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武
2019年9月12日，中国外交部举行湖南全球推介活动，向全球发布了8分钟的湖南推介片。在这部高度浓缩着湖南历史的纪录片中只提到了四位湘籍人物：毛泽东、袁隆平、郭嵩焘、何凤山。
当我看到这部推介片中出现郭嵩焘的形象时，心情激动了好一阵，思绪也不禁拉回到2015年10月3日寻访郭嵩焘故居的一幕。
郭嵩焘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其故居在湘阴县城西的普田巷。当我们花了三个小时，终于看到他的故居时，都感叹难怪找不到！这是一栋破败的、有些倾斜的两层带院子的临街商铺式商住两用民居建筑，第一层已租给了一家“方圆包子店”。我们来到这座始建于嘉庆14年（1809年）的老房子的第二层，内部为穿斗式木架结构，木板楼面吱吱作响，房顶好多地方已塌陷，光线照在嘉庆年间的尘土上，像陈年往事浮起。
郭嵩焘的祖上曾是湘阴的首富，直到他父亲一代还在经营放贷的营生。他生长在有着商业氛围的家庭。后来在湘军、淮军中筹饷，知道钱物流通才能达到最大的效益，所以他十分重视商人，说出“商贾可与士大夫并重”的话来。
郭嵩焘一生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他十七岁结交同乡左宗棠，十八岁就读岳麓书院时，结识了曾国藩、刘蓉、江忠源，十九岁中举人。二十九岁中进士后开始走上仕途，直至官居二品。他是湘军最核心的创始人之一，是他说服在家服母丧的曾国藩出来组织团练，也是他说服在陶澍家做家教的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抚张亮基的邀请出山。他建议湘军大力制造船舰，成立水师，此举使湘军由劣势转为优势。
使他超越时代、成为先行者迈出第一步的，是一次平常的筹饷任务。
1856年初，郭嵩焘奉曾国藩命，赴浙江筹款，顺道去了上海。郭嵩焘来上海时，英国人法国人已在“洋泾浜”落脚十余年.经营得有模有样。这是郭第一次直接以官员的身份与洋人打交道。他有点始料不及，传说中的“红毛”“鬼佬”居然长得很漂亮，居然每次见他都主动问好，修的房子窗明几净，洋酒——葡萄酒居然也不难喝。他在上海频繁出入租界，租界内的图书馆、先进的机器设备、动力轮船，让他大开眼界。他在日记里甚至记录了外国的服务生那充满自信的笑容与中国仆人卑微的谄笑的区别，他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他隐约感到一种新的文明在逼近，而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
从此郭嵩焘处处留意洋务，他敏锐地察觉出清政府往后的内务也必定是以洋务为主。中国最早的三所外国语学校，其中的京师同文馆最初起于郭嵩焘的建议，其余两所，上海的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则是郭嵩焘亲手筹办的。由此可见郭嵩焘的远见。
郭嵩焘的思考远没有停止。1875年他在给同治帝上书的《条议海防事宜》中提出著名的本末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庭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郭嵩焘看到和强调的“本”，是西洋的政制、法律、学术，他甚至提出一切官办官营的企业都应该由民营民办，国家不应与民争利。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洋务派的弊端：“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他还多次强调富强当以通商为本，中国应抓住机遇，加强与外国的商业往来，增加开放港口。这些“耸人听闻”的言论在当时不啻是一种空谷足音。
1875年2月云南发生马嘉理事件，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等四名英国人被当地人打死，英国借机与中方签订《烟台条约》，要求派一名至少二品的官员去英国谢罪，并常驻英国当公使。清政府于是点名郭嵩焘。
这其实是个苦差，因为是去给洋人谢罪的，所有国人都对郭进行口诛笔伐，郭也七次上奏请辞，均不准。1876年12月2日，他带着郁闷的心情，于上海带领30余人的使团工作人员及夫人梁氏登上一艘英国轮船开始他的“七万里”征程。
很快，他糟糕的心情被一路的所见所闻带来的激动而改变。这一次，他经历了18个国家，历时51天。一路走来，郭嵩焘震惊于所见的，除了壮观的自然变化，更多的还是人文气象。新加坡西式建筑的美观，苏伊士运河工程的伟大，波斯湾港口数百船舶有序地进出港，都讓郭嵩焘过目惊心。他把沿途的这些见闻都写入了《使西纪程》中。
当《使西纪程》文稿传回国内，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文稿公然宣称西方文明远胜中国，这无疑触动了士大夫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挫败了他们的文化优越感，郭嵩焘被攻击为“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也就顺理成章。
1877年1月21日晚八点，郭嵩焘一行抵达英国南安普敦港，后转乘火车前往伦敦。中国外交官第一次走出国门，来到了异国土地上。1877年2月7日下午，郭嵩焘行鞠躬礼觐见维多利亚女王。
郭嵩焘的性格似乎天生地适应这种国际舞台，对于陌生的社会和不一样的文化环境，具有很好的适应能力，没有文化上的包袱，没有观念上的障碍，他甚至开始了学习英语，可见这位东方老人开放的心态。他留意国际局势，关注人情、风俗，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热心交际，被英国人称为“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郭嵩焘还曾被举为“国际法改进暨编纂协会”第六届年会的大会副主席。
此后，郭嵩焘向朝庭建议开办新式学馆，培养新式人才，开办博物馆、修铁路等等，他甚至建议在上海开万国博览会。年届花甲的他，把每日参观访问所得，一一记录在日记中，两年零三个月的使臣时光共记下了50多万字的日记。
因为副使刘鸿锡的诬告，郭嵩焘被提前召回国。郭嵩焘于光绪五年正月初十离开伦敦，踏上归途。他没想到，学英语、喝洋酒、行洋礼都成了其罪名。他也更没想到，他回家的路都变得艰难。他回国后请病假乞休，直接回老家湘阴，却在长沙受阻，因为长沙士绅不想让这个“数典忘祖”的老乡登岸。
学者汪荣祖在其著作中说：“郭嵩焘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他寡不敌众，只好靠边站，然而他个人的挫折正好象征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历史证明郭嵩焘的大方向是对的，中国最终还是走向了世界，只是付出较高代价。”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郁郁寡欢中于长沙去世。他晚年曾写下总结自己一生的小诗：“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流芳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我们在为他深刻的历史预见性而折服的同时，也对他对自己的自信感到由衷佩服。
2018年12月16日，郭嵩焘纪念馆和郭嵩焘文化广场在湘阴（今属汨罗）落成。郭嵩焘成了湘阴的一张文化名片，也成了湖湘文化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象征。
郭嵩焘去世后葬于湘阴飘峰山下。我们来到郭嵩焘墓时天色已晚，墓是2013年重修的，墓碑上书“皇清光禄大夫兵部侍郎郭公嵩焘之墓”。墓坐北朝南，周围群山环抱，朝南一面敞开，视野十分开阔，一如郭嵩焘看向世界的眼光。沉沉暮色降临，再次回望飘峰，仿佛看见郭嵩焘沿着一条荒草小路踽踽独行，没有人陪伴，没有人追随，像一个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