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玉蹀躞带特征分析及其文化探源
摘 要：辽代玉蹀躞带是辽代重要的礼仪器，是契丹民族与其他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和互动的重要见证物。本文通过对辽代玉蹀躞带进行系统地考察和分析，发现它们在形式上可分为单带扣?单铊尾型和双带扣?双铊尾型两类。前者以蹀躞?上具有“山”字形古眼、蹀躞上坠饰倒悬葫芦形带饰或曲柄形饰以及带?可能存在偏角团形?或倒“凸”字形?为特征，在文化渊源上主要受到突厥文化、回鹘文化的影响。后者以具有前后两组玉带为特征，其主要受到中原汉族带饰文化的影响。本文中关于辽代玉蹀躞带中存在悬坠曲柄形饰、饰倒“凸”字形?以及还具有双带扣?双铊尾型式的特征分析在过去的研究中少为述及，可作为新的依据，帮助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辽代玉蹀躞带的特征和更深刻地理解辽代社会契丹文化的特色及其多元文化的内涵。
关键词：辽代；玉蹀躞带；特征；多元文化；探源
中图分类号：K8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7-0013-06
一、引言
玉带是辽代重要的礼仪器，在辽代玉器中是尤其重要的一类。它们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至关重要的礼仪之制在契丹文化中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也见证了契丹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融，为我们理解契丹文化的多元文化内涵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帮助。
辽代由于在政治上“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1]，官员所用腰带也因官之南北不同，而有明显区别，大体可以根据有无蹀躞分为蹀躞（腰）带和无蹀躞（腰）带。蹀躞是指腰带上垂下来的带子，古代游牧民族常用这种带子把物品系在腰带之上。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明确指出蹀躞是胡服的特征之一：“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以佩带弓剑、、算囊、刀砺之类。”[2]垂有蹀躞的腰带即为蹀躞带。过往研究已有述及，重要的研究包括：李逸友在《辽代带式考实：从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腰带谈起》着重论述了辽代各种腰带的形制，认为辽代带式可分为有蹀躞的契丹服腰带和无蹀躞的汉服腰带[3]。孙机在《近年内蒙古出土的突厥与突厥式金银器》中指出内蒙古出土的辽代金银蹀躞带?明显受到突厥带具的影响[4]。冯恩学在《蹀躞带：契丹文化中的突厥因素》一文中对辽代蹀躞带和突厥蹀躞带的形式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辽代蹀躞带的带?形式可以在突厥文化中找到源头，其在结构上继承了突厥带的形式，但在纹饰上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5]。滕亚秋在《契丹带饰研究：以蹀躞带为中心》的硕士论文中指出，蹀躞带作为契丹带饰当中独具特色的物质载体，不但具有实用功能，更兼具有象征性意义，通过研究其带饰制度，有助于我们了解契丹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丧葬制度、风俗习惯及其多元的文化内涵[6]。另外，针对辽代的玉带，许晓东在《辽代玉器研究》一书中根据辽代玉带是否存在古眼以及玉?的形制进行了型、式归纳和分析[7]；于宝东在《辽金元玉器研究》一书中对辽代玉带引入“标准器”概念，指出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玉?丝?蹀躞带属于辽代玉蹀躞带中的标准器[8]。
可以说，辽代的玉蹀躞带正是游牧民族文化和中原汉族的玉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辽代出土的玉蹀躞带进行更为系统和全面的考察，包括关注个别少有述及的玉带类型，分析辽代玉带的形制特点，更加侧重探讨辽代玉带所显示的契丹文化渊源和内涵，以揭示汉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对契丹文化的推动作用。
二、辽代遗址中出土的玉蹀躞带
辽代自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建国起，至天祚帝耶律延禧于公元1125年亡辽止，共历9帝，达210余年。根据辽代考古学发现和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特点及组合变化，可将辽代分为早、中、晚三期：（1）早期，太祖至景宗时期（公元907～983年）；中期，圣宗、兴宗时期（公元983-1055年）；晚期，道宗、天祚帝时期（1055～1125）[9]。从考古出土情况看，由辽代遗址出土的玉蹀躞带共见8处墓葬、2处窖藏遗址，共计10例（图1），早、中、晚时期都有；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部和辽宁西部的地区，亦即以辽代上京道临潢府和东京道辽阳府为中心的大片区域。
1.耶律羽之墓，位于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辽代早期墓葬（辽太宗年间，公元942年），出土白玉质团形?2件，带?上有长方形古眼，无纹饰[10]。
2.海力板辽墓，位于辽宁阜新，辽代早期墓葬，出土乳白色玛瑙质长方形?2件、偏角团形?2件、团形?1件、圭形铊尾1件，带?上无纹饰，有山字形古眼，墓中还出土了鎏金铜质的带扣1件、带箍1件和倒悬葫芦形带饰2件[11]。
3.陈国公主墓，位于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辽代中期墓葬（圣宗年间，公元1008年），出土玉蹀躞带1副，包括：长方形?11件、桃形?2件、圭形铊尾1件，带?无纹饰，长方形?上有长方形古眼，蹀躞小带计11条，上附玉质桃形?16件、圭形铊尾8件；另还出土了配套的镶玉鎏金铜带扣1件、鎏金小铜带扣4件、鎏金倒悬葫芦形带饰2件、包丝面皮囊1件、大铜带箍1件、小铜带箍11件[12]。
4.清河门4号辽墓，位于辽宁义县，辽代中期，出土灰白色玛瑙质带饰5件，包括：偏角团形?3件、团形?1件、圭形铊尾1件，带?无纹饰，有山字形古眼[13]。
5.解放营子辽墓，位于内蒙古翁牛特旗，辽代中期偏晚墓葬，出土白玉质长方形?10件、冠形?1件、圭形铊尾1件，带?上有山字形古眼，无纹饰[14]。
6.小努日木辽墓，位于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中旗，辽代中晚期墓葬，出土青白玉质玉蹀躞带1组。其中，主带上包括：团形?12件、桃形?3件、圭形铊尾1件，带?无纹饰，团形?带古眼；蹀躞小带上有桃形?37件、半圆?10件、偏角状圭形铊尾11件[15]。
7.白音汉窖藏，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辽代晚期窖藏，出土白玉质长方形?2件、圭形铊尾2件，带?上有长方形古眼，无纹饰[16]
8.大西沟1号辽墓，位于辽宁建平沙海乡，辽代中期墓葬，出土石辔饰33件，形制多样，有椭圆形、圆形、扇形、圭形、山形等，墓中还出土了铜带扣、铜带箍[17]。
9.炮手营1号辽墓，位于辽宁建平北十二家子镇，辽代中晚期墓葬，出土玛瑙辔饰6件，包括圆角方形、心形和圭形[18]。
10.罕苏木前后嘎查窖藏，位于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遗址情况不详，出土玉带1组，包括圭形铊尾2件、长方形玉?8件、长方形带山字形古眼玉?2件、桃形有孔玉?6件和铜带扣1件[19]。
三、辽代玉蹀躞带的型式分类
出土的辽代玉蹀躞带相对完整的共有5副，分别来自海力板辽墓、陈国公主墓、解放营子辽墓、小努日木辽墓和罕苏木前后嘎查窖藏。单从带扣、铊尾的组合来看，这些玉带可分为两种类型，前4副玉蹀躞带均属于单带扣?单铊尾型的蹀躞带，而来自罕苏木前后嘎查窖藏的玉蹀躞带则属于单带扣?双铊尾型的蹀躞带。
单带扣?单铊尾型是辽代蹀躞带中最常见的组合形式，辽代多数金属质地的蹀躞带都属于这一类型。辽代玉蹀躞带实际是对金属蹀躞带的模仿。因此可以推测，辽代的玉蹀躞带也多属于单带扣?单铊尾型。根据带?和蹀躞坠饰物的组合，这一型的玉蹀躞带至少可分出三式：I式：坠饰倒悬葫芦形带饰，带?数量较多，组合形式较丰富，带?可见长方形、团形、偏角团形、桃形等；II式：坠饰曲柄型饰，带?数量较少，带?可见近圆形?、抹角方形?；III式：具有倒凸字形带?，带饰组合情况暂不明晰。此三式的典型特征将在下文论述，它们都和游牧民族的带饰文化密切相关。
关于单带扣?双铊尾型玉蹀躞带，目前只见于罕苏木前后嘎查窖藏出土的一副（图1，10），其资料尚未公开，仅能从《内蒙古珍宝（玉石器卷）》一书中看到该窖藏出土的玉蹀躞带的图片及简单介绍，知道其为一副相对完整的玉蹀躞带，包括：10件长方形?（其中有2件具有山字形古眼，其他的无古眼）、6件桃形有孔?和2件圭形铊尾，另还有1件铜带扣。其中长方形带?和铊尾的表面均呈现出唐代玉带板特有的特征――池面状（即表面四周由外向内缓缓凹入，如一个上大下小的长方形池子）。唐代的确存在单带扣和双铊尾组合的玉带，但其中真正作为铊尾的仅有1件，而另一件铊尾形的玉带饰则被作为带?置于玉带的带扣之后。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就出土了8副如此组合的玉带[20]，但是这些玉带上均无桃形?。相比较，罕苏木前后嘎查窖藏出土的玉蹀躞带和辽宁凌源小喇嘛沟辽墓中出土的一副双带扣?双铊尾型的银质蹀躞带在形式和带饰组合上更为相近。二者都具有2件圭形铊尾、10件长方形（方形）带?和6件桃形有孔?，古眼形式均为山字形，表面均向内凹呈池面。不同的是，后者具有2件带扣、10方形带?上均有古眼，方形带?和铊尾表面还饰有浅浮雕的独角兽纹。目前尚未见到辽代遗址中有金属质的单带扣?双铊尾型蹀躞带，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认为罕苏木前后嘎查窖藏出土的玉蹀躞带原本属于双带扣?双铊尾型，但其中一件带扣已遗失。此型带具另见于通林二林场辽墓[21]、建平西窑村辽墓[22]、锦州张扛村2号辽墓[23]、张扛村3号辽墓[24]和扎鲁特旗[25]等辽代遗址中，尤其是通林二林场辽墓和张扛村2、3号辽墓的（长）方形带?和圭形铊尾上均铸有仙鹤等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惯图案，显示此型带具主要是受到中原汉文化带饰的影响。这一型带具的样式同时还频频出现在辽代河北宣化汉人墓室壁画的人物像上。参考辽代宣化地区韩师训墓和张匡正墓中人物画像（图2，1、2），可推测当时的汉族官僚习惯腰束双带扣?双铊尾型腰带。这种腰带分前后两条，系于腰前部的革带两端各系1件带扣，两端之间的左右部分各饰3件桃形有孔?，两组桃形?的尖端分别各指向近带端的一头；系于腰后部的革带上饰一组并排的方形带?，革带两端则饰圭形铊尾。罕苏木前后嘎查窖藏出土的玉蹀躞带在具体组合上很可能类似这一型式，但不同的是其还存有2件可穿系蹀躞的有孔带?，显示这一玉蹀躞带尚处于趋向汉化又尚未完全汉化的阶段。另外，由此可推测，白音汉窖藏出土的双铊尾玉蹀躞带很可能也属于双带扣?双铊尾型。
四、辽代玉蹀躞带的特征分析和文化探源
通观辽代玉蹀躞带，其区别主要在于带?、古眼、蹀躞坠饰物的形制以及带?与坠饰物的组合。这些玉带的不同特点实际反映了辽代契丹民族与其他民族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互动过程中所受到的复杂影响，对于我们追溯契丹民族文化的多元因素有着重要的指示作用，同时对于我们把握了辽代玉器乃至其他辽代工艺品的普遍特点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目前无论在汉文化圈中，还是在其他游牧文化圈中发现的带具都可见到方形、长方形、团形（如一个长椭圆形被切去了五、六分之一的部分）、桃形和圭形的带饰，故本文对这些常见形制的带饰不再赘述，而主要针对辽代玉蹀躞带中的特殊形制进行探讨。
（一）古眼
辽代玉蹀躞带的明显特征就是带?上有用来穿系蹀躞的穿孔，这种穿孔又名“古眼”。《麈史?礼仪》载：“胯且留一眼，号曰‘古眼’，古环象也。”目前，辽代玉带上可见长方形、长条形和“山”字形3种形式的古眼[26]。长方形、长条形古眼在唐代玉?上已多有见到，但“山”字形古眼较为特殊。这种古眼是在长条形古眼上方中部突出一个小的尖突，整体如“山”字形。虽然，带有山字形古眼的玉带?在唐代也有见到，如西安市关庙小学基地出土的唐代玉?，但总的说来，在隋唐至宋代遗址中并不多见，而在突厥人墓葬中却常有见到。突厥墓中的吐埃特科塔4号墓（图2，1）、科比内2号墓、施罗特斯基第1地点2号墓、库拉伊第4地点1号墓等都出土了具有山字形古眼的金属带?[27]。可以说，山字形古眼是突厥式带?中常见的形式元素。辽墓中，海力板辽墓、清河门4号辽墓、解放营子辽墓和罕苏木前后嘎查窖藏中都出土了带山字形古眼的玉带?（图1，2、4、5）。此外，河北丰宁五道沟门辽墓[28]、大横沟1号辽墓[29]、敖汉旗李家营子辽墓[30]、巴林右旗查干勿苏辽墓[31]和凌源小喇叭沟辽墓等还出土了带山字形古眼的金属带?，显示山字形古眼也是辽代蹀躞带中常用的形式元素。
（二）倒悬葫芦形带饰
陈国公主墓中公主腰间系有一副玉?丝?蹀躞带（图1，3）。这副玉蹀躞带的丝质带?已经腐朽，但其带?的形制和组合与墓中驸马腰部所戴的保存完整的金?银?蹀躞带基本相同，因此据以复原。这条玉带的主带上以带古眼的方?为主，另有少量桃形?和1件圭形铊尾，蹀躞带上主要缀饰小的桃形?和圭形带头，是典型的玉蹀躞带。它较为特殊的是其中有2条蹀躞的尾端各置有1件“倒悬葫芦形”的鎏金铜带饰。这种金属带饰上部平直，下部圆弧，具有2处亚腰和1个心形透孔，整体像一个倒悬的葫芦形，故常被称为“倒悬葫芦形带饰”。孙机称这种带饰为“葫芦形吊扣”，并指出“此种吊扣在唐代的出土文物和图像材料中均未发现，但在契丹墓和辽墓中却屡见不鲜”[32]。类似上述形式的蹀躞带在公元6-10世纪的突厥墓中常可见到，其上也常置有类似的“倒悬葫芦形”带饰[33]。例如，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吐埃特科塔4号突厥墓和库拉伊（也称“库赖”）第四地点1号突厥墓中出土的较为完整的蹀躞带上，分别悬坠1件和2件类似倒悬葫芦形的带饰（图3）。冯恩学认为这种带饰可能是源于突厥的“七弦竖琴形”带头[34]，其中的大孔可用于佩物，带饰前端部分则可用于缠绕所佩物品的带子[35]，是突厥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陈国公主墓中的这副玉蹀躞带明显具有较多的突厥文化元素。另外，辽代的大横沟辽墓、二八地1号辽墓、五道沟门辽墓、敖汉旗李家营子辽墓、海力板辽墓以及余粮堡辽墓[36]等都出土了类似的金属质倒悬葫芦形带饰，显示突厥文化对契丹文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契丹人与突厥人同属游牧民族。前者在建辽之前的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曾多次依附突厥，并与唐朝对抗。《新唐书?契丹传》记载：“契丹……其君长为大贺氏，有精兵四万，分为八部，臣事突厥……风俗与突厥大体相同”[37]。可见契丹人在与突厥人长期的错居杂处的过程中，在风俗习惯上受到突厥文化的强烈影响。这应是辽代契丹人所用蹀躞带具有较多突厥文化因素的渊源。值得一提的是，陈国公主墓中的玉?丝?蹀躞带在形式上虽仍沿用突厥式蹀躞带的样式，但在材质上却采用了汉文化中受到珍视的软玉，显示契丹上层社会在保留游牧民族文化的同时，明显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因此使用的器物兼具游牧文化和汉文化的特征。
另见小努日木辽墓中出土了76件玉带饰和2件倒悬葫芦形的铜带饰（图1，6；原简报称之为“铜亚腰形辔饰”）。参考上文所述突厥墓葬和陈国公主墓中出土的附倒悬葫芦形带饰的蹀躞带样式，可以较为肯定地认为，小努日木辽墓中的倒悬葫芦形的铜带饰应是和玉带饰同属一副蹀躞带的组件，其在组合形式上与陈国公主墓中的玉?丝?蹀躞带相似。这也提示我们，辽代的玉器常常是和金属器共同组合成一整套，因此研究辽代的玉器，就很有必要将同墓中出土的金属器联系起来作全面的考察，而不能仅就玉器本身来讨论玉器。
（三）偏角团形?
辽代的海力板辽墓和清河门4号辽墓中出土了一种形制独特的玉带?――偏角团形玉?，其形制是在团形一侧伸出一偏角。有学者称这一形式的带?为“燕尾形”带?[38]。另有学者称之为“直角―流线形”带?（图1，2）[39]这种形制的带?未见于中国其他时代的遗址中，但却见于突厥人的墓中。参考阿尔泰吐埃特科塔4号突厥墓中的出土情况，可以发现这种形制的带?在使用时是将一至数件（长）方形?夹置于2件呈镜像对称形式的偏角团形?之间，共同组合成一个抹角梯形（图3，1），推测辽代这类玉带也采用了类似形制的带?组合。辽代出现这种形式的带?，尤其是海力板辽墓中还出现了倒悬葫芦形的鎏金铜饰件，再次说明契丹人在蹀躞带的使用方面明显受到突厥文化的影响。
（四）曲柄形饰
辽代墓葬中还出土了一种形制较为特殊的曲柄形饰，其形制呈略向上拱起的曲柄状。由于具有这种曲柄形饰的玉蹀躞带尚未有完整成套的出土，所以在以往很少受到重视，甚至少有人提及。从陈国公主墓中共出土的1副银、铜?银?蹀躞带（图4，1）可以得到启示。这副带具由于带?是用薄银片制成，所以得以完整保存，其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带?和蹀躞带饰的数量较少，蹀躞带末端还缀饰2件曲柄形饰。这副带具出土时，腰带前部的第一条小带穿于一件木弓囊上的带扣内，推测这类腰带很可能是作佩挂弓箭之用[40]。另可借鉴的是河北丰宁五道沟辽墓中出土的一副铜鎏金蹀躞带（图4，2）[41]，其也属于典型的单带扣?单铊尾?坠饰曲柄形饰的蹀躞带，主带上仅有3件椭圆形带古眼带?和3件桃形?，3件带古眼的椭圆形带?下方分别缀饰3件曲柄形饰，同样具有主带上带?数量不多、蹀躞上坠饰曲柄形饰的特点。张汉英认为这种曲柄形饰应是用来系挂小物品的横梁[42]。孙机称这种曲柄形饰为“豆荚形横栓”，“在库尔德格突厥墓地中常见”，但在“唐宋带具中绝不经见”，是“契丹带具从突厥文化中接受过来的一个部件”[43]。目前可见辽宁建平炮手营1号辽墓出土1件玛瑙曲柄形饰（图1，9），辽宁建平的唐家杖子辽墓和大西沟1号辽墓各出土1件石质的曲柄形饰（图1，8），同墓虽有少量带饰出土，但由于未有完整蹀躞带带具出土，所以其用途一直未被明确。参考陈国公主墓中的银?蹀躞带，推测这些玉、石质的曲柄形饰应是蹀躞带中的组件，同样是从突厥文化中继承而来。
（五）倒凸字形玉带?
“倒凸字形“带?由于所见极少，几乎未有人提及，其主体呈椭圆形，下部向外突起，如倒“凸”字形，突起处还有穿孔。辽宁建平大西沟1号辽墓中出土了1件（图1，8），原文称之为“石辔饰”。由于一些岫玉、软玉质的玉石在一定酸碱度和湿度的埋葬环境中可能风化成类似石或高岭土状的外观而被误以为是石质，但实际原为玉质，故本文对于部分出土报告中称之为石制品的器物也加以关注。这种形制的带饰未曾见于中原汉文化圈中，但却在新疆北庭回鹘佛寺遗址中发现类似形制的玉带饰。北庭回鹘佛寺是高昌回鹘人在其陪都北庭修建的皇家寺院，遗址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西部。根据遗迹分析和C14测年数据，判断这座佛寺建造的时代大致在10世纪中期至13世纪中期左右，即相当于宋初至元代初期前后。10世纪中期约在辽代太宗至穆宗时期之间。该遗址中出土了24件玉器，全部出于S113号库房中[45]。其中有2件玉器在原报告中被称为“凸字形饰”（图5），从其尺寸和背面的穿孔及牛鼻穿看，推测这两件玉饰件应为腰带上的带?[46]。它们和大西沟1号辽墓中出土的“石辔饰”具有类似的特点，其中1件主体为椭圆形，一侧出弧形突起，突起部分带半月形穿，椭圆形主体的背面还有竖条形穿孔可供革带从中穿过；另一件主体为长方形，一侧出弧形突起，突起中带长条形穿，背面有6对牛鼻穿，可供固定于革带之上。从椭圆形凸形玉带饰的背面有可供革带穿过的条形穿孔看，这种带?应是饰于革带之上，使用时其突起部分较可能位于下部，作用类似蹀躞带?中的古眼，可供垂系物品。
关于回鹘人在契丹人建国以及在辽代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关系和作用，已有多位学者作过较为系统的研究。耶律阿保机的降生神话、“青牛白马”的始祖神话以及一些与契丹人祖先有关的重要传说和习俗，都被认为能从回鹘人早期信仰的摩尼教的教义和神话中找到原型和依据[47]。可知回鹘人和契丹人之间也保持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还有学者指出《辽史》中所记的阿萨兰回鹘即是指的高昌回鹘。该国在辽时是辽的朝贡属国，与辽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在辽与西方的贸易往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8]。这种倒凸字形带?是否是高昌回鹘文化中特有的一种带?，还需要更多的出土文物作为证据，但这种相对少见的带饰同时出现在辽代和高昌回鹘文化的遗址中，也可视作契丹文化同回鹘文化存在交流的证据。
五、结语
对辽代的玉蹀躞带进行系统的考察，可以发现，辽代玉蹀躞带既有结构十分类似突厥式蹀躞带者，也有带?和回鹘文化中特殊型蹀躞带饰相近者，同时还有和汉文化圈中的双带扣双铊尾型带具相类者。由于辽代的玉蹀躞带吸收了来自不同文化的带饰特点，因此它们的形式是多样化的。但是，它们均以玉为主要材质，显示出契丹人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同样对在中华大地上盛行数千年的玉器表现出钟爱之情，并能巧妙地将西方游牧民族（如突厥人、回鹘人）和中原汉族的带饰文化结合起来，制作出别具一格的玉蹀躞带。辽代玉蹀躞带这种形式多样和对东西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也正是辽代社会契丹民族文化的显著特色。对辽代玉蹀躞带的特征把握和文化探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辽代社会契丹文化的特色和多元文化的内涵。正是由于契丹人在文化上能将自身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原汉文化、中西亚及欧洲诸民族的文化以及萨满、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等融合一体，因而创造出灿烂而独具特色的契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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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