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是身份政治认同的组成部分，又具有自身的特性。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包括两部分：网络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和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网络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都存在着解构与重构、共识与断裂、信任与质疑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增加了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复杂性。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既能有效地推动政治进步，又能破坏政治发展，使政治停摆。加强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身份建设，有效推进宪法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加强经济和文化建设，为公民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打下良好的基础;加强网络技术建设，防止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极端化。
关键词：身份政治;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尊严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1）01-0044-09
身份认同政治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内在尊严与外在承认的诉求认同政治。“对于现代人来说，身份不再一成不变，同时拥有多重身份与不断变换不同身份已经成为常态。另外，随着全球移民数量的激增，移民迁入国的人口比例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利益格局频频洗牌，阶层分化持续加剧。这些变化，最终使得身份认同的重心由传统同质群体、主流群体和大规模群体（如民族、国家和族群等）向当代异质群体、边缘群体和小规模群体（如移民、女性等）逐渐偏移。”[1]研究西方身份政治的核心聚焦点是对民主政治的冲击和影响，“身份政治内在于民主精神，扎根于现代性本身”[2]。移民身份、女性身份、族群身份、种族身份、文化身份等从不同侧面和维度对民主政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对移民正在夺走我们的国家身份认同这一点的担忧是真正将所有新民粹主义运动统一起来的核心问题。”[2]研究中国身份政治核心聚焦于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强调文化身份认同、政治身份认同、社会身份认同、民族政治身份认同。
个人与组织都具有多重身份认同政治特性，即个人身份政治、组织身份政治、民族身份政治、国家身份政治、文化身份政治、族群身份政治、移民身份政治、价值身份政治、意识形态身份政治等的叠加化。身份政治与身份政治认同互为表里、互相渗透、互相推进。身份政治是身份政治认同的前提和基础，身份政治认同是身份政治的内在动力。身份认同政治具有“好的可能性”与“坏的可能性”，比如，既推动了民主政治又破坏了民主政治，既推动了政治信任又破坏了政治信任，既加强了政治纽带又破坏了政治纽带，既加强了政治向心力又破坏了政治向心力。身份政治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化的，西方身份政治意识形态化主要包括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身份政治、民粹主义意识形态身份政治、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身份政治、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意识形态化不但冲击了西方国内的民主政治，而且威胁和破坏了国际秩序。网络既是身份政治认同的重要平台和延伸，又促使身份政治认同发生变异。
网络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是身份政治认同的组成部分。从一般意义上说，意识形态身份是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是意识形态身份的标志。从特殊意义上说，具有意识形态身份，并不必然导致意识形态身份认同，身份与认同既具有一致性，也具有断裂性和分离性。意识形态身份有外在设置身份和自我设置身份。意识形态身份有真实者、伪装者、伪善者。意识形态身份有真认同和伪认同两种对立的形式。意识形态身份及其认同既包括政治意识形态身份及其认同，又包括非政治意识形态及其认同。网络是现实意识形态身份及其认同的场所。网络意识形态身份及其认同既是现实意识形态身份及其认同的复制、延伸，又是现实意识形态身份及其认同的裂变和变异。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来看，研究身份政治聚焦于四个方面：一是主要集中于西方和美国，二是仅从身份政治本身展开研究，三是集中于身份政治的边缘化研究，四是把意识形态身份视为身份政治的一个要素或者变量，而非把意识形态身份作为核心要素进行分析论证。本文尝试从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视角探讨身份政治认同的解构、重构、变异特性，并尝试提出优化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多重选择路径。
一、网络政治意识形态
身份认同的基本特征
习近平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3]。网络意识形态分为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非主流意识形态。在西方，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是基于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在中国，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元意识形态。网络政治非主流意识形态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政治意识形态。网络政治主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都是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延伸，因网络具有虚拟性而产生解构与重构的特性，从而形成变异性的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网络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是基于网民内在尊严与网民承认意识形态的身份认同政治，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是身份政治認同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一）网络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
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主流意识形态及其身份认同。在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是现实和网络的基本政治身份认同，民主政治是其外化制度认同，自由与民主是其最高阶的价值认同，政治制度和多党政治是现实政治身份认同，多数人裁决是其程序认同。民主是建立在异质性基础上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演变为多党制的不同党派身份认同，或者演变为两党制的不同党派身份认同，或者演变为威权主义之下的一党主导政治的身份认同。西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复杂多变，保守与激进、左翼与右翼、极左翼与极右翼及其意识形态身份互相博弈，导致政治“跷跷板”游戏不断上演。特朗普利用网络推行其意识形态增加了世界的不确定性，让“美国强大起来”的身份认同得到强化。
在中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包括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和非政治主流意识形态，二者是现实主流意识形态的延伸。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非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具有统摄性和控制性。网络非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包括经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但从政治相关性来说，都具有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征。主流意识形态包括内在性认同和外在性认同。内在性意识形态认同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主要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发展阶段认同，尤其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外在性意识形态认同是对主流意识形态注入、引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认同主流意识形态是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同一性认同。身份认同包括内在性认同和外在性认同。内在性身份认同包括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产主义者身份认同;外在性身份认同包括社会主义制度认同以及各种政治身份认同，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各民主党派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等。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也是现实身份政治认同在网络中的延伸。从网民的角度来说，发布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不能丢失或者忽略其政治身份，现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要与网络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相统一、相一致。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身份及其身份认同更具有真实性，这既可以防止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身份的变异和伪化，也可以防止与普通网民非主流意识形态身份趋同化。
值得一提的是，网络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存在着“伪认同”的现象。这表现在外在群体中的主流政治身份认同与内在个人自身的非主流政治身份认同，外在表演式的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和内在的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即“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政治人格分裂式认同，也是“伪忠诚”的表现。比如腐败分子在台上不断宣传和强调共产主义信仰，在权力的实际运用中却忘记了共产主义及其党员的身份认同，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设租寻租等。
（二）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
任何社会在具有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同时，也具有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同质文化易于形成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异质文化易于形成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同质文化与异质文化共存，形成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与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并存的多元身份认同。
在西方，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主要表现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身份认同上。但目前西方社会的现实和网络政治认同具有裂变的趋势，这主要是受到了移民、种族的重大影响，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沉渣泛起，民族身份和种族身份认同凸显。“当下西方国家声势正猛的身份政治是一种深度现代（deep modern）或后现代（post modern）政治形态。在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与成熟现代（mature modern）处境中，基于契约政治建构的社会认同度很高，让身份问题处在潜蛰状态;唯有进入深度现代或后现代阶段，由于契约政治认同度的下降，身份问题便释放出来。”[4]主流意识形态受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裹挟。“从概念上看，民粹主义虽然结构简单而且内涵浅薄，除了人民至上原则和‘人民—精英二元框架外似乎别无他物。然而，一旦他与其他内容丰富的意识形态或观念相勾连，比如与右翼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相结合，或与左翼的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社会主义相结合，情况就变得异常复杂。当前的民粹主义新浪潮具有鲜明的右翼色彩，民族主义的色彩异常醒目。”[5]对于美国来说，新旧保守主义、新旧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具有合流的趋势，身份认同更具复杂化。
在中国，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包括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现实中有多少种意识形态，网络就有多少种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主要包括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及新保守主义、左派及新左派、右派及新右派等。”[6]网络有多少种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就有多少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例如民族主义身份认同、民粹主义身份认同、自由主义身份认同、保守主义身份认同、新保守主义身份认同、左派身份认同、新左派身份认同、右派身份认同、新右派身份认同。
非主流政治身份认同在现实中往往以个人形式出现，难以以组织形式出现，即使以组织形式出现，也具有隐匿化的特征。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既以个人的形式出现，个人身份的认同，具有多向维度，利益、地位、名誉、价值、意识形态、权利都是个人身份形成的原因，也以准组织化的形式出现，但非真正的组织化。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既是自我的自主确认，也是网民的外在确认。一旦被网民确认为非主流意识形态身份就很难再改变其身份，否则会受到网民的攻击、打压，并通过语言暴力的方式使其“人设崩塌”。准组织身份包括网络大V的组织化、网红的组织化、政治人物的组织化、政治事件的组织化、价值观的组织化、意识形态的组织化等。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组织具有松散化、自主化特征，聚散离合完全取决于个人意愿，但是具有严密性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组织，其中“饭圈”的集群化最具有稳定性，其组织性、纪律性、指向性都极为明显。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具有从网络走向现实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和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具有虚拟性、道德性、伪善性、重叠性和差异性。网络政治具有虚拟性，网络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政治身份不断延续和拓展虚拟性。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虚拟性涉及物理层面、精神层面、群体层面和个人层面。现实的政治人身份变成网络虚拟政治人身份，甚至出现“深度伪造”的政治人和社交机器政治人。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具有典型的道德性特征，兼具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道德化与道德化的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于一身。这一方面归因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归因于对意识形态的差序認知。对于一些网民来说，由于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解与取向不同，对于系统化的意识形态缺少系统的理解，道德化的意识形态认知就成为大部分人的首要选项。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伪善性在于，对于意识形态不认同，但却以认同的方式出现。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重叠性在于多重身份的认同，对宪法公民身份的认同就属于重叠式认同，无论何种意识形态身份，都在宪法认同之下，比如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认同及其他民主党派身份的认同均在宪法认同之下。宪法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宪法认同的前提下，具有各种各样的差异性认同。
（三）网络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与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差异性
二者的共同点在于，身份都以意识形态为主导，并贯穿始终，以虚拟化与碎片化的方式存在，认同也是虚拟化和碎片化认同。其差异性在于，现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也是网络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单一身份认同，但存在着伪化主流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潜在可能。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却更具有真实性，同时具有外在于网络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身份认同。
二、网络政治意识形态
身份认同的形式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随着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固化而固化，随着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解构与重构、共识与断裂、宏观与微观、拆解与细分等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使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这其中包括解构化认同、重构化认同、共识性认同、“圈子化”认同。这些身份认同，都是后真相的认同，是不顾事实真相的、基于偏见的、低认知高道德化认同。在西方，经济全球化和移民问题带来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身份认同给自由主义民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去中心化的边缘化身份认同、族群化身份认同给自由主义民主带来了新的难题，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民主崩溃的症候。网络政治的发展，使得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更加难以辨识。但无论如何，以下几种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形式都是必不可少的。
（一）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解构化认同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并以其左翼的视角进行解构，“我们的目的是介入当今左翼的成败问题。具體来说，我们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质疑和同志式的对话打破庸俗经济主义与庸俗文化主义之间的壁垒。我们呼吁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接受当代条件下存在的身份的复杂性;作为当今资本主义运行的核心组织原则，左翼的斗争可以通过并围绕这一范式进行组织——但是，所有这些都认同，必须将这些范畴与资本主义本身一起历史化，并最终废除它们”[7]。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文化唯物主义的视角进行解构，“当它以排斥或压迫的方式鼓励一种强制的身份分类，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倡导一种消费主义、占有性个人主义、无视阶级的逻辑时，我们可以选择抛弃它”[8]。“把语言视为政治斗争的场所，并将人重新塑造为能动的意义制造者，拥有描述、解释并因而改变其生存世界的集体能力。”[8]但这种解构是现实主义的整体解构，而非基于网络社会的网络意识形态解构，其政治意识形态身份依然是现实公民身份。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解构化认同是认同意识形态的某一个词或某一部分。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解构化认同既有纵向化解构认同，也有横向化解构认同。由于宏观政治意识形态的纵向性与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横向性，导致了宏观政治意识形态“瀑布”遇到了网络横向政治意识形态不同“水潭”的截留，“水潭”灌满溢出，“每一个层次在原则上都产生势力对势力、资源对资源、欲望对欲望的相互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优势的钟摆就会摆动，越出不同层级的边缘，其综合效应绝不会像任何一股势力所想或设想的那样”。[9]（P111）同时还存在“水潭”空置现象。解构化认同与认知、情感、道德、价值、偏见、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后真相扮演着重要角色。公共政治权力的宏观意识形态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缺少经验与情感的感知和认知，除了极少数研究公共权力的宏观意识形态专家之外，大部分人难以理解宏大且系统化的宏观意识形态，但对于宏大的政治意识形态个体身份具有抽象与具体的感知。也就是说，即便对宏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缺少充分理解，对于个体的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感知依然强烈。网络政治意识形态是解构性的意识形态，网民在解构网络政治意识形态时，也调整了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这种调整或者是隐性的，或者是显性的，或者是自觉的，或是非自觉的。普通人通过个体政治身份实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与个体政治意识形态实现对接，也就是说，个体政治身份是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与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的中介，并通过个体政治身份转换成个体政治意识形态身份。
（二）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重构化认同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解构与重构同时存在，是网络政治意识形态变异的一枚硬币的两面。与个体解构化一样，重构化认同与认知、情感、道德、价值、偏见、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后真相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网民对解构化的网络政治意识形态“零件”进行重新组装和整合，使其完全符合自己的意识形态偏好。重构化的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使网民的意识形态身份更加复杂，很难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对其身份进行定义。现实政治意识形态身份在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中变形、扭曲、变异，且呈现碎片化和虚拟化，进而形成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虚拟身份。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虚拟性身份认同既取决于自我人设又取决外在人设，无论是自我人设还是外在人设的意识形态身份都是既具有真实性也具有虚伪性，既具有道德性也具有非道德性，虚伪性和非道德性的人设意识形态身份往往具有“人设崩塌”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三）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共识性认同
“多元文化主义者提出了‘差异公民（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概念。这一概念一方面强调差异的‘公共性，族群成员在具有公民身份和公民认同的同时，也具有族群身份和族群认同。”[10]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共识性认同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的宪法性认同，也包括不同政治组织、政治群体的身份认同，比如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身份属于政治组织认同，各民主党派属于政治群体的身份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宪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共识性政治身份认同即是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共识性认同。树立宪法权威、维护宪法尊严既强调了共识性政治身份认同的重要性，也强调了共识性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重要性。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形态身份的框架下言说和行动，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不能取代、超越、蔑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政治意识形态身份。
（四）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圈子化”认同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圈子化”认同是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而形成的。形态与内容各异的网络意识形态形成造就了相应的不同身份，这在意识形态网站、微信群、朋友圈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具有相同的网络意识形态的网民建群，进入这些群的网民都具有意识形态身份标识。网络意识形态“圈子化”具有同质化、封闭化、排斥化的特性。“身份政治立足于本群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提出权利主张，当其超越对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诉求而过度泛滥时，就可能带来仇恨和对抗。”[11]
（五）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差序化认同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及其身份包括纵向差序认同和横向差序认同。纵向差序认同是从宏观到微观与从微观到宏观的差序认同。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纵向差序认同，是从最高阶到最低阶的认同，是从宏观到中观、从中观到微观的认同，是从抽象化、形式化到具体化内容化的认同。在西方，宏观的公民身份认同会具体到移民、女权等个体与群体的认同及其网络意识形态的族群化、部落化身份的认同。在中国，宏观的公民身份认同到具体的个体公民权利认同，宏观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到具体个人意识形态身份认同，这种认同通过现实与网络的灌输来完成。纵向差序认同在从宏观到微观个体位移时具有发生偏离和失效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即宏观上认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到微观个体对宏观主流意识形态身份的不认可，比如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身份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身份的批评、质疑和背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强调了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在背离了宏观政治主流意识形态时通过“秀智商”、道德绑架等方式把公民的平等身份劣化为等级身份。
横向差序认同是由核心向外扩展的“涟漪”式认同。横向差序认同是网络的独特产物，这既可以是由血缘到地缘的由近及远的无限扩展，更可以是因网络虚拟性带来的由远及近的无限汇聚，形成了“网络地球村”。网络公民身份打破了國别的界限，形成了网络世界公民身份。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全球化，给世界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但造成了西方与美国的分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秩序。“福山指出，世界政治正出现新变化，它已经超越了以文化或者文明来界定冲突类型的范畴，新一轮的全球秩序演化的核心围绕身份认同问题展开。”[12]
三、网络政治意识形态
身份认同的基本功能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具有正向功能、平衡功能和负向功能。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三种功能并存，引发去中心化与再造中心化、边缘化与再去边缘化、去“圈子化”与再建“圈子化”。网络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其身份而不断博弈，形成了极为复杂的身份态势。网络在各种意识形态身份中汇聚、游离、分化、重组，飘荡不定。
（一）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正向功能
正向功能的内在意义在于通过强化意识形态的整合提升网民的内在自尊和增强内聚力，外在意义在于推动政治、社会的双重稳定。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核心是追求其意识形态尊严，维护意识形态尊严的不可侵犯性、不可取代性。国家具有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尊严，不容他国侵犯和干涉。国家公民具有国家公民的政治意识形态尊严，公共权力具有灌输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同时也具有保障和保护国家公民政治意识形态尊严的权力与责任，他人和社会不得干涉每一个个体公民的政治意识形态尊严。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在尊严和外在身份的承认，对于增加内在凝聚力、向心力至关重要。只有现实和网络对意识形态尊严与外在身份的承认，才有利于树立宪法权威，在宪法层面上维护和捍卫国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宪法意义上的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身份，才能使公民获得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稳定预期，自觉捍卫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从微观层面来说，网络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生活化、生活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化，是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流动的基本态势。网络具有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易于形成主人翁的参与感、责任感和自豪感，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全过程民主”赋予网民的主体地位，改变了政治参与主体虚置的现状。
（二）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平衡功能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平衡功能包括两部分内容，即主导性平衡和制约性平衡，这是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认同的正向功能的组成部分。网络意识形态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争议的事实，各种不同意识形态在网络上都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对极化的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要压缩甚至取缔其发展的空间，对于理性的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要采取限制引导策略。实现网络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主导性平衡和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互相约束与制衡，使网络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相互激荡、互呈开放性、互相吸取其合理因素。实行主导、平衡、制衡的目的之一在于确立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身份和网络政治非主流意识形态身份。这是宪法合理推论的结果，是宪法公民权利具体化的标志。树立和维护宪法意识形态尊严，也就是捍卫公民个体的意识形态尊严。如果公民个体意识形态尊严得到维护和承认，那么公民就会自觉地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三）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负向功能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负向功能主要指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负向功能，其负向功能源于政治认同危机。政治认同危机是指“人们对政治体系产生了心理的疏远和疏离感，与官方的政治实践及其主导的政治价值之间产生了巨大裂痕，其正面的情感和意识体验出现淡化、动摇，甚至崩溃，以致对于所在国家、团体、价值观及其领袖的忠诚、信仰、支持开始消失。政治认同危机的产生是由于影响政治认同的因素或者各因素的内在结构发生了变化”[13]。对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是政治认同危机的组成部分，其直接表现是去中心化，进而造成宏大政治意识形态空置和失效。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带来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身份危机，“我是谁”“我信仰什么”“我坚持什么”“我捍卫什么”等问题的提出带来了意识形态身份的虚无化和空心化。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具有辩证性。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功能可以互相转化，即正向功能可以转化为负向功能，负向功能可以转化为正向功能。如果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不能得到实际的确认，或者正向功能遭到破坏，就具有转向负向功能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比如微观公共权力直接侵犯了公民权利，公民就会对公民权利进行污名化处理，并对自身的公民权利、意识形态产生怀疑和不信任，并自我矮化或将他人矮化为奴才身份。如果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不被他人和社会承认，就会产生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抗争，如果抗争具有合理性，就会推动政治的良性改进。中国微观政治在抖音里的显现，逐渐厘清了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边界，推动了微观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政治生态的进步，使公民权利身份和公民意识形态身份逐渐现实化、具体化、个体化。
四、网络政治意识形态
身份认同的路径选择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选择具有不同的路径。从政治学意义上说，社会分为两大领域即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公共领域是公共政治的主要场所，私人领域是私人生活的主要场所。网络技术打破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形成了第三领域即网络政治领域，并使公共领域私人化、私人领域政治化，不但“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难以在网络上实化，即便是政治的归政治、道德的归道德也是遇到了重重的道路阻隔。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虚假化、虚拟化、伪装化、伪善化也给厘清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确立带来了巨大难题。确立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既需要现实的确认，也需要治理网络的多重路径并举。
（一）公共权力政治的进路
公共权力政治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具有宣传和灌输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职能，在宪法、制度、规则、机制等各个层面规制所有人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习近平多次强调：“在实践中，我们不断深化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就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14]只有确立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才能有效地确立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并引导公民与网民不断强化其主流意识形态身份。在这方面，各大官方网站、公众号等以宣传和灌输主流意识形态作为重要任务，起到了引导管控的作用。习近平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4]只有不断强化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才能具有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性，形成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信任和高度认同。
（二）公民权利政治的进路
公民权利需要公民意识形态身份，公民意识形态身份强化公民权利的责任义务，何况公民权利、公民权利身份本身就是现代意识形态塑造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权利身份就是意识形态身份。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相对应，二者相互促进、互相制约，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建立在边界清晰的前提上。只有确立了公民权利，公共权力才具有边界意识，公共权力才具有保护公民权利之责。传统社会的政治是等级化、血缘化的身份政治，现代社会的政治是平等化、非血缘化的身份政治，是公民身份与契约政治相统一的政治。就一般意义而言，中西方都存在着具有“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视角重建公民政治，乃是克制身份政治弊端、重建契约政治、维护国家共同体的有益进路”[4]。就特殊性而言，中国政治兼具公民身份政治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于一身。确立公民主流意识形态身份，实现公民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使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身份互相强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网络政治意识形态是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延伸和变异，既有对公民权利身份强化的一面，也有对公民权利身份弱化的一面，这种弱化主要体现在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身份对公民权利身份的弱化。在此情况下， 建立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主流身份的多层级机制，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三）经济政治的进路
构建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既需要政治经济学，也需要经济政治学。从政治经济学来看，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为公民身份政治打下良好的基础。从经济政治学来看，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公平的分配，需要加强国家干预才有可能达到平等的分配。在罗尔斯看来，“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15]（P303）。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政治学两个进路，一方面为公民权利身份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保障公民权利身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及其意识形态身份，上层建筑具有反作用，其反作用的表现之一就是由公共权力推进公民意识身份。
（四）文化政治的进路
追求边缘化身份的主流承认是美国身份政治发展的新趋向，强调主流文化与反主流文化、反主流文化之间互相竞争，而这和西方的多元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身份政治迅速整合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和新左派运动，重塑了美国政治论争的话语，并衍生出族群、性别、性取向这三项身份政治的核心议题。”[16]“20世纪70年代以来，身份政治这个文化工具受到了女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左翼力量的特别青睐，逐渐演变为一个被自由主义左翼定义的概念，专指国家内部被结构性边缘化的少数群体成员基于相同的身份特征和认同需求而组成各种身份群体，要求享有与主流群体相同权利的政治活动。”[17]西方身份政治是多元文化的结果。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并深刻影响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或者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伦理本位是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伦理基因。“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4]这就要求不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相结合，通过文化进路确立现实和网络公民权利身份，并以文化的进路确立现实和网络意识形态身份。文化自信是确立现实和网络意识形态身份的重要前提及保障。
（五）技术政治的进路
网络公共权力媒体或官方媒体需要顺应网络技术的发展，及时迅速跟进推送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跟进技术就是跟进时代，跟进娱乐就是贴进大众化。官方媒体进驻微博、微信、抖音、快手，并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有针对性宣传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具体化案例解读主流意识形态就是这一趋势的体现。既“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14]，也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融合，在为算法注入道德的同时，也要注入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强化网络意识形态身份。比如，在抖音等大众化平台上，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宏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也要传播微观主流意识形态，实现宏观主流意识形态与微观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接与互相强化。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具有其自身的特性。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具有正向功能和平衡功能，也具有负向功能。加强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建设，要建立具有复合性的机制体系，从而有效地推进政治经济发展，维护政治经济稳定，进而不断加强政治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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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Political Ideology Identity and Its Path Choice
ZHANG Ai-jun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Xian 710122，China）
Abstract：Network political ideology identity is not only a component of identity political identity，but also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Network political ideology identity includes two parts：network mainstream political ideology identity and network non-mainstream political ideology identity. Both mainstream political ideologies and non-mainstream political ideologies have the possibility and reality of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consensus and fracture，trust and doubt，which increase the complexity of the identity of network political ideology. Network political ideology identity may not only effectively promote political progress，but also may undermine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bring politics to a standstill. Optimizing network political ideological identity require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power and civil rights identity，effectively promoting ideological identity based on the constitution;strengthening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and laying a good foundation for citizen ideological identity;strengthening network technology construction，preventing the radicalization of political ideological identity on the Internet.
Key Words：identity politics;network politics ideology identity;dignity
責任编辑：刘 博
收稿日期：
2020-10-05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规律研究”（18BZZ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爱军，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网络政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