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桂玲 孔艳 梅顾倩
邱大洪一生奉献于我国的海洋事业。70年来，他的生活被教学、科研、海港工程填得满满当当，而今耄耋之年，依然躬耕不息。同时，作为九三学社社员，他心怀家国、关心民生，建言献策，履职尽责。
“我有一个关于加快发展东北水网经济、改善生态环境的建议，供中央领导参阅。”2019年7月1日上午，89岁高龄的邱大洪院士把一份建议书亲手递交到正在大连参加夏季达沃斯会议的李克强总理手中。建议书是邱大洪听说李克强总理来大连而连夜赶写出来的。这份心系东北振兴的情怀与担当让人为之敬仰。
邱大洪一生奉献于我国的海洋事业。70年来，他的生活被教学、科研、海港工程填得满满当当，而今耄耋之年，依然躬耕不息。同时，作为九三学社社员，他心怀家国、关心民生，建言献策，履职尽责。2019年12月，邱大洪被九三学社中央授予“九三楷模”荣誉称号，这既是对他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政议政的高度肯定，更是对他身为海岸和近海工程专家一生赤子情怀的崇高致敬！
与海结缘 与“新中国第一”相连
参与创建新中国第一个海港工程专业，编著新中国高等院校第一部海港工程教材，作为技术总负责人设计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现代化渔港，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之一设计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原油输出港……，与诸多“新中国第一”相连，皆因邱大洪与“海”的不解之缘。
1947年，邱大洪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在这里，他的学业和思想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949年初，北平解放，正在读大二的邱大洪跟随解放军到城里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忆苦思甜，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平生第一次，他接触到真正生活在底层的工人，第一次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这段经历对他触动很大，人生的坐标也有了改变。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人生信条：一切为了祖国的需要。1949年7月，邱大洪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1951年间，他几次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南下工作团，但皆因所学专业是国家建设所亟需而未能如愿。1951年，我国第一次实行高等院校毕业生由国家统筹分配制度，邱大洪毅然决定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响应新中国 “到工业建设的第一线去，到东北去”的号召，来到共产党创建的新型大学——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
新建的大连工学院几乎“白手起家”，邱大洪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为四位教授助教工程画图、测量学、土力学、结构力学四门课程。然而刚工作不久，邱大洪突染黄疸性肝炎，不得不住院治疗。恰逢此时，学校有推荐到哈工大师从苏联专家攻读研究生的名额，本来最有希望的邱大洪，因病错过。
出院后的邱大洪还来不及遗憾，就赶上了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海港工程专业创建。他开始跟从著名教育家、科学家钱令希院士着手新专业的筹备工作，由此奠定了他一生耕耘、奉献的研究方向。说起自己的这段经历，邱院士戏说自己是“因祸得福”，因病与“海”结缘。
在海港工程专业创建后的第四个年头，邱大洪开始担任专业教研室副主任。1958年，他与侯穆堂合作编著了中国高校第一部本专业教材《港口及港工建筑物》，在高教界得到良好的反响，工程设计界也把它当作主要参考书。
同年，28岁的邱大洪承担了大连渔港海上工程的全部设计任务，并出任技术总负责人。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现代化渔港，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渔港。从选址、勘探、设计到施工，年轻的邱大洪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严峻的考验，他执著进取，不畏艰难困苦全力以赴。大连渔港建设的各个阶段都融进了他的辛劳与智慧。1966年，大连渔港建成投产。
1973年，大连工学院又承担了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原油输出港——大连新港的设计任务。邱大洪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之一，主要负责码头选型、总体和结构设计，并任施工现场的设计代表。油港建设的日日夜夜，同事们记忆中最深刻的，莫过于邱大洪深夜忙碌的身影。
那时，条件异常艰苦，设计室设在一座普通的民房里。大冬天，屋里只有一个取暖的小煤炉，房子的门窗四处漏风，屋里十分寒冷。最难的是晚上入睡，被子外盖着脱下的棉衣棉裤，头上还要捂个大棉帽子，人一钻进被窝就不想再出来。然而，邱大洪却一直伏案工作。手被图板挤伤了，又形成冻疮，反反复复，大家都替他疼，他却像没事儿似的。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他“拼命”做了16项模型试验和原型观测分析研究，设计出了造福百姓造福国家40多年的开敞式码头方案。大连新港的工程设计荣获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建委70年代全国优秀设计金奖。
而那时，被错误打成右派的爱人，在“文革”中再一次受到冲击，被下放劳动。为了不耽误工期，邱大洪就把两个孩子带到工地，孩子们只能自己在外面玩耍，眼泪、鼻涕常常冻在脸上，挨饿、挨冻、孤独甚至恐惧，一段时间成了孩子们不愿回首的记忆。至今说起这段往事，已是耄耋之年的邱大洪仍要沉默良久，但他并不后悔。
在油港建设中，邱大洪始终坚持科学精神。在浇注混凝土时，需要用淡水搅拌。但为了赶进度，淡水不够时，有人就主张用海水。海水中有大量的盐分，对混凝土十分有害，足以把构件腐蚀掉，甚至可以垮掉棧桥，邱大洪及时制止了这种危险的主张。吊装大混凝土方块的吊钩，必须使用不易脆断的钢来做，才能够承受巨大的拉力和冲击，而有人却提出使用硬钢，也被邱大洪严厉制止了。明确禁止这些事，放在今天或许很容易，但在当时背景下却不简单。邱大洪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在油港码头的设计中，根据地质条件，邱大洪提出19个码头墩和栈桥墩都采用重力式圆柱形沉箱结构方案。按设计，沉箱高19.7米，直径9米，自重780吨。这个庞然大物足足有六层楼那么高，在我国建港史上是第一次出现。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既造不出来，又难以运送到位。针对建造，他提出了两次浇注的方法，先浇注到12米高，然后拖运到码头边，坐底后再接茬浇注7米。对于运送，邱大洪又提出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把沉箱中的水抽空，口子密封;第二步，在涨潮的时候把它浮起倾斜，减少吃水，顺利运到。针对桥墩和栈桥之间的上部结构，他再次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在上部结构中采用数百吨重的大型空心方块，这在中国建港史上实属先例。实践证明，他成功了。
1976年5月1日，这座原油年通过能力1500万吨，具有同时停靠10万吨级和5万吨级油轮的离岸式码头建成了。新港建成三年半时间就收回了建港的全部投资。一位远洋油轮的老船员第一次站在这座码头上，满含热泪地说：“这个港为我们争了气！”
大连渔港，曾是亚洲最大的渔业基地;大连新港，是我国第一座可靠泊十万吨级油轮的离岸式码头。曾经一同并肩战斗的同事说：“邱大洪是港口工程的权威，既有理论基础，又比较早地成为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代表。”作为设计总负责人，邱大洪躬耕不息，殚精竭虑。
1983年，为开发我国南海北部湾的石油资源，邱大洪组织139名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14项专题实验研究，编制了17项专用计算机程序，主编了6册可行性研究报告。这项成果于1986年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987年，他又作为总工程师主持了大连渔港万吨级泊位的设计工作。
1994年，邱大洪又主持了大连新港的技术改造设计，将10万吨和5万吨两个泊位分别改造成为15万吨乃至20万吨和8万吨泊位。大连新港为我国出口创汇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路走来，邱大洪先后参与了连云港集装箱码头、秦皇岛油港、海军浮码头、广东省珠江崖门出海航道工程、上海洋山深水港区、曹妃甸工业区造地工程、海南省洋浦港国家重点工程等项目的模型试验、设计、科技咨询和顾问工作。
源于报国之志，邱大洪与“海”结下了深厚的情感，他鞠躬尽瘁，无怨无悔。
躬耕讲台 倾心杏坛70载
祖籍浙江的邱大洪，1930年出生在上海。其父是上海的一名实业家，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希望子承父业。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上海时，邱大洪被迫中断学业，跟随家人逃难。一路上眼见之处尽是老百姓颠沛流离的凄惨景象，他的心中充满了对日寇的仇恨，萌发了科学救国的强烈愿望。1951年，大学毕业的邱大洪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大连工学院，从此走上了三尺讲台。执教杏坛70余载，育人无数，桃李满天下。
执教期间，他主讲过港口及港工建筑物、工程水文学、波浪理论等多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以他为主要学术带头人的海岸工程学科（专业），1988年被批准为首批国家重点学科（专业）。邱大洪坚持教学、生产和科学研究工作相结合，在浅海波浪、波浪力和不规则波等研究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创造性工作。
他既重视学科前沿课题，又重视理论的工程应用及施工技术的创新，发展了浅水区非线性椭圆余弦波的工程应用理论和试验验证，得到了不规则海浪和椭圆余弦波对常见海工结构作用力的实用计算法，系统地研究了波浪在海床中的渗流与海工结构的相互作用，其研究成果为海岸工程设计提供了更符合实际的科学依据。自1981年以来，他发表学术论文130篇，其中在国外学术会议上发表30篇，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91篇。
有了長期的工程实践和科学成果的积累，邱大洪结合教学工作主编了本科生全国通用教材《工程水文学》，撰写了科学专著《波浪理论及其在工程上的应用》。该专著被用作研究生教材，于1989年获得了交通部港航专业优秀教材二等奖。
科学崇真、求真。邱大洪对自己的学生“严”，源于“求真”的境界。他的博士后晁晓波在申请国家教委在站博士后的科技基金时，为了引起评委的重视，就想把基金申请说得圆满一些，并有意拔高。为此，邱大洪特地把晁晓波叫到家里，要求他如实说明申请书中提到的目标能否达到，科研能力、条件能否满足;申请书中所表述的国际领先、国内领先的度，必须要把握准确。探索就是探索，不能哗众取宠，说过头话。邱大洪与他一起逐字逐句修改了一个半小时，改过的申请书平实了许多，顺利获批最高级别的双A。这就是邱大洪，一个科研教育上来不得半点儿虚假的师者。
教育是爱的事业。邱大洪对学生的“爱”源于“育人”的眼界。1989年9月，学生王永学在中美两位导师联合培养的博士生论文答辩会上，提出能解决流体中分出一些破碎浪花的课题时，邱大洪一下子就联想到如何解决计算波浪边缘破碎浪花的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国内尚未有人研究过的课题。这种破碎的浪花释放出来的能量很大，对海上工程有一定影响。基于此，他高度重视并指导王永学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破碎的浪花状态非常复杂，几乎没有规律可循，一时还无法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只能通过实验寻找答案。经过长时间的多次实验，王永学终于清楚地掌握了波浪破碎后的变形状态，并且找到了计算机上计算这种波浪力相较准确的方法。
在上世纪80年代公派留学人员出去得多、回来得少的情况下，邱大洪顶住压力，从培养人才角度出发，三次安排王永学去美国留学和进修。王永学没有辜负导师的信任和一片真情，不仅每次都按时回国，还逐步成长为海岸和近海工程领军人物，曾任大连理工大学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
作为我国第一个开设港湾工程专业的院校，大连工学院培养了一批国内最早的海港方面专家学者，其中大部分毕业生都是邱大洪的学生。年少时科学救国的愿望让江南生江南长的邱大洪把根扎在了东北，扎在了大连工学院。躬耕讲台，倾心杏坛70载，理想在教书育人中得到了实现。
坚守信念 赤胆忠心至耄耋
邱大洪不仅在教学、科研上获得双丰收，作为九三学社社员，他还始终牢记使命，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政议政。在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九届、十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期间，已经70多岁的他在关注本领域课题同时，还以科学家的思维关注国计民生的问题。每年的政协会议，邱大洪至少有三四件提案，最多的时候有6件提案。
在全国政协第九届五次会议上，他曾前瞻性地提出了“关于尽快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的建议”。在当时，该建议无疑为我国商业银行开辟了一条新的业务通道。建议提出：“银行信用向个人信用领域延伸，在当前经济处于买方市场的情况下，通过个人信用，实现扩大内需，让一部分居民今天用明天的钱，不仅能带动市场的发展，而且对繁荣经济也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时隔20年，我们看到了邱大洪当时的敏锐及远见。“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建议”“关于完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的建议”等，他的提案总能引起广泛关注。
打开邱大洪的参政议政文件夹，我们由衷敬佩这位功勋卓著科学家的赤子情怀。“把大连港建成环渤海地区集装箱区域干线港的对策”“关于尽早有规模地开发我国地热资源的建议”“关于加强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给予政策支持的建议”“从当前我国沿海海域空间资源开发趋势想到的”“关于长江口整治工程的工程设计和施工技术的几点看法”“对湛江海岸经济发展的几点看法”“发展海洋经济要科学用海和管海的建议”等上百条的咨询建议及对策研究，其中对南海岛礁建设工程的建设性建议，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南海岛礁建设纪念章。
自2019年6月始，年近九旬的邱大洪不顾身体不适，坚持参加“2019年东北河海物流通道研讨会”，为东北振兴奔走呼吁，并作了题为《水、生态、港口航运和河流经济带及其相互关系》的报告，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发展河流经济带的建议，希望为加速东北振兴开辟一条新路。邱大洪说：“由于历史原因，东北形成的‘铁路偏执经济发展模式一直延续至今。”“全国八大水系，东北有三，密度全国上数，而偌大的水网体系，却没有好好利用起来。”“若能将东北的‘铁路偏执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铁路经济与水网经濟并重发展模式，使其在东北大地上遍地开花，那是一个多么可喜的场景。”邱大洪提出，如果因为现实原因，目前还做不到“并重”，可以以“铁路经济为主、水网经济为辅”的模式起步，加大水网经济的基础建设力度，尽快让“水网经济”发展起来。他特别强调，问题的关键是要重启国家原来已有的“松辽运河规划”。他建议将规划中的“调水”通航模式改变为“蓄水”通航模式。在去年7月1日邱大洪递到李克强总理手里的“关于加快发展东北水网经济、改善生态环境”的建议书中，邱大洪写道：“一旦建成松辽运河，全东北水网体系连成一片，可以形成大约7000公里的河流网和生态经济带。”
2019年底，我们在采访邱大洪时，他说：“东北地区因历史造成的河流荒芜状况想要得到制止和全面改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希望能早日看到这一天。”在他意味深长的话语里，饱含着老一辈知识分子浓浓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责任担当。
年近九旬，却从未放下对国家事业发展的关切，过往的实干与情怀、汗水与荣光全都沉淀在他的一头华发当中。在他远眺的眼神里，写满了对未来的希冀与期盼。
（宁桂玲为九三学社大连市委主委;孔艳梅为九三学社大连市委宣传部部长;顾倩为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工程师、邱大洪院士兼职秘书）
责任编辑：李盟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