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对新经济发展来说，市场竞争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没有有为政府的因势利导，会有企业家无法自己克服市场失灵问题的存在，从而延缓甚至丧失新技术、新产业涌现的机会
我主要想谈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新经济是科技发展和市场竞争的产物;第二，需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结合才能比较好地推动科技发展，抓住新经济发展的机会，并且能够趋利避害;第三，对成都现在所做工作的期盼。
一、新经济是科技发展和市场竞争的产物
在经济增长当中有所谓现代经济增长和前现代经济增长。这是诺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的概念。18世纪之前的增长被称为前现代经济增长，因为当时经济增长的速度基本决定于人口增长的速度，人均收入水平几乎不提高。18世纪以后，西欧等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增长从前现代社会大概平均每年0.05%，一下子增加了20倍，达到每年1%。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又翻了一番，人均收入增长达到2%。这么大的变化实际是几次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带来的贡献。首先是第一代的蒸汽化，其次是第二代的电气化，第三代计算机、互联网的信息化，现在则进入到第四代的工业革命，即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智能时代的到来。为什么工业革命以后会出现一代又一代新的技术变化？为什么它能使我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个新技术发明以后会带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但要是没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在给定技术之下，资本不断积累就会出现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就会放慢，而且经济竞争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为新的技术发明刚开始有专利保护，一段时间后专利保护期过了，其他国家和企业就可以不用支付费用来应用这个技术，模仿者的生产力就会与发明者达到同一个水平，发明者在市场中就失去了获取比别人更高利润的机会。为了维持在市场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就会出现诺奖获得者保罗·洛莫研究的“内生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处于技术前沿的企业会不断地从事新技术研发的投资，带来新技术不断涌现，所以工业革命以后出现一代又一代新的技术涌现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此外，新技术会带来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除了提高现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之外，最主要的是新技术尤其是新的带有根本性、革命性的技术会带来新产业、新业态，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有资料显示，现在世界上1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中有7家属于新经济企业，包括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美国的苹果、亚马逊、谷歌等。
除了会有新的增长点、新的业态之外，这些革命性的技术还可以和已有的产业进行嫁接，让传统产业降低成本，产生新的竞争力。“互联网+”就体现了这个思路，互联网加上原来传统产业，让其产品更方便地进入市场，或者更方便地了解市场需求，让企业的生产能够更好地契合市场需求的多元化、个性化，这些都会带来效率的提高和收入水平的增加。
二、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
在当前这样一个以市场竞争为驱动力的新科技时代，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位的。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关注科技创新的学者经常会强调企業家的重要性，有不少理论认为，只要有市场的竞争就可以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政府最好不要去干预，但是实际上如果只有企业家，而没有政府的有为来提供服务从而克服在技术创新中必然存在的一些市场失灵并趋利避害，新技术可能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了，给社会财富带来增加的同时也可能给社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
新技术离不开研发，但研发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而且失败的概率非常大。如果不给专利，那研发的积极性就很低。专利是由政府授权的，如果没有政府，新技术只能作为企业自己独家拥有的秘密，但独家拥有的秘密不容易保护，所以最好还是由政府提供专利保护的服务。
此外，技术研发包括基础科研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对于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企业有很大的积极性，因为开发成功能够得到专利，即使风险很大，只要成功，就是一本万利。但是基础科研，企业家不太愿意做，因为基础科研的成果通常只是一篇论文，是公共产品，可如果没有基础科研，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实际上是无源之水，所以政府就应该提供对基础科研的投入，然后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新技术的涌现。实际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现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都是政府在基础科研上投资，获得突破后所产生的结果。
除了基础科研需要靠政府之外，新技术出现后，还需要依靠很多硬基础设施和软基础设施才能得到运用。过去传统产业所需要的硬基础设施是“铁公基”，现在新经济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则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5G。这些新的基础设施如果不存在，那么将来新的业态就很难出现，就不能真正实现新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率。
软的基础设施或制度安排也不可或缺。新技术需要有新的技术人才和生产人才，企业家自己很难凭空或者从小学开始培养这样的人才，政府必须在高等教育阶段或者研究生教育阶段，针对未来新技术革命以后所需要的技术人才进行前瞻性培养。
新技术取得突破后，有很多应用机会和应用场景，这都需要进行尝试，需要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新业态通常不是原来规模庞大、有根基的企业开发出来的，而是一些年轻人，他们了解技术，靠对市场的敏锐感觉，迸发出一些新想法。落地试一试这些想法，要有孵化基地，通过不断地试错和培育，从而把这些想法变成在市场可提供的产品。这个让年轻人能够异想天开、梦想未来的孵化基地，就需要政府的支持。如果已经有了想法，有了产品雏形，还需要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金融支持。当产品有了一定市场之后可以上市，需要政府提供适当的金融市场的准入。当然，市场上可能会自发涌现各种投融资服务，但是要让它们能够健康有序，就需要政府在金融管理、金融法治上有所作为。
在现代化经济当中，任何产业在市场中有竞争力都要形成产业集群，尤其是产业链的配套，而形成产业集群有时是自发的。如果是自发的，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在各种产业中出现一两个产业集群;如果有政府的引导，可能会比较快地形成产业集群，加快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所以，对新经济发展来说，市场竞争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没有有为政府的因势利导，会有企业家无法自己克服市场失灵问题的存在，从而延缓甚至丧失新技术、新产业涌现的机会。
另外，新经济有个特性，它通常规模很大，“赢者通吃”，成功后可能迅速出现可以进入财富500强的大企业。“赢者通吃”在市场上就有垄断地位，如果它只是在科技领域、经济领域，利用其优势来获取竞争力，那是可以允许的。但是在市场中，有了垄断地位、积累了财富，很容易就会利用财富争取政治地位，影响政策走向，以保护其垄断，妨碍科技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需要有一定的治理，在新经济的成功带来垄断时，不能妨碍下一轮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涌现。
新经济的出现，刚开始处于探索过程，管理可能不到位，会让一些企业利用管理的漏洞，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攫取个别企业或个人短期的利益，互联网金融领域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互联网金融有其优势，可以降低信息费用，更好地动员资本和配置资本，但近两年有很多互联网P2P“爆雷”，出现几十亿、几百亿的恶性案件。随着新经济的不断出现，政府的治理要跟上，才能避免新经济可能给市场参与者带来的不利影响。
同时，伴随着新经济的垄断特性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发达国家就出现这种问题。这也是《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所发现的资本家的财富分配在经济当中的比重越来越高的情形，导致的结果是社会不满的增加和分裂。出現在法国、英国的各种社会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之所以被选上都与此相关。所以，政府在支持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可能带来的收入分配的后果，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帮助在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分享到新经济带来的好处。这个过程中，一些旧经济会被新经济取代，需要提高旧经济中从业人员在新经济中的就业能力，在转业时有必要的生活保障，也需要有一定的二次收入分配，这些都需要政府发挥无可旁贷的作用。
三、成都做法及其启示
成都现在率先推动新经济、新治理的探索，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绩，地方先行先试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面对新机遇、新事物，在地方先试点，然后总结经验，等到成熟以后再向全国推广。
成都目前有些做法值得肯定，比如应用场景理论，围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以及市场需求和城市治理来规划和培育七大应用场景（实体经济、智慧城市、双创平台、人力资源协同、消费提档升级、绿色低碳、现代供应链），通过这些场景来为企业提供机会而不是给优惠。这样的做法，非常有利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由点的突破带动面的发展。新经济有很多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来克服，包括新的基础设施、新的人才培养、新的孵化基地等，克服这些失灵需要政府财政和执行能力的投入，政府又总是面临着预算和执行能力的约束。在有约束的情况下怎么得到最大的效益？这就需要针对可能应用的的场景来分析哪些场景最能够与成都所拥有的比较优势结合在一起，比较优势要变成竞争优势有哪些瓶颈需要克服？政府只有通过集中资源消除这些瓶颈，才能迅速将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这样才能够使这些新经济变成成都新的经济增长点。
如前所述，现代化产业到处都有竞争，都要形成产业集群，如果根据应用场景来公布机会，根据机会来吸引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和企业进入，并且把这些场景变成市场竞争的一个个新业态和新的增长点，这是非常好的方式。成都推行的这七大应用场景将来有可能都变成全国领先的产业集群，即使只有五个也足够使成都变成引领全国发展的城市。等到成都的试点经过两年、三年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有可能成为“成都经验”，有了“成都经验”就可以在全国其他城市、地区推广，帮助中国在走向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带给我们的机会，并且能够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作者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知名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