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县域乡村空间发展规划

郭佳君 李茜

摘 要: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推动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县域乡村空间规划是优化乡村空间开发格局的重要手段,是调控和引导资源配置、集约利用的空间政策工具。为有效地解决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问题,应围绕产业发展、生态修复、管控治理驱动力,有效地实施县域乡村空间规划,形成系统、有序空间格局,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县域;乡村空间;发展规划;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18-0035-04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面临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在各方面的需求快速增长,城乡发展水平的差距明显,造成了诸多不平衡的现象。随着城镇化建设引领着越来越多的政策和资源走向农村,为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区域充分利用资源达到推动农村发展、减小不平衡差距成为研究热点。2019年5月,自然资源部发文:“建立全国统一、责权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整体谋划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综合考慮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与公共服务短板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乡村空间规划整体上反映着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水平,展示着其资源配置及利用的程度,更涵盖着生产、生态、生活三大领域。县域乡村空间规划是实施国土空间规划项目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衔接部分,既要贯彻落实上级部门下达的规划编制要求,又要向下级乡镇传达并引导具体的规划路径安排。根据县域的不同识别特征,研究其内在的发展诉求,结合相关因素考虑,以主要驱动力为主导形成一套合理的规划方案对于县域乡村空间布局的构造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刘纪远、张增祥等(2009)认为,国家宏观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及社会经济发展是21世纪初期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驱动因素[1];郭晓东、马利邦、张启媛(2012)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在基本生活需求与改善生活条件的内在驱动力、基本价值观、市场参与能力,以及政策制度的约束力和驱动力等多种因素的对乡村聚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2];王竹、沈昊(2016)以景观变化为驱动力,做出乡村的空间规划探究[3];朱纪广、李小建等(2017)分析以交通、特色产业、政府机制为向导的空间形成机制[4];薛东前、陈恪、贾金慧(2019)将地势、河流、道路、人口、经济、工业化与城镇化、政策调控等作为空间规划的驱动因素[5];杨欢、何浪(2019)基于“驱动力—状态—响应”的理念,对乡村空间进行划分,提出具有适宜性的空间整合模式[6]。

本文以产业发展、生态修复、管控治理为三大初始驱动因素,结合县域乡村不同发展,为有效地实施县域乡村空间规划,形成系统、有序空间格局,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一定依据。

一、乡村振兴与驱动力为主导的县域乡村发展规划

乡村区域的发展有很多重要的组成或推动要素,这些要素在空间发展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是不相同的,某个更具活力的要素一定会影响或推动其他要素的存在,这种最活跃的要素就是乡村区域的主导驱动力。乡村社会是一个由比较封闭的发展模式到比较开放的城乡统筹谋划模式转变过程。乡村振兴需要有效地解决相应不平衡性问题,诸如乡村空心化及老龄化、劳动力严重不足、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等等。以驱动力为主导的乡村规划,成为解决不衡性问题的切入点。

第一,产业发展驱动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和经济基础是产业兴旺,以优化产业结构、发挥各生产要素之间协同作用为导向,促进产业融合发展、转型升级,增加产品附加值,开拓产业多功能性。不同的产业结构意味着乡村区域土地利用方式不同,具有差异性的土地利用方式意味着不同的生产效益。因此,产业发展对于乡村区域格局优化具有直接显著影响,产业发展成为县域乡村空间规划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产业发展充分挖掘乡村产业特色,依据乡村产业空间格局打造集复合化与景观化为一体的发展模式,驱动促进空间经济效率提升。

第二,生态修复驱动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任务是生态宜居,聚焦生态恢复、保护优先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协同化治理,因地制宜地打造绿色空间区域。生态修复投入的多少决定着区域环境的改善和生态效益的提升,对生态修复的重视程度对乡村地区不平衡发展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分析重点生态功能区退耕还林还草等修复性工程、权衡保护与发展造成的人地矛盾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所在,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因此,生态修复对于乡村区域格局优化具有直接显著影响,生态修复成为县域乡村空间规划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生态修复发展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依据乡村生态空间格局打造保护与发展为一体的发展模式,驱动促进空间生态效率提升。

第三,管控治理驱动力。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发展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体系严格实行用途管制,坚守用地原则,加强土地监管,逐步完善各项规划机制,提升土地利用效率。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一定要以“以人为本”的思想,关注乡村社会的发展水平提升与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避免制度与实际脱离的现象。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夯实各部门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管控治理驱动的县域空间规划以法治为本,深入推动着乡村内部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扭转。因此,管控治理对于乡村区域格局优化具有直接显著影响,管控治理成为县域乡村空间规划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管控治理发展充分依据乡村社会空间格局打造制度与发展为一体的发展模式,驱动促进空间社会效率提升。

以产业发展驱动力、生态修复驱动力和管控治理驱动力的乡村空间规划,驱动促进乡村空间经济效率、生态效率和社会效率的提升,是缓解不平衡压力,打造高质量乡村建设的主要动力。

二、驱动县域乡村空间发展的内容

以驱动力为主导的县域乡村发展规划驱动促进乡村空间经济效率、生态效率和社会效率的提升。

(一)产业发展驱动提升乡村空间经济效率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实施,许多乡村地区为了促进产业兴旺、解决空心化和老龄化的问题,着重关注产业的发展。

1.产业类型发展。以产业为主导驱动力的县域乡村空间通常可以分为以第一产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型、以一二产业为主的农工混合型以及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型。重庆市荣昌区以乡村产业为主导驱动力,根据乡村地类结构,对乡村产业分区,划分乡村产业类型[7],将产业类型分为传统农业型、现代农业型、农工混合型以及非农主导型。传统农业型地区以传统的农业种植业为主导,具有生产条件落后、交通条件差、地质灾害频发的特征;现代农业型地区作为重庆市重要的粮油生产区,具有乡村土壤肥沃、耕地分布比较集中、生产条件优越的特征;农工混合型乡村则坐落着一些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其种植业与工业并重发展,从而带动着经济水平的提升;非农主导型乡村以工业和旅游服务业为主导产业,其人口密度较大,土地利用强度较高,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建设区域。

2.转型发展。江苏省无锡市将乡村产业视为主导驱动力,根据地域特色,乡村形成新型农业推动下的环境优化型、工业升级引导下的分离与集中型和三产发展促进的特色塑造型三种具备产业特色的乡村空间转型模式[8]。

(二)生态修复驱动提升乡村空间生态效率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实施,许多乡村地区面临着保护与发展关系矛盾的问题,尤其是许多生态敏感的欠发达地区。

1.山地和河谷平坝生态修复发展。云南省滇西地区90%以上都是山地,河谷平坝不到5%,适宜城镇发展和耕种的地区都集中在河谷平坝[9],城镇建设占用大量农田,致使空间资源要素配置比例失衡。山地和河谷平坝生态修复成为云南省滇西地区乡村振兴的重点内容。

2.旱塬生态修复发展。渭北乡村旱塬区位于渭河平原和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之间,防范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面临着水土流失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结合坡度、坡向、高程、河流、规模、道路等多种空间因素考虑,旱塬生态修复成为渭北乡村振兴的重点内容。

(三)管控治理提升乡村空间社会效率

实施管控治理的职责边界明晰,涉及到各部门权力与利益影响的耕地、湿地、林地、园地、荒地等地之间规划使用的管控,避免交叉沖突。

三、驱动县域乡村空间发展策略

县域乡村空间发展规划引导并控制乡村空间发展向良性方向逐渐转变,使乡村空间加快新陈代谢速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三生三产”复合

乡村生产空间中的耕作方式比较粗放,土地细碎化现象较多,进一步导致耕地抛荒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农民在生活空间里常常会产生人地矛盾,人居环境被各种垃圾污染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存在着许多住宅分布散乱、用地效率差的问题。在乡村生态空间中,由于村民对环境问题的轻视与工业制造的排放造成土壤污染、水源污染、大气污染的问题日渐严重。由此看来,县域必须明晰空间规划的必要性与空间重构的重要性。

以产业为主导驱动力的县域乡村空间发展特色农业,同时扩展第二三产业,集生产、加工、制造、采摘、销售、参观等一体化,推进“生产—生活—生态”复合空间的整合建设。安徽省合肥市凤桥社区以发展生态农业为中心建立了多家大规模的农业产业园。农业生态园主要以特色种养业为主,部分为传统农业,拓展发展休闲农业,将生态农业景观化[10]。在各项规划发展政策的驱动下,复垦宅基地,将分散的农户集中搬迁至设施比较齐全的村民中心,由此便可实现劳动力聚集,为打造集中化、高效率的产业基地提供便利。在生活空间方面,乡村社区能够实施统一管理,完善学校、医院、农贸市场等基础服务设施。村民垃圾可实行统一处理,避免垃圾被乱丢至多处对村容村貌造成不利影响。该地区通过产居一体化将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进行重组,将初始以产业为驱动的空间规划为“三生三产”联合发展的复合性空间。

在乡村振兴发展中,传统农业型空间区域应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筛选出不宜耕作的土地退耕还林,促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优化种植结构,以绿色产业代替传统农业种植方式,孕育特色农业,对初级农产品加工,在做好第一产业的基础上适当发展第二与第三产业;现代农业型空间区域要进一步提高基本农田建设标准,培育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农业产品;农工混合型空间区域应当重视周边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提倡发展生态农业,保证该空间的可持续发展能够顺利推进;非农主导型空间区域的目标则是充分利用城镇边缘地区的农业景观,进一步完善农业园区的建设,加大观光旅游业的宣传力度。

(二)移民搬迁、土地整治以及产业重构

乡村生态系统和其他的非纯自然的生态系统一样,由人工和自然要素共同组成,它们之间相互干扰、相互融合形成一种多结构、多层次、多功能、多形态的复合人工生态系统[11]。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壮大的基石,乡村的生态空间是生产和生活空间的基础,生产和生活空间又影响着生态空间的运作。乡村的基础环保设施缺乏建设与完善,生产废弃物和生活垃圾随意乱丢以及不正确处理的现象频频发生,对乡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与破坏。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时常处于失衡状态,尤其表现在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方面,直接降低农业生产效益。

乡村生态环境脆弱不堪的零星居民点空间规划应以生态移民为起点,组织发动相关部门对分散的零星居民点进行搬迁引导,使分散的小农户向地势较低且相对平坦的区域合并迁移,兴修农田水利设施。此举措不仅可以很好地保护水源涵养区和生态保护区,还有利于之后的生态功能的修复工程。保留居民点空间区域重点放在土地的集约利用上,开发土地综合整治技术,进行适当的土地整治。废弃或闲置的宅基地,避免一户多宅与土地资源的浪费的现象,将土地盘活利用,改善土地用途,推动该空间区域经济水平的增长。作为具有良好区位优势的中心居民点的空间,完善道路交通设施,加强产业连通性,积极拓展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把山、水、林、田、湖的生态景观注入到产业中,充分激发乡镇村庄之间各要素的流动,利用其连接城乡的枢纽效应,推进城乡共同发展。

乡村地形地势、土壤质量、河流道路分布都是影响县域空间规划布局的客观条件,应将其划入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因素中。土地整治是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中的强硬基石,为了避免乡村聚落空心化现象的加重以及构建出生产有序、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县域乡村空间,将土地整治与产业重构列为进一步优化新渠道,实现真正的空间可持续发展。重庆市石坪村土地整治逐渐迈向综合化、生态化模式,土地利用由传统粗放耕种向规模化、精细化种植转变,产业结构由单一种植向一二三产业链闭环延伸,实现了土地整治—产业转型—乡村重构的无缝接合[12]。通过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重庆市石坪村产业发展集采摘观摩、趣味体验、度假休闲于一体化,吸引着外来投资,为村民谋幸福。

(三)多规合一,信息联动

县域乡村空间规划中各部门方案策略不一、上下层级管制不衔接的问题,要想实现空间规划的一张蓝图,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多规合一”的政策,避免各部门层级之间管控不统一导致的相互冲突。运用国家整体策略引导县域空间规划格局优化,是县级政府科学合理地对空间格局进行优化的必要手段。

1.以國家政策为统领,各部门层级之间形成统一的目标并达成共识。各部门层级之间相互沟通建立兼顾多方利益的协调机制与统一管理平台,通过制定规划目标、发展定位、实施战略等重大事项构建规划框架,进而形成各资源要素合理配置的优化布局。同时,推进“多规合一”改革应明确推进改革的“减量规划”思维,树立“红线意识”[13],根据不同尺度与层级空间规划的相关管控要求分级落实,并保持各个规划的用地标准、生态红线与城镇边界等相统一。在建立总体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以管控治理为驱动的县域空间规划需形成用途管制体系,其管制要素由单一走向保护农业用地、发展建设用地、开发闲置土地的多元化方向转变,辅以配套政策加强“农地、农有、农用”的管制,有序地推进限于国土空间的集约高效发展。

2.机械地生搬硬套一些规划策略,很可能导致“千城一面”的现象,没有针对性的实施方案会丧失乡村原本的特色。自然在乡村规划中担任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乡村的空间规划要从实际出发,把乡村与自然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按照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规划方案,因地制宜,生产活动顺应自然,生态环境尊重自然。为了推进县域空间规划的开展,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使得规划方案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作为重要标准,要严格按照国土空间规划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的要求,分类指引,加强空间规划的顶层设计。同时,应建立“多规合一”的指标数据库,把城乡建设、土地资源、道路交通、环境保护等空间要素叠加至一起,建成全县统一的信息联动平台,进行差异化管控的同时实施精细化管理,科学地统筹农业、生态和城镇功能空间。

参考文献:

[1]  刘纪远,张增祥,徐新良,匡文慧,周万村,张树文,李仁东,颜长珍,于东升,吴世新,江南.21世纪初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与驱动力分析[J].地理学报,2009,(12):1411-1420.

[2]  郭晓东,马利邦,张启媛.基于GIS的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J].经济地理,2012,(7):56-62.

[3]  王竹,沈昊.基于景观变化驱动力的乡村空间规划策略研究——以浙江莫干山镇劳岭村规划设计研究与实践为例[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6,(2):6-10.

[4]  朱纪广,李小建,王德,牛宁,杨慧敏.传统农区城乡体系空间结构演变及其形成机制研究——以河南省周口市为例[J].人文地理,2019,(4):126-134.

[5]  薛东前,陈恪,贾金慧.渭北旱塬乡村聚落演化的影响因素与空间重构——以黄陵县为例[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4):22-30.

[6]  杨欢,何浪.基于“驱动力—状态—响应”的乡村聚落类型划分及空间整合模式研究——以咸阳市为例[J].小城镇建设,2019,(8):11-18.

[7]  魏耀华,陈荣蓉,杨朝现,信桂新.丘陵区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及发展类型研究——以重庆市荣昌区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3):170-175.

[8]  陶岸君,王兴平.市县空间规划“多规合一”中的国土空间功能分区实践研究——以江苏省如东县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16,(9):17-25.

[9]  李瑞强.滇西地区市县空间规划的探索与实践——以大理州永平县“多规合一”为例[J].城乡规划,2018,(6):98-106.

[10]  储文娟,李俊峰.土地流转背景下乡村空间转型及效益研究——以合肥市凤桥社区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9,(11):249-252.

[11]  余侃华,祁姗,龚健.基于生态适应性的乡村产业振兴及空间规划协同路径探新[J].生态经济,2019,(3):224-229.

[12]  闫建,姜申未,熊想想.基于产业发展与土地整治联动的乡村空间重构研究——以重庆市石坪村为例[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9):79-89.

[13]  张克.市县“多规合一”演进:自规划体系与治理能力观察[J].改革,2017,(2):68-76.

[责任编辑 文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