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日遗址石棺葬文化族属探讨

　[摘要]本文通过对宗日文化石棺葬的浅显认识，初步探讨了宗日文化石棺葬发现的意义及其族属问题。认为宗日遗址石棺葬的创造者是羌人。

　　[关键词]宗日文化；石棺葬；羌人；夷人；氐人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2-0021-04

　　宗日文化是青海黄河流域较有代表性的区域文化。因首次发现于青海省同德县团结村宗日而得名。它是青海继马家窑文化后，又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类型，是世纪之交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考古发现之一。宗日文化的发现，丰富了青海史前文化发展的脉络。对深化青海史前文化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资料。

　　宗日文化以墓葬发掘为主。为我们充分认识古代社会提供了许多信息。因为社会的组织结构甚至婚姻形态、群体规模及相互交流、人群内部的等级分化或者社会分工、人们的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都会在墓葬中有所体现。“死亡在所有时代一直是使人们感到困扰的问题，与许多仅为少数思想家感兴趣的问题不同，因为圣贤与傻瓜都难免一死，甚至最无心的人和最愚蠢的人有时也不免问自己死后如何。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关注中成为一种确实存在的困惑。在漫长的人类思考的历史中。最有智慧的人总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寻求此谜的解答。”宗日文化中多种葬俗的存在，正是宗日文化居民对死亡的关注和死后世界的思考。

　　从葬具看，宗日文化的葬具主要有木椁、木棺、石棺、瓮棺等。在青海，除了宗日遗址以外，在刚察县砖瓦厂墓地和民和县也发现了石棺葬，但是，刚察、民和发现的石棺葬文化归属均为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其绝对年代不超过距今3000年。宗日文化石棺葬的发现大大提前了青海石棺葬的使用年代，也为青海后期的石棺葬找到了源头。

　　一、石棺葬的发现及其分布

　　无论处于何种地域，无论是哪一种民族，埋葬习俗乃至随葬品物的形制，都不过是原始宗教观念的他化、物化和具型化。透过具体墓葬葬式与器物的分析，可以把握原始文化的渊源，并找到宗教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进而真正把握宗教的本质。从发掘到的一切远古遗迹和器物中，我们几乎有着一致的发现，这就是“他们都是当时人们意识流变的物质凝聚和印记，这种意识流变既是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相应标志，又是原始人宗教观念的最有说服力的历史旁白”。圆因此，“丧葬习俗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意识与宗教意识，因而也能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实际面貌。研究古代丧葬习俗，是认识人类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窗口”。

　　新石器时代及铜石并用时代，人们用石材制造成各种不同形制的石棺，诸如石棺墓、石板墓、大石墓、箱形石棺、石墓、积石墓、支石墓、石棚等。可以统称为石棺葬。

　　石棺葬俗在我国史籍中最早见诸记载的是《史记?秦本纪》：“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考古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的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第458号墓以及西北地区甘肃景泰张家台墓地中，已出现了一些早期的“以石为棺”的墓葬。而进入到铜器时代以后，石棺葬已成为我国北部和西部边地民族一种比较普遍的葬式。其分布地域从东北开始，沿华北的北部边缘向西，在甘青地区、青藏高原直到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脉地区都有所发现，由于这一从东北绵延到西南的分布特点。有学者曾经用“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一概念来加以概括，认为包括石棺葬文化在内的一些相同的文化现象所产生的原因，“其中既有民族的直接迁徒。融合相交往，也有间接的观念的传播。甚至不排除某些因素有两地独立发明的可能性”。这一看法，应当是客观公允的。作为“以石为棺”埋葬死者这种丧葬习俗的出现，不一定非得借助于从甲地至乙地再至丙地这种单线的文化传播才能得以实现。而事实上只要存在类似的客观和主观条件，诸如相似的生态环境、物质环境以及受其制约的社会生产、生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共同因素，也不是不可能独立发生的。一种颇有新意的推想认为。这种远距离之间的文化相似现象的出现，可能与当时人们的一种墓葬观念有关，即“生于石中，死后回归石中”，也就是说，是源于一种共同的墓葬观念――人们从石中产生，死后也期望能够归葬于石中。并把这种墓葬观念称之为“石中葬”或者“石间葬”的观念，人们如果在自然界中找不到适合于“石中葬”的地方，也一定会人为地制造出石棺来。

　　二、宗日遗址石棺葬的意义

　　宗日遗址中石棺葬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从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看，这种葬俗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盛行于青铜时代，结束于铁器时代。虽然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最为普遍，但是西北地区时间较早，过去一般认为甘肃景泰张家台墓地的半山期墓葬是西北石棺葬的早期代表。目前宗日遗址石棺葬的发现，则将西北地区石棺葬文化的上限提前到了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时期。从石棺的形制看，宗日遗址石棺葬既有简单的石盖板，也有张家台墓地一样边框附有盖板的成熟结构。因此，宗日遗址的石棺葬虽然数量有限，但在石棺葬渊源上则是一个新起点，正如童恩正先生所言：“提供了解决南方西藏、四川石棺葬的来龙去脉的线索。”青海已发现和发掘的石棺葬墓地有四处：

　　(一)宗日遗址的21座石棺葬

　　石棺是取材于石料来做葬具的。在宗日墓葬中，用石材做葬具的主要有这样几种：石棺墓，四壁、盖均用大小不一的长条形石板围砌而成，均无底板；石椁木棺墓，即用长条形石板围砌成长方形石椁，无底，盖或有或无，内置木棺；石木复合墓，即棺的两长边是用木板制成，而档头各用一块石板制成葬具；石盖板墓，也就是说在长方形坑内放置人架和随葬品后，先在上面用木板或树枝搭盖上。然后再用长条形石板盖在墓口之上。这种盖板一般是一层，但也有两层者；围石墓，即在墓底人架周围砌以大小不同的石块，我们称之为围石墓，也许是一种石棺的象征。

　　(二)青海湖北岸刚察县砖瓦厂墓地

　　砖瓦厂墓地发掘的51座墓葬中。土坑墓与石棺葬并存，石棺葬为21座。其文化性质为青铜时代卡约文化晚期遗存。上限距今不超过3000年。

　　(三)民和县簸萁掌墓地

　　簸萁掌墓地清理了3座残墓，全为石棺墓，因没有进行全面揭露，整个墓地情况不明，其文化性质属青铜时代辛店文化，距今约3000年以上。

　　(四)民和县核桃庄小旱地墓地

　　核桃庄小旱地墓地共发掘墓葬367座，围石墓和石椁木棺墓共5座，属青铜时代辛店文化。

　　虽然青海已发掘清理的墓葬有5000余处，但发现的石棺葬数量较少。马家窑文化中的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诺木洪文化中迄今为止均未发现石棺葬。卡约文化作为土著文化石棺葬的发现只是刚察县一地。而在乐都柳湾、大通等地发掘的辛店文化中没有石棺葬的发现。只有在民和核桃庄小旱地辛店文化墓葬中有发现。从目前资料看，石棺葬在青海，尤其在青海农牧交界区尽管数量较少，但呈现出断断续续、绵延不绝的发展势态。而宗日遗址的石棺葬具有时代早、数量多的特点。因此，石棺葬的存在是宗日墓地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对于甘青古代文化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石棺葬文化的族属问题

　　石棺葬文化的族属问题，目前仅仅开始研究，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羌人说

　　这种观点认为西藏及整个横断山区的石棺葬是由青藏高原迁入的古羌人所遗留的。其主要依据是：第一，《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至(无弋)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所随之。或为牦牛种，越鬻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这段记载中说，湟中羌的一支曾南下西进。广泛游牧于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和川滇西部等地。成为后来支系复杂、分布较广、名称繁多的我国西部各少数民族。他们在当地定居以后，限于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类似的游牧生活习俗，一定会与当地的土著文化融合，并一定程度地接受汉文化的影响，这就是形成川西高原地区石棺葬文化大同小异情况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二，从西藏石棺葬文化的考古发现来看，西藏石棺葬文化开始产生的时间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与史籍中关于古羌人向西、向南迁徙的记载在时间是基本相符合的。因此，主张西藏及整个横断山区的石棺葬是古羌人所创造。这一观点长期以来一直在学术界流行且居主导地位。但这一观点也存在诸多疑点。其中最大的疑点是，在古代文献资料中找不到任何关于古羌人实行石棺葬的记载；相反，关于羌人实行火葬的记载却相当多。因此，如果石棺葬确为古羌人从黄河流域传人，那么，为什么这在古代文献资料中没有相应的反映?如果是古羌人在迁入西南地区后改行了石棺葬，那么他们的动机或目的又是什么?这些都是目前难以解释的问题。

　　(二)氐人说

　　这种观点认为石棺葬文化的主人是氐人而非羌。对这一观点学术界仍有不同看法。首先，在汉文史籍中，除了记载有汉代汶山郡一带有氐人活动外，再找不到任何有关氐人曾存在和活动于横断山区其他地区的记载。也就是说，氐人在横断山区分布的范围远远没有达到石棺葬分布的范围，因而石棺葬不可能为氐人所为。其次，据《吕氏春秋》记载：“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而不焚也。”这一记载说明氐人与羌人一样都实行火葬，与石棺葬的联系不大。

　　(三)夷人说

　　这种观点认为横断山区的石棺葬“当是古代该地区一个规模较为庞大且分布地域辽阔的土著族群所遗留，而这个族群，正是横断山区的古代夷人”。其主要依据是：首先，横断山区石棺葬的分布范围与史籍所载夷人的分布范围完全吻合。即石棺葬分布的地区，皆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夷人分布区。其次，横断山区石棺葬的时代也与史籍中所反映的夷人的状况相吻合。再次，从横断山区石棺葬所反映的习俗及社会状况看，也与史籍中有关横断山区夷人情况的记载大体吻合。

　　应该说，夷人说不仅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横断山区石棺葬文化的族属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且就目前所发现的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来看，这一观点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当然，对于西藏及整个横断山区石棺葬石文化的认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想对这一问题作出完全准确的认识，还需要将来更多的考古发现来证明。

　　从近年来已经发现的考古材料判断，石棺葬可能是属于古代羌人的一种文化。在茂汶县城区石棺葬的各类墓中，均出土有羊骨，而羊和羌人的经济生活特点是有密切关系的。特别是在有的墓中。竟然有白石的发现，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羌人供奉的最高神即是白石神。在岷江上游一带，也只有羌人才信仰此神，有关传说亦多。此外，营盘山石棺葬遗物还带有较浓厚的西北草原文化的色彩。若将青海湟中地区的卡约文化与石棺葬文化稍加对比，便可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先后承袭关系。如卡约文化的骨管、铜管、铜泡和常见的双耳陶罐等，与石棺葬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联系到岷江上游其他地方出土的陶器与西北马家窑文化的类似，则对石棺葬文化的主人是西北古羌人南移一支的分析，应该是能够成立的。

　　青海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为古代羌人的文化遗存，这已经是众所公认的事实。而通过对宗日文化葬俗的简单分析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与卡约文化的共性，宗日文化也应该是古代羌族，至少也应是先羌文化的遗存。川西高原石棺葬的年代相对较晚，墓葬中出土的骨管、铜管、铜泡和双耳罐与青海卡约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同类器物酷似，也暗示了它们之间文化的密切联系。而卡约文化的源头应是宗日文化，无论是火葬、二次扰乱葬还是石棺葬都应是其渊源。因此。川西高原的石棺葬文化的源头无疑是青海的宗日文化。由此推断。石棺葬应该是我国古代游牧于草原地带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遗存，青海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为古代羌族的文化遗存。宗日墓地341座墓中，石棺葬仅存21座，约占总数的6％，由于数量少，对其埋葬方式及随葬器物尚难作特征性分析，但作为一种文化特征，无论它是随意的行为还是一种固定的模式。都反映了创造此文化的先民们的一定的意识形态与观念。

　　丧葬制度与其上层建筑一样。其产生与发展也同样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丧葬制度。当旧的经济基础为新的经济基础所代替以后，旧的丧葬制度就必然会被新的丧葬制度所代替，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资料也证明：丧葬礼俗决不是人类一诞生就有的，而是到了一定的阶段才开始出现。当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人类的思维能力有了提高，社会组织的结构也已有原始规范的迹象，丧葬礼俗便开始萌芽和产生了。原始社会的丧葬，是原始宗教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死人崇拜(或者说是祖先崇拜)的体现和人们对灵魂世界的理解。属于原始社会中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正如安德列?勒鲁瓦?古昂在《史前宗教》中所说：“史前史就像是一具泥首巨人，人们从地面上向上观察，越接近它的脑袋，它越是脆弱……它的脑袋可惜稍微一碰就会爆裂，而人们却往往满足于以史前学家的思想去代替这位泥首巨人的思想。”原始社会的葬俗是原始人的一种精神表现。无论是何种丧葬方式都蕴含着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所以我们无法去完美地阐释这一切，而只是一些肤浅的认识。埋葬习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是由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人类集团的心理因素决定的。在同一墓地的同一时期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的葬式存在，但必定会有主有从，如果是几种埋葬方式并重，则很可能反映了不同氏族的成员埋葬习俗不同，同一墓地不同时期的墓葬在埋葬习俗上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如果属于同一时期，但不是同一墓地，则可能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所形成的心理因素有异。而在埋葬习俗上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变化。即便是同一时期、同一墓地、同一种葬式的墓葬。亦会出现头向、面向、墓葬形制、有棺无棺等方面的差异。

　　宗日文化的石棺葬数量虽少，并且从埋葬方式及随葬品上也看不出太特别的地方，也许这些石棺葬仅仅是一种就地取材的随意行为。但是宗日石棺葬的发现打破了青海地区青铜时代以前没有石棺葬的先例。这一发现对探讨当时活动在这一带的民族及其与周围的关系以及石棺葬的葬俗渊源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