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民 刘岚
摘 要：
回顾了当代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替理论，比较了中国、美国和日本的非农化历程，解析了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推动因素和农民收入来源结构演化过程。通过对资源、技术、资本和劳动力和生产要素的SWO分析，借鉴国际非农化的发展经验，提出了我国新形势下加快非农化进程的产业发展对策。主要结论有：我国第二产业呈现早衰现象，不利于非农化发展，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应继续大力发展传统产业，增加非农就业比重;当前我国需通过消费升级，鼓励高档消费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同高档消费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展大规模跨流域调水工程建设来培育投资拉动经济的新增长点;进一步增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优势，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合理控制海外置业和国际旅行逆差，继续保持外贸对经济增长正拉动，优先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人口稠密地区转移，尽量减缓和推迟其向国外转移。
关键词：
就业结构 国际比较 生产要素 非农化 产业发展
一、前言
当代经济学中关于非农化过程中产业结构演替的经济学理论很多，主要有美国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1]，日本篠原三代平的动态比较费用论[]，英国克拉克的三次产业结构演化论[3，4]，美国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5]，英国李嘉图和瑞典俄林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6，7]，日本今村奈良臣的第六次产业理论[8]，德国施瓦布提出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理论[9]，以及康德拉捷夫的技术创新周期论和熊彼特的技术创新推动论[10，11]。这些经济学理论均可用于指导我国未来的非农化进程，或某一地区的非农化发展。当前我国非农化发展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如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对外贸易增速放缓，顺差减少，外贸对经济拉动由正变负;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减少，非农化进展速度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减慢。本文基于非农化国际比较和SWO分析，全面分析我国非农化发展的优势和劣势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加快非农化发展速度的对策。
二、非农化历程国际比较
根据克拉克三次产业结构演化理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随经济发展而上升，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我国的非农化率明显比经济水平相当的国家偏低。从016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就业比重的对应关系来看，人均GDP在7500-15000美元之间的9个国家，包括阿根廷、波兰、土耳其、马来西亚、俄罗斯、巴西、墨西哥、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平均农业就业比重下降为13 6%，而中国的农业就业比重高达7 7%，约为平均值的倍。主要受人文因素和土地制度的影响，中国的非农化进程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1840-010年间的美国和1900-1973年间的日本分别经历了三大产业就业结构从以第一产业为主到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产业为辅的完整演变过程[1，13，14，15，16]。1978—018年我国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结构由70 5%、17 3%和1 %演化为6 1%、7 6%和46 3%，018年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相当于1936年的美国或196年的日本。美国经历了33年，日本经历了34年，使本国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6 0%下降为5 0%，下降速度均为先快后慢，平均每年下降0 65个百分点，美、日两国的非农化历史进程可作为我国未来非农化发展的重要参考。通过比较美、日、中三国的就业结构演化历史发现，美国1943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达到极大值39 0%，日本1973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达到极大值38 %，中国01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达到极大值30 3%;美、日、中三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口达到最大值的年份分别为000年，199年和01年，当年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分別为1 8%，5 8%和33 6%。相对于美国和日本，中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口过早开始下降，呈现早衰现象，这是当前非农化速度减缓的主要原因。
1978-017年39年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00 3倍，平均每年增加11 84%。其中1978-1989年11年间，对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以农产品价格提高为主，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为辅，农业劳动力人均经营面积减少，贡献为负值;1989-004年15年间，以单产、价格贡献为主，经营规模贡献由负变正;004-017年13年间，以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经营规模贡献为主，农作物单产贡献为辅。得益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和土地流转，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经营面积扩大对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在逐步上升。1990-016年6年间，农民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1 1%，农民人均非农业收入占比由4 4%上升为4 8%。相对于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较大，收入差距缩小较慢，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危险。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农业就业比重依然处于较高水平阶段，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规模不但远小于美国，还小于日本;中国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虽然使农业土地生产率位居世界前列，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却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
三、生产要素SWO分析
（一）资源
S：我国农业土地资源丰富而优质，开发程度高;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宜农荒地资源丰富，仍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东北、南方和西南地区水资源丰富，尤其是西南地区水资源利用程度低，开发潜力大。W：农村土地制度独特，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业用地与宅基地实行三权分治，农业用地三权为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农村宅基地三权为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致使土地流转速度减缓，农业规模经营进展缓慢，城市远郊的空闲宅基地利用率低下，城中村和城市近郊的宅基地上私搭乱建，小产权房无序发展。东部平原和盆地人口密度大，人均土地资源缺乏;水资源分布不均，华北和西北的干旱半干旱区具有较高的土地生产潜力，却存在严重缺水问题。O：土地制度改革潜力大，长期租赁，土地入股，土地限量私有化，宅基地限制性私有化等土地制度创新，有利于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村宅基地的高效利用;土地流转同农民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社会福利挂钩，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推动农业土地加速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六次产业（一、二、三次产业叠加）发展潜力巨大，农民土地和宅基地入股可以解决农村发展六次产业的产权和融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的百年大计，实行过程中需注意融资问题和明晰土地产权。农民工就业问题是农村六次产业发展过程中须充分考虑的问题，农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现代农业，有利于增加农业工人就业，对非农化有促进作用，但是现代农业过度发展存在农产品过剩风险，有可能影响农民收入增长。
（二）技术
S：中国经济发展在农业技术和工业技术上具有后来者优势可供利用。新技术革命带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与传统的第一、二、三工业革命叠加，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可能呈现新旧工业技术同步发展，和直接以新技术代替旧技术的发展现象，可大大加快工业化发展进程，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中国可以依靠快速推广第一、第二、三、四次产业技术革命积累的技术成果，在较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越当前的发达国家。W：目前我国工农业生产技术相对于发达国家仍然较为落后，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程度参差不齐，新旧工业生产技术并存，工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地区性差异较大。当前我国第一、二、三产业技术更新较快，新技术对旧技术冲击大而迅速，技术更新日趋频繁可能造成巨大资源浪费和失业问题。O：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抓住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契机，鼓励技术创新，利用高新技术制造新产品，升级换代现有工业产品，为提高我国工业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带来了机遇。利用当代发达的通信技术和交通网络，可以提高各种工农业生产先进技术的推广和扩散速度，加快工业化和非农化进程。：当前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激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需依靠政府的R&D经费投入。全球R&D投入強度呈按非农化先后顺序逐步增大的趋势，后非农化国家高于先非农化国家[17]。目前中国的R&D经费投入强度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未来大力增加R&D经费投入，实现R&D经费投入超前化发展是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措施。
（三）资本
S：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长期处于快速增长状态，建设了发达的交通运输体系，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里程居世界第一位，铁路、航空、公路、管道运输、大坝等建设得到长足发展，房地产业迅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得到了完善。发达国家产业成功转移到中国沿海和内陆大中城市，形成了大量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我国通过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城乡居民储蓄率维持较高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存款数额巨大;中央政府负债率较低，实施罗斯福新政式经济扩张的潜力很大。W：目前投资分配过分注重交通和房地产，未来投资重点急切需要转移到水利工程，跨流域调水，内河航运，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瓶颈产业上。O：水利投资回报率高，发展潜力很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各种规模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内河航运投资亟须加强;乡村教育文化产业，体育娱乐设施，医疗卫生事业，以及村落街道路面硬化、停车场、上下水管道铺设、厕所革命、垃圾收集处理、污水净化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投资。：积极的经济扩张政策存在政府债务风险，应科学把握投资力度;各项固定资产投资存在回报率递减规律，融资投资过程中需要遵循高回报率项目优先原则，对增加社会福利具有显著效益的应当成为优先和重点项目，如节水灌溉和跨流域调水项目。
（四）劳动力
S：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质量迅速提升，拥有人口规模优势和人口红利优势。我国的刘易斯第一拐点已于009年前后来临，刘易斯第二拐点随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而呈动态移动，劳动力供给在近中期充足。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使劳动力质量快速提升，有利于支撑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W：农业机械化带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速度加快，农村隐形失业，季节性失业现象严重，劳动力长期供过于求。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地域差异大，农业剩余劳动力地域分布差异大，增加了非农化发展的难度。O：随着农业机械化逐步推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呈动态变化，一些地区的刘易斯第一拐点成为动态过程，人口红利缓慢消失，可使经济快速发展期得以延长。农业内部产业结构中，劳动密集型现代农业比重逐步提高，使最终农业就业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快速增加农民收入促使刘易斯第二拐点提前到来，大大缓解我国的非农化压力。农村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乡镇企业，农村现代物流业和乡村旅游业，通过三产融合发展就地转移农业劳动力;发展现代农业，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出口贸易，可以大量雇用农业工人，有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以变相加快非农化进程。：随着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种植业用工减少，会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规模化养殖的发展，大量小规模家庭畜牧业将逐步退出生产活动，也将会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的非农化发展最终仍然需要加快工业化进程，增加进城务工人员，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或在农村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来吸纳当地的剩余劳动力。
四、促进非农化发展的产业政策探讨
激励消费拉动：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增长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我国城乡收入差别大，城乡消费攀比效应使工业品消费具有递次性，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多层次的消费人群可以拉长工业品的消费周期，使工业品的生产寿命加长，有利于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但是，大量农民工返乡使农民隐蔽性和季节性失业增加，农民收入增速趋缓。疏解大城市批发市场和整治分布式商业网点，使大城市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减弱。在大城市强制外移批发市场和取消分布式商业网点，可能导致形成社区商业垄断，使农产品产销价格差拉大，商人取得暴利，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受损，不利于生产发展和大城市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然而，中国处于旅游消费快速增长期，旅游业发展潜力巨大。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借助第一、二、三产业在农村融合，发展乡村旅游业，有利于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我国高档消费发展潜力巨大，如高尔夫球场、各种运动场地、游泳池、野营场地、文化活动场地、别墅、私人游艇、水上运动、赛车场、越野车运动、热气球运动、跑马场、森林步行道、自行车道等高档消费的普及均可拉动经济发展。依靠高消费人群引领消费新潮流，带动消费不断升级，促进新产品不断出现，可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有：高档消费和超前消费不发达，不利于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减弱。大城市人均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贫乏，存在各种土地利用限制和住房、汽车限购政策，不利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应适当放宽限制，增加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供给，促进大城市消费水平的提高。目前我国出国旅游消费出现大额逆差，海外求学、海外移民、海外置业造成大量外汇流失，不利于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加强投资拉动：在工业品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应对经济衰退的有效手段是通过政府发行债券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来解决失业问题，从而化解危机。目前我国多数工业产品产能过剩，非农化速度趋缓，隐性失业现象严重，急需罗斯福新政式的政府主导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从世界各国政府债务率对比发现，发达国家债务普遍高于中国，比较美国和日本的政府债务历史，中国政府债务率极低，将来采取凯恩斯扩张政策潜力大。如我国的西部全面开发比美国晚，开发潜力大;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规模大，发展潜力大。西部铁路、高铁、高速公路、水利设施、跨流域调水、风能太阳能发电基地等建设的发展潜力很大;南方水网和东北地区的内河航运设施建设亟待加速;农村公路、管道运输在中东部人口稠密地区发展潜力也很大;乡村振兴战略的终极目标是村落城镇化，急需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是，从投资分类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呈不均衡发展态势，其中交通、住宅投资过度发展，且大量占用农田;水利投入相对不足，农业后备资源开发不足;投资的地区差异巨大，东、中、西投资力度递减。各类投资发展不协调，不利于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然而，我国交通和房地产建设仍有潜力可挖，开展大规模跨流域调水，开发农业资源的潜力巨大，乡村振兴工程和城镇市政工程等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依然很大。其中西部铁路交通发展仍有较大潜力，如建设川藏、滇藏、新藏铁路;随着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加，必然带来住宅消费的升级，郊区大户型住宅、联栋别墅和独栋别墅发展潜力巨大。发展水利和跨流域调水潜力大，借助大规模跨流域调水开发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土地资源，可以有效拓展生存空间[18]。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我国的停车场、高尔夫球场、游艇码头、郊野公园、旅游风景路，山脊观光路、环湖风景道路、野营场地、各类运动场等同高档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依然欠缺，发展潜力巨大。存在的问题有：地方各级政府缺乏以人口发展和消费升级为依据的科学合理的城乡专业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如农田水利设施改造升级规划、城乡基础设施规划、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水域游艇发展规划、停车场和运动场规划、土地利用详细规划等;少数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不切实际过分超前，形成鬼城，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稳定外贸拉动：我国对外贸易介于发达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之间，承上启下，贸易对象遍布全球，具有地域分布广、潜力大的优势。国际贸易净出口增量对经济发展有直接拉动作用，我国出口优势产品是劳动密集型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产品是原料，矿产品和部分技术密集型，发展对外贸易有利于弥补我国人均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占有量低的劣势。我國国际贸易种类齐全，可替代产品丰富，具有广谱性和稳定性优势，发展国际贸易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大大促进非农化进程。但是，当前发达国家市场饱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使出口贸易增速减缓，有的年份净出口额为负值，外贸对GDP的拉动为负值，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尤其是富有阶层大量移居海外，购置海外房地产，国际旅行逆差逐步扩大，对经济发展的负作用最大。我国对外投资发展过快，过早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相当于将大量外汇用于国外的非农产业发展，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国外转移，造成农民工返乡潮，减缓了国内的工业化和非农化进程。美国的工业产值于1883年前后跃居世界第一位，1918年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前后经历了约35年，而中国010年制造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014年就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仅仅相隔4年;目前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为33 6%，远远高于美国的0 4%，产业向国内落后地区扩散的速度远远低于西进运动时期的美国。然而，积极发展国际贸易可以增加就业，促进技术引进、技术交流和产业发展，保持国际贸易顺差增加可直接拉动GDP。我国以建设和谐世界为基本外交策略，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加强同“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合作，面向全球积极发展国际贸易的潜力巨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提升产品质量，可以有效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采取国际贸易平衡战略，对发达国家维持劳动密集产品出口的优势地位，通过进口替代和出口扩张相结合可以逐步实现技术密集型工业品升级换代;对发展中国家和资源大国，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以维持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如我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可以采取扩大顺差与缩小逆差双重战略，发展资源密集型农产品（如大豆、食用植物油、猪肉）的进口替代，缩小逆差;通过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蔬菜、水产品、茶叶、丝绸）的出口扩张，扩大顺差。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巨大，中国在交通、水利、公共设施等建设方面具有优势，如港口、运动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大坝、桥梁、隧洞等，承包国外工程项目有利于扩大我国外贸顺差，增加劳动力就业。有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国际上高新技术产业竞争激烈，我国要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建立优势面临的挑战较大，如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集中发展高技术产业，德国推行工业4 0战略，日本发展人工智能产业，韩国发展先进电子产业，印度发展软件产业，被称为亚洲硅谷。引进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应遵循引进、消化、创新、超越四阶段原则，对高新技术产品逐项实现进口替代和创新领先，逐步占据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高点。我国已经成功实现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扩张的高新技术产业有造船业、家用电器、汽车业、高速铁路、大飞机、桥梁、隧洞、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将来需大力发展的产业有3D打印、芯片、石墨烯电池、航天、核聚变发电、机器人、无人机、电动汽车、卫星定位等;国务院提出制造业发展的十大领域，都是当今世界先进制造业竞争的焦点产业。增强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需大量增加R&D投入，中国R&D投入强度计划00年达到 5%以上，若按017年GDP总量计算，中国R&D投入总量要超过美国，投入强度需达到4 35%，才符合后来者R&D投入强度增大的规律，我国未来的R&D投入需要比原计划进一步加强。
五、主要结论与讨论
比较我国和世界主要国家非农化历程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一是通过分析生产要素，发现我国仍然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强大的资本优势已经建立，需进一步增加R&D投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立主要工业品的技术优势。二是我国人口众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应成为基本国策，工业布局应当充分考虑非农就业问题，将劳动密集型工业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部地区转移，尽量延缓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向国外转移。三是我国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份额逐年增加，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政府应当采取鼓励消费的政策，尽量减少对城乡高收入人群消费的限制，合理增加大城市的建设用地供给。四是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刺激经济发展可以增加就业，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我国跨流域调水工程，乡村道路和文化体育设施，城市市政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巨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依然强劲。五是发展对外贸易可以弥补我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资源不足劣势，对增加非农就业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净出口增加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直接拉动作用，发展国际贸易应当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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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编号：ASIP-IAED-00-01）;中国农业科学院协同创新项目“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项目编号：CAAS-ZDRW001）研究成果〕
（梁书民，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刘岚，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