的途径。
德国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在《公共空间的结构性转型》中提出，当公共空间转移到大众传媒的舞台之后，它便日益沦落，传媒日趋商业化，民意不再是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公关广告活动的产物。香港的报刊也面对这种“公共空间”“不完全公开”的处境，但对于香港的专栏文学，论者一般肯定其在“公共空间”中的价值。陈耀南在《香港报刊的专栏文学》一文中称香港专栏为“现代议会”，黄维梁在《最具香港特色的文学》指：“香港的专栏作家，已成为族群，作家与作家之间（当然还有作家与读者之间），兴、观、群、怨，于是，文学的功能发挥了。”而同为香港专栏作家，梁锡华则更进一步指出：“我们不一定要使杂文成为所谓投枪与匕首，但总该使它成为一点照亮幽暗的光明。不论是慰藉之光，勖勉之光、知识之光、智能之光，都是一个清明健康的社会所需要和宝贵的。”
从梁锡华的话引伸开去，香港报刊在商业文化主导之下，“救国救民”已非办报的惟一目的，人们普遍认为当代大众传媒的四大功能是信息、教育、议论和娱乐。香港学者兼专栏作家刘绍铭以“�场文化”观点来看香港报纸的副刊专栏：“香港的‘方块’作家为了工作需要，天天要凑足字数见报，实难在信息、教育和议论上满足专业人士的要求。如果他们能符合像岑逸飞所说的‘于己有利，于人有益’原则，给读者‘提供娱乐’，已见敬业精神。”面对各自分疆封土的专栏状况，以及文学变成需每天出产、实时被无限复制的商品，香港的专栏作家不得不在众声喧闹之中建立自己的风格以争取读者群，或议事讽世，或论男女饮食，或闲话家常，或谈书论艺，其“天职”早已非“救国救民”一词可涵盖。
市场经济对香港报业的影响日大，作为报人，董桥也不回避传媒机构的商品性问题。董桥承认，“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做事办法早过时了，“杂志跟读者的关系是生产者跟消费者的关系”。而“综合杂志里的每篇文章，也算是知识爆炸的成果，各有功用，都是文化，都有人看。”他甚至坦陈道:“我的刻意叫别人都以为我是很书生的、很知识分子的。你们给我‘骗’了！……我认为现代的知识分子，唱高调是没有用的！在你面临生活时，你有权去选择生活吗？你有料，要卖！人家要买，可以出价，出的价如果我满意，我就会接受，我就立刻去扮演那个角色了吧。”
当然我们不能凭董桥早期这番“意气”之言来判断董桥文章的价值。但可见，董桥早期的散文创作的确深受�场化的乐与苦，他努力地为为自己的作者身份和自己的文章找到合适的定位。与五四的自由作家不同，董桥半辈子在几个传播机构出版单位做事，“笔底描画过多少中外政界的微雨和风暴，对于个中是非黑白实在茫然了”。当今传媒的发展早非梁启超当年的单纯美好的“救世”工具，和�场经济的结合迫使它集“希望和绝望”、“高雅和庸俗”、“真诚与伪善”于一身。
董桥这类以媒体、时事和“每日出版的”专栏写作为生的作家，对于“文章合为时而作”的写作观是有所保留的。专栏文章要经常保持不脱稿，与时间并行竞走，是压力相当大的写作方式。董桥的高峰时间专栏每星期写五篇，他曾多次不讳言“写专栏是大苦事”，甚至有“老牛破车”之叹──“我的工作已经离不开时事了，文章于是很不想再纵笔泥陷其中。”故“只得淡墨白描，顺手装点，偶然有些扇面斗方的影子，算是造化了”。
尽管董桥怀人伤物的言志之作比载道之作多，但无论认为散文应走“温柔敦厚”一路，或是对时事“投之以匕首”一路，董桥都承认文章应该是“经世致用”的。他坚持“文章不可言之无物”，其文中也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在“一个没有英雄，没有诚信的，也不要诚信的时代”，到处都是媒体“灰灰的落墨，灰灰的取向，灰灰的态度，灰灰的结论”的九七语境之中，董桥没有忘却媒体作为“公共空间”的特性，他要求自己的是“鲜明的诚实、鲜明的立场、鲜明的承担”。正如他一直坚持散文单单美丽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还是内容和相当清楚的信息，因此他的90年代专栏创作一直保持着一种“报章之文”的格调。
如果还原到董桥早期作品的创作语境之中──也就是以1980年代《明报月刊》“编者的话”和1990年代以专栏来发表对时事看法──我们不能发现董桥文章中的诚实、立场和承担，但董桥采取的时评策略不是鲁迅式的。董桥曾指：“新一代政论家经营的是更磅�的世界观与现代感，不是掷地有声的道德文章。……论政之作要赢得读者共鸣，个人的素养和他人的投影都是必要的元素：字里行间见不到活生生的人的投入和事的动感，篇幅里一定少了许多深刻的画面。”不难发现，董桥深受兰姆“I am a storyteller”的影响，为文是以“讲故事”为主，行文布局虽看似离散，但其实布局巧妙，如1983年1月号的《熏香记──欲知谈判如何，且看下回分解》，董桥就以别树一帜的武侠小说格调来评点当时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中英谈判。全文举重若轻，处处插科打诨，兼有挖苦和讽刺，实与晚清“游戏文章”相近。董桥曾说过：“时事时人不容易写，下笔太硬往往写死了”，他于是“常常带着写小说的心情写专栏”，但求“走笔之际平添一丝乐趣”。他认为“摇旗�喊的英雄与面壁修道的高僧或需藉宏壮的演说和反复的经文去树立自我的尊严，但是，作家和艺术家并不需要这些装饰，他们要保持的是若谷的虚怀和雅淡的灵府”。因而为文力求“温馨而不伤感；尖锐而不凉薄；入世而不低俗”。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董桥这种入世而不低俗的文章，和九七语境中报刊的“游戏文章”互通气息──一方面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来评论当时中英谈判的时事政局，一方面藉游戏、仿古和幻想的写作策略来参与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香港人”的群体想象，从而在文化上产生“潜移默化”之效。这也是为什么董桥在时事评论中往往缺乏斩钉截铁的论断，立场鲜明的�喊和昭然若揭的真理，他的文章是透过大量援引古今掌故、人情风物、野史逸闻来与当下政治、文化互照，并试图在从稍露雕痕的严谨行文间折射出智慧的光芒。
回顾现代中国散文史，当专栏处于社会和文化批评的边缘时，它往往能使作者保持一种更为清醒的意识，“游戏文章”的“在野”身份使之对现有的政权具有更大的游击性。与此同时，正因为人们无法正面框定专栏和散文在“公共空间”和社会事务中的位置，反而使它获得了自由的发展，具备了难以定形、无法规范、兼容并蓄、随心所欲的文体特质。专栏散文以“自由人”的身份穿行于错动的文体秩序之间，质疑主流意识，释放被忽视、被压抑的无意识欲望、情趣和兴味，从而可能拥有比小说、新诗、戏剧更开阔的精神和话语空间。
一直以来，董桥最关心的是报章杂志作为文化载体的演变。1980年代初，董桥身任《明报月刊》主编，他开门见山地对政治与报章杂志的关系表态：“我和我主编的《明月》也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对文化的真诚与承诺，一个是站在政治边缘上的关怀与呼唤。”他的散文流露出对传媒的要求（《社交派对语言》）说社交版令名流变成白痴；《让年轻人犯一点错》强调新闻从业员不畏强权、不偏不倚、无党无派；《金庸在杭州的谈话》录查良镛的讲话：“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要传媒向政府俯首称臣，与董桥的理念相违。碍于情面，董桥只好这样收笔：“他要新闻工作者向解放军看齐，那倒是香港传媒人要从头学习的课题了。查先生的言论前进得很。”董桥虽然不像晚清和五四的办报文人一样强调报刊的改革政治、移风易俗的功能，但他每次写传媒都把标准定得很高，要求的依然是“鲜明的诚实、鲜明的立场、鲜明的承担”，可见他坚信“文人／报人”的身份并不因文学的载体而改变，坚信报刊杂志的“公共空间”性质使“报章之文”除了有满足既定读者的消费功能外，它与“文集之文”等同的社会价值。
董桥作为报人，正如梁启超，他比一般的专栏作家更抱有救世的责任感。他相信传媒报刊应是对社会起疗救作用的──“媒体本身出售的既是文化产品，自然不可轻易放弃自己产品的基本配方，只宜在传承中提高产品的‘疗效’。”1995年，香港发生报业减价战，汰弱留强，终令四报三刊倒闭。面对报业危机，董桥在《文字减价战》中回应道：“文字媒体近年早就有两种文化在对峙，一种是温情的、传统的、正义的横向文化，另一种是重视企业效率和�场价值的纵向文化。属于前者的文化人标举文字媒体的社会责任，深感报纸功能变质，相信报人的道德勇气足以力挽狂澜，拯救低迷的文化�场。”董桥无疑是以此为工作和写作信念的。四年后，他在《生态虽新，信念仍旧》重申传媒中人永远要在“编辑部文化”与“营业部文化”的夹缝中找生路。他始终相信文人是给报纸带来灵魂的，他心目中的文人不是风花雪月吟诗作对的鸳蝴名士，而是语文修养和思想训练都跟得上时代的信息和潮流、担当新观念新事物的接受者和传播者。这当然也是他对自我的期望。
正如他所说，要做到“既不扬弃操守，也不排斥�场”。面对雅俗合流的文化大潮，董桥在报业员和专栏作者的立场上有所转移，也有所坚守。而“文章之文”和“报章之文”经由专栏形式产生了互通，连文人和报人的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互迭。
结语
如果“文如其人”的说法成立，那么文人、报人、收藏家、文抄公、名士贵族、异乡者、文化遗民等众多形象身份的互相交迭，无疑成就了董桥散文独特的面貌。以报刊杂志为文学载体，以卖文为生计，作为文人和报人，他试图重组文学和商品性之间的关系，并以身作则，为“文学之文”和“报章之文”的跨界作尝试和努力。其文风章法、布局构思、体裁内容的创新意识，皆为五四以来位处边缘的小品随笔另辟新径，带来生机。
而董桥为“一代人”的人生作注脚，融会古今中外学识，加之以品味高雅的情怀，无疑成为九十年代的一个新的文化指标。无论怀人述事、论文议政，其中满满的“文化符号”指向的都是民国的氛围和传统精致文化，颇有为精致文化招魂的况味。其文中怀旧之情之深切，除了源于精神上的无家可归，也蕴含为一代人写史立言之自觉。
书房、后花园、古玩铺。董桥为自己和自己的散文建立了完整自足的精神空间。他充分利用报刊作为公共空间的特性，以“求闲”作为疗救社会之法，使世俗与高雅并置，试图改写五四以来以报章杂志为载体的杂文随笔的既定面貌。在1990年代“文化散文”的书写潮流中，董桥不像学者们那样试图从“书斋”散步到社会，而是希望从�井喧闹之声中偶尔回到精致文化的“后花园”散散步，表现出一种更为真切的现代人的精神状况。董桥以雅俗共赏的字句记录“琴棋书画”，名士生活，关注都市人的异化病症。以“为红袖文化招魂”、为精致文化的“后花园”点灯为己任，他以身作则的以富于经营的文字，带领都市人走进他悠闲雅趣的园林，使都市精神病防患于未然。
董桥散文近西方随笔而远五四小品，不贪言明清传统，也不止足于英伦文风，集众家之长而自成一格。与周氏兄弟或追踪魏晋，或心仪晚明不同，在闲适中引入百科信息以调文气，在引文抄书中串连文章，创新寓意。他并不追求模棱两可的时政结论，也不追求掷地有声的道德文章；他以“精致文化”为指向和精神的归依，使其散文显得冷静孤峭、质量晶莹、不肯媚俗。
柳苏：《你一定要看董桥》，《读书》1989年4月号。
董桥：《书窗即事》，《董桥文录》，陈子善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刘绍铭：《董桥的散文》，《文字岂是东西》，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李�《黄�，黄�，中国背影渐去》，《读书》2005年5月号。
参见许倬云：《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序二》, 余英时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版。
董桥：《“假如人生是一钵樱桃”》，《文字是肉做的》，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
董桥：《语文神游太虚幻境》，《文字是肉做的》，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
关于“自由谈”的“游戏文章”的讨论，详见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谈起》，《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王晓明主编，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董桥：《藏书家的心事》，《董桥文录》，陈子善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参见董桥：《非关雅俗》，《董桥文录》，陈子善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现代文学之主潮》，《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参见鲁迅：《杂谈小品文》，《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刘绍铭：《捉字虱的必要》，《文字不是东西》，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董桥：《“你有没有长的内衣?”》，《文字是肉做的》，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
董桥：《还要勒什么令?》，《文字是肉做的》，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
谭嗣同：《报章文体说》，《时务报》第二十九、三十册，1897年6月。
参见陈平原：《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5月号。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九册二十五章,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董桥：《旧情解构》，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扉页。
济航：《游戏文章论》，《申报》第四版“自由谈”，1917年10月6日。
参见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参见陈耀南：《香港报刊的专栏文学》，《台湾香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参见黄维�：《香港文学再探》，香港香江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参见梁锡华：《香港报章杂文的发展》，《祭坛佳里》，香港出版公司1987年版。
刘绍铭：《轻薄文学》，《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董桥：《杂志》，《董桥文录》，陈子善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黄子程：《不甘心于美丽──访董桥谈散文写作》，《博益月刊》1988年第14期。
董桥：《新的灯影》，《董桥文录》，陈子善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董桥：《是心中掌灯的时候了》，《没有童谣的年代》，陈子善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董桥《看人挑水不吃力──“信息小景”开场白》，《董桥序跋》，陈子善编，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
董桥《序》，《董桥序跋》，陈子善编，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
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小引》，《董桥序跋》，陈子善编，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
董桥：《不皱眉头的哲学家》，《文字是肉做的》，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
董桥：《没有大写的history》,《小风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董桥：《给卢峰政论集写序》，《小风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参见董桥《＜保住那一发青山＞•楔子》，《董桥序跋》，陈子善编，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页。
董桥：《从梁译莎集想起的》，《董桥文录》，陈子善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参见董桥：《文字减价战》，《文字是肉做的》，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
董桥：《静观的固执》，《跟中国的梦赛跑》，台北圆神出版社1996年版。
董桥：《生态虽新，信念依旧》，《没有童谣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