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阿依努尔·阿米尔汗 蒋志清

摘 要:结合新疆北疆地区牧民定居点的调研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中子女上学人数、家庭牲畜养殖规模、家庭收入水平、家庭地理位置与城镇距离对新生代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就业的影响显著,而婚姻状况、家中是否有65岁以上老人、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对其非农牧就业选择不具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18-0160-05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党和政府的诸多发展产业政策的正确导向和加大对社会各项事业的投入,我国各地区各项事业发展发生了显著变化,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随着我国对农村投入的加大,牧民定居这一民生工程建设步伐加快,农牧业现代化步伐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领域就业以期增加收入。

新生代定居牧民作为农村劳动力的组成部分,对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建设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新生代定居牧民的非农牧就业情况如何值得研究和探讨。鉴于此,本文以新疆阿勒泰地区典型牧民定居点为例,对新生代定居牧民进行调研,探讨新疆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的影响因素,以便于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和提出可行的建议,为政府部门更好地引导新生代定居牧民转移就业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新生代定居牧民在非农牧领域就业除了受到个人与家庭等内部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受许多诸如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情况,就业政策制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共同作用于新生代定居牧民的就业决策。本文结合调研数据,对新生代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就业的内部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一、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影响因素

新生代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就业的内部影响因素涉及到个人、家庭、社会关系等方方面面,结合以往研究文献,选择对影响新生代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就业具有重要的因素进行探讨并做以下假设。

一是新生代定居牧民的非农牧就业倾向与其年龄可能呈负相关。年轻的新生代定居牧民思想较开放,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较强,可能进城就业意愿更大。他们对新的生活和就业环境的适应性较快,获取知识和信息、提升就业能力方面较迅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变得成熟,对外出就业会更理性,加之有些领域的工作岗位有年龄限制要求,返回到农村从事农牧业生产或在附近地的非农牧领域就业的可能性增加,因此,年龄可能对进城就业的劳动力影响显著。

二是受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意愿影响显著。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劳动力越有利于提升自身素质,对新的生活或就业环境更容易适应。因此,在新知识的获取和就业技能掌握方面表现较快,因此参与非农领域就业的可能性就越高。对新生代定居牧民来讲,不同年龄新生代定居牧民的受教育程度、国语水平等方面有差异,因此他们的非农牧就业意愿也不同,一般受教育程度、国语水平较高的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三是婚姻状态对新生代定居牧民的非农牧就业决策起重要作用。已婚的劳动力所承担的家庭责任更大,一方面,为改善家庭生活水平,可能更多地选择非农牧就业;另一方面,当外出就业会面临与家人的分离,生活费用和心理成本很可能加大,这也许对其外出就业决策不利,如果选择就近地从事非农牧就业,这些成本明显变小。因此,婚姻状态对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四是家庭人口规模与劳动力非农牧就业选择间呈正相关。在劳动力的非农牧就业选择上,家庭人口数量的多少会对其有重要影响。当家庭拥有的土地面积、生产经营规模有限时,经济压力较大,家庭人口较多的劳动力可能更倾向于非农牧行业就业。因此,家庭人口规模的大小对劳动力非农牧就业选择的影响是正的。

五是家庭农牧业生产规模对劳动力非农牧就业选择有反向影响。一定时期内,农牧业生产率、农牧业生产技术水平假定不变,家庭农牧业生产规模如经营的土地面积、养殖的牲畜数量多少与劳动力非农牧就业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若养殖的牲畜数量、经营的土地面积越多,投入到农牧业生产的劳动数量或时间也就越多,因此参与非农牧的就业机会越少。

六是家庭收入水平对劳动力非农牧就业影响不确定。对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来说,家庭经济压力较小,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意愿会弱,参与非农牧就业的可能性会减少,但从另一方面讲,这样收入较高家庭的大部分收入如果来自于非农牧收入,非农牧行业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会更强,劳动力更倾向于非农牧就业。所以,新生代牧民家庭收入水平对劳动力非农牧就业的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

七是家中子女上学人數对劳动力非农牧就业行为的影响明显。新生代定居牧民家庭的子女上学人数的多少也说明该家庭的教育支出的大小,为减轻家庭生活负担需要增加收入,因此劳动力可能会倾向于非农牧就业。

八是家中有无65岁以上的老人对劳动力非农牧就业有双向影响。如果家里的老人年龄太大而且身体健康欠佳需要有人照顾的情况下,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可能性变小,如果老人帮助家庭减轻年轻劳动力的农牧业生产或照顾家庭的负担,那么老人的帮助有利于劳动力的非农牧就业。因此,新生代牧民家庭中有无老人对其非农就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九是家庭成员中有村干部有助于增加劳动力非农牧就业概率。相对于家庭成员中没有村干部的普通家庭来讲,有村干部的家庭获取信息更灵通一些,劳动力在择业或就业时可能具有一定的优势,若条件符合要求,家中劳动力获得非农牧就业机会大,其参与非农牧就业的可能性就大。

十是家庭所处地理位置对劳动力非农牧就業有显著影响。若家庭所处地理位置离城镇的距离越近,劳动力获得就业信息的渠道就越多。而且,就业所在地与家庭之间的交通便利,生活成本低,劳动力外出就业越有利。因此,劳动力参与非农牧就业的可能性增加。

二、模型选择与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说明、模型选择与变量说明

1.数据来源说明。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新疆阿勒泰地区18个自然村的新生代定居牧民的调研资料,采取问卷调查与入户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获取所需资料,共发放4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57份,有效率89.3%。本次调研的定居牧民为1980年后出生,年龄在18~40岁间的定居牧民。调研问卷中,男性占76.3,女性占23.7%;18~29岁占45.4%,30~39岁54.6%;小学及以下占27.8%,初中占45.9%,高中占17.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8.4%;己婚占75.9%,未婚占24.1%。从问卷中可以发现,目前从事非农牧业的新生代定居牧民中男性和初中文化程度者占绝大多数。

2.模型选择。利用计量分析法对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将新生代定居牧民是否选择非农牧就业作为因变量,记为Y,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没参与非农牧就业,为0表示,另一种是参与非农牧就业,为1表示,因变量只有0和1的二分类变量,不能满足正态性和方差齐性,故不能直接用线性模型来建立方程,可使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Logistic回归正是处理因变量是二分类变量的分析方法,成为分类因变量分析的首选,Logistic函数是个概率函数,它能将分类的因变量转变为分类变量的概率比,使因变量取值得变动范围在0—1之间,因此,选用Logistic模型对本部分进行分析。则二元Logistic模型的基本公式如下:

对(1)式进行线性变换后得到(2)式,可以看出(2)式比(1)式更容易理解。

在(2)式中,Pi表示在第i个观测中事件发生的概率;1-P表示在第i个观测中事件不发生的概率,与自变量Xi构成的非线性函数;βi是估计参数,表示自变量的变化对因变量概率的对数影响;i表示自变量的数量。Logistic模型中估计的系数不能被解释成对因变量的边际影响,只能从符号上判断。βi意味着增加Xi将会增加反应的概率,负值意味着相反的结果,即回归系数为正,表明自变量越大,因变量取1的概率越大;反之,如果回归系数为负,表明相应的概率将越小。

结合本研究,在(2)式中,Pi为新生代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就业的概率,而1-P代表新生代定居牧民不参与非农牧就业的概率,二者相比表示选择的机会比。Xi表示新生代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就业的第i个影响因素,βi表示当第i个自变量的值减少或者增加1单位时,其他自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因变量的对数变化量。

3.变量说明。本文Logistic模型中,将新生代定居牧民是否参与非农牧就业作为因变量,选择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家庭子女上学人数、家中是否有65岁以上的老人、牲畜养殖规模、家庭收入水平、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家庭地理位置与城镇距离等这10个自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各变量的具体说明及统计描述结果(见下页表1)。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1.结果显示

运用EViews8.0软件计算的新生代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就业影响因素相关结果(如下页表2所示)。

模型中,McFadden R2值为0.634753,LR值为13.09642(Prob值0.011257),从这些值可以看出该模型拟合度较好。

2.结果说明

(1)显著性检验通过的变量。第一,年龄对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影响的取值为负,表示年龄越大,因变量的取值越小,从而因变量Y的取值为1的概率越小,即新生代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就业的可能性越小,这与前面所提到的假定基本一致,年龄较大者主要是体力、效率等开始下降,还要担负起管理家庭生产生活的责任。若年龄增加1岁,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参与就业的机会比率减少0.96,其他变量的解释类似(如表3所示)。第二,受教育程度与假设一致,取值为正,说明受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参与有重要影响。因为新生代定居牧民的文化水平和就业技能方面也较低,所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其影响具有显著作用。当受教育程度提高时,新生代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就业的机会比率增加1.08。第三,家庭人口规模的取值为正,与假设相符,表明家庭人口越多,所承担的家庭负担越重,为增加家庭收入,劳动力需要到外出寻求更多就业途径。第四,家中上学子女人数的取值为正,与前提假设一致。子女数量的多少还是是否上学情况均表明家庭负担的大小,在可能的情况下劳动力倾向于选择非农牧就业来增加家庭收入。第五,家庭牲畜养殖规模取值为负,与假设一致,表明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受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成为抑制新生代定居牧民进入非农牧就业的显著因素。家庭牲畜养殖规模越大,家庭中畜牧业生产需要投入太多的劳动力,就从事非农牧业的机会降低。家庭养殖的牲畜养殖若增加1只(头),其参与就业的机会比率减少0.61。第六,家庭收入水平取值为正,这是通过验证后说明家庭收入水平越高,新生代定居牧民也越愿意选择外出寻求非农牧工作。在实际调研中发现,收入较高的新生代牧民家庭收入来源表现出多元化。因此,新生代定居牧民更愿意寻求非农牧业工作以期获得更多收入。第七,家庭地理位置与城镇距离对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选择有抑制作用,取值为负,与预期相符,表明新生代牧民家庭离城镇距离越远,劳动力参与非农牧就业的机会越小。因为家庭所处位置离城镇的距离与交通条件便捷度、路程时间长短、交通成本的多少、就业信息灵通性有很大关系,这些都会成为影响新生代定居牧民决定是否外出从事非农牧就业的因素。

(2)显著性检验未通过的变量。第一,婚姻状况与前提假设不一致,说明新生代定居牧民是否结婚对其参与非农牧就业没有显著影响。一方面,可能是已婚新生代定居牧民承担的家庭责任更大,愿意选择外出从事非农牧就业增加家庭收入;另一方面,可能因为需要照顾家庭,不选择外出参与非农牧就业而选择家里附近地从事非农牧业。第二,家中是否有65岁以上老人对新生代定居牧民参与非农牧就业没有显著影响,表明家中是否有老人不成为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的制约因素,可能是由于牧区经济发展滞后,产业发展慢,收入来源单一,一般由家庭女性劳动力负起照顾老人的义务,而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以期获得更多收入,从另一方面,国家不断改善农村医疗保障水平,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身体尚好,不需要家庭年轻劳动力的照顾,甚至还可以帮助中青年劳动力照顾子女,解决孩子对其非农牧就业选择的抑制作用。第三,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对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可能是只要自己条件都具备非农牧就业岗位的要求或者通过政府部门的就业指导,就会大大增加参与就业的可能性,不需要通过村干部这层关系寻求工作机会。

3.结论

通過以上分析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中子女上学人数、家庭牲畜养殖规模、家庭收入水平、家庭地理位置与城镇距离是影响新生代定居牧民非农牧就业的显著因素。而婚姻状况、家中是否有65岁以上老人、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对其非农牧就业选择不具有显著影响。

三、建议

(一)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农定居牧民就业容量

政府应加大力气把发展服务业作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导向,勉励发展社区服务、餐饮、商贸流通、旅游等行业,更多地增加这些行业的就业岗位,发展吸纳劳动力能力强如民族手工业、旅游餐饮业、纺织和农牧副产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有效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牧业转向二、三产业,使富余农定居牧民实现就业,引导农定居牧民转产就业转变观念,使每家每户都有增收项目,提高家庭收入,改善生活水平。

(二)加强农村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农定居牧民就业创业发展环境

加强各地州、县市、乡镇、村四级上下贯通的劳动用工信息网络,使城乡劳动力信息网站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加大对劳动中介机构将农村富余劳动力与用工企业联系,并组织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贯彻落实《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逐步将城里就业的农定居牧民纳入到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积极解决其子女教育、居住、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减轻其后顾之忧,改善生活环境,促进农定居牧民与就业地融合发展。当地政府和各级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部门要积极鼓励扶持具有一定资金条件、技术和有创业意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自主创业。政府通过对他们的指导和引导,给予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和小额担保贷款支持,鼓励其自主创业带动更多农牧民就业,增加农牧民家庭经营性收入。

(三)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加大农村教育资金投资力度

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是新疆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和提高教育质量的重点地区。进一步强化农村义务教育,全面提高小学初高中教育质量,使更多的初中毕业生有机会继续接受高中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应加大边远农村地区的教育经费的投入,并鼓励和支持企业、个人、社会等各方面力量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逐步健全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建立有利于推动新疆农村人才培养的投资平台。在农村教育投入方面,除了注重硬件投入之外,更应注重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多途径培养高质量的农村教师,是解决新疆农村教育质量问题的关键。进一步加大国语教师队伍建设的培养力度,提高国语教师队伍的教学质量,提高新生代农定居牧民在就业过程中的语言交流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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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晓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