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政与外交的互动:论伊朗周边外交中的俾路支因素

武桐雨

摘 要  跨界民族问题的国际化和多边化常产生辐射效应,影响一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互动。伊朗是跨界民族较多的国家之一,在其开展的周边外交中,处理跨界民族矛盾、建立合作机制、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伊朗政府的重要任务。位于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俾路支人在血缘、文化、安全领域形成联动关系,伊朗在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外交中积极促进边境地区的社会治理、经济治理和安全治理,鼓励跨界俾路支人的社会文化交流,彰显伊朗的多民族和多文明的包容性;以边境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促进俾路支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打击贩毒和边境走私方面促进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合作;联合邻国共同打击俾路支分裂主义和跨境恐怖主义,维护国家统一。同时,俾路支跨界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与敏感性,非法移民、难民和恐怖组织跨境活动,以及三国俾路支地区发展模式上的同质化、域外国家的干涉等限制了三方战略互信与全方位合作。

关键词  俾路支 跨界民族 伊朗 巴基斯坦 阿富汗

多民族国家常常面临跨界民族矛盾问题,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成为多民族国家维护政治安全的首要任务。伊朗以波斯文明为国家血液而生生不息,以伊斯兰文明为文化载体而熠熠生辉。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自近代巴列维王朝现代化改革后,伊朗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正式确立,逐渐形成了多元主体与多样文化并存的多民族国家,并且形成了具有伊朗特色的少数民族分布格局。

伊朗作为多民族国家, 其中部分少数民族与邻国接壤,形成典型的跨界民族。

这些分居于不同国家的跨界民族在对外跨界性与在血缘、语言、习俗等方面的紧密联系性,对伊朗的内外产生不同的联动效应,对伊朗周边外交产生重要影响。当前,美国方面对伊朗使用多种手段实施多方面制裁和极限施压,如经济制裁、政治孤立、外交封锁、军事遏制等,甚至策动伊朗周边及国内俾路支和库尔德等分离主义运动,试图内外分化伊朗。伊朗方面力图突破美国封锁,极力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反对美国采取的分化政策。其中,跨界民族成为伊朗对外展开周边外交、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方式。

本文选取位于伊朗东南部俾路支地区的俾路支人作为案例,探讨跨界民族的内外互动对伊朗周边外交产生的影响与作用。试图回答伊朗在俾路支地区进行经济合作、军事部署和渗透、民间交往的原因是什么?俾路支跨界民族因素对伊朗在该地区的外交产生了哪些积极或消极影响?伊朗采取什么手段来治理甚至工具化跨界民族?伊朗俾路支跨界民族对伊朗未来前景如何?本文的假设是,伊朗俾路支跨界民族因素对伊朗与周边国家展开的互动可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俾路支跨界民族不仅是伊朗与周边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重要因素,同时成为伊朗建立周边外交影响机制的重要资源。

一、俾路支与伊朗的国家治理

历史上,俾路支(Baloch)由多个族群组成,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达罗毗荼人、印度塞维斯人(Sewais), 以及具有非洲血统的人。

俾路支地区被称为俾路支斯坦(Balochistan),即“俾路支人的土地”。俾路支地区主要位于中东东侧伊朗高原东南部,与中东、西南亚、中亚和南亚的地缘政治区域接壤,其地处霍尔木兹海峡的入海口,提供了从海港到中亚的最短路线,将中亚国家与印度次大陆和印度洋连接起来,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历史上俾路支地区曾在葡萄牙、俄罗斯和英国的国家战略以及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并且也曾作为中心族群出现在世界历史上。

目前,当前伊朗国内俾路支人约为140万,占总人口的2%, 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伊朗对本国俾路支人采取统一由国家领导的方式进行治理。基于历史的症结与现实的被动处境,伊朗俾路支人“形成了不被认可的少数族群身份、边缘化的政治地位、落后的经济状况、受限的民族语言环境以及宗教人士主导下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社会特征 。

(一)国家统一,分散治理

伊朗俾路支人主要居住于锡斯坦—俾路支省(Sistan- Baluchistan)。该省是伊朗第二大省份,占伊朗全国面积的11%,

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价值。其北部与南呼罗珊省接壤,西部与克曼省和霍莫兹甘省接壤,南部与阿曼湾接壤,东部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接壤。目前省内的恰巴哈尔港及沿线建设,成为伊朗国家的重点投资项目。

伊朗将该省由北部的锡斯坦(Sistan)和南部的俾路支省(Baluchistan)兩部分合并组成,改变其居住格局,将俾路支人与国内其他族群相互混合,以减少地区族群单一化。同时,近些年伊朗试图通过系统的军事化、建立革命机构和新的宗教和文化中心来保持对该地区的控制,以改变俾路支地区的人口结构、宗教和文化面貌。在政治生活上,伊朗政府赋予俾路支人非自治的、有限的集体政治权利。围绕俾路支人诉求,伊朗政府通过政治改革重塑政治参与者的社会共识,尽量提高政府分配资源和解决问题的效率以提升国家安全。

(二)文化输入,改变信仰

文化差异可能沿着民族宗教断层线引发价值观和社会冲突。

俾路支民族主要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与宪法规定的什叶派信仰相冲突,与伊朗主流文化差异较大,容易被伊朗政府视为文化威胁。对此伊朗政府向俾路支地区派遣大量什叶派教士,以此改变俾路支人的逊尼派信仰。但是伊朗俾路支人始终强调强化自身文化特殊性、寻求国家政治承认以及反对国家强化认同构建的政策等。

由于伊朗俾路支人在伊朗人口数量较少、社会地位较低,族群动员能力较弱,因此与分居他国的俾路支人引发的问题相比,伊朗俾路支人并不追求完全独立,主要追求提高在国家权力部门的地位、要求政府赋予俾路支人在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更加平等的权利等集体政治权利。伊朗俾路支反政府组织俾路支人民党 ( Balochistan Peoples Party,BPP)主要代表伊朗俾路支人寻求平等地位的诉求。

伊朗俾路支人认为无论是在巴列维王朝时期还是在伊斯兰共和国体制下,俾路支人的地位不升反而下降。

(三)军事投入,经济发展

随着中东格局不断变化、美伊矛盾日益加剧,近些年俾路支地区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不断增加,在伊朗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为此伊朗加大在该地区的军事投入力度,并且大力推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该省的恰巴哈港(Chabahar)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300公里处,其所在的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虽然气候炎热干燥,缺乏油气资源,但极具地缘战略优势,是伊朗唯一可以直接进入印度的港口。

恰巴哈尔港使得伊朗直面印度洋,西面霍尔木兹海峡,东南则可以面向美国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基地,并且海域附近水深,适合小型潜艇,因此恰巴哈尔成为伊朗重要的海军基地。近年来,伊朗政府在恰巴哈尔港区大量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目前已建成全长600公里的恰巴哈尔—扎黑丹高速公路,并已启动恰巴哈尔—扎黑丹的铁路线建设。未来,伊朗借助恰巴哈尔—扎黑丹铁路线,将打通连接独联体国家至中亚的交通走廊。

同时,伊朗政府加快俾路支地区经济建设,改变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经济结构,发展马克兰石化发展计划——伊朗国内第三大石化工业中心主要位于恰巴哈尔港。恰巴哈尔港的开发有力地改变了当地产业结构,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为该省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伊朗国家石化公司总经理默恰达姆(Abbas Shi ri Moqaddam)表示,将在恰巴哈尔自由贸易区内规划建设21个大型综合石化项目,未来伊朗国内石化产量将从目前的年产6000万吨提升到1800万吨,在2015年3月底之前先投入410亿美元建设4个大型石化项目。目前,该项目已经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未来将从根本上改变该省经济结构,使其摆脱伊朗最贫困地区的帽子。

2019年12月,伊朗议会批准了将舍希德·卡兰塔里(Shahid Kalantari)港口和舍希德·贝赫什提(Shahid Beheshti)港口附加至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自由贸易区法案的总体纲要,旨在增加投资吸引力,鼓励生产和出口。

同时,伊朗政府鼓励该地区旅游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该地区以游牧文化为主,伊朗政府及私营企业投资该地旅游产业,满足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和就业的需要。

伊朗政府将这种旅游方式稱作“民族旅游”或“部落旅游”(ethno-tourism,tribe tourism), 鼓励伊朗人与外国游客前往该地体验伊朗文化。同时,该地区的民间手工业为当地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了民间经济的发展。

综合以上可以看到,俾路支跨界民族所在地区远离伊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建设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由于早期俾路支地区的独立运动导致伊朗政府对俾路支人长期不信任,以至政府不愿在该地区投资,长久以来,伊朗俾路支地区成为伊朗最贫穷的地区。例如锡斯坦—俾路支省是全国最贫穷的省份,该省主要以游牧-农村人口为主,缺少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与伊朗中央省份的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导致当地民众民怨四起。

长期来看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权利无保障、社会文化不包容等问题不利于伊朗国内及其周边地区稳定。

二、俾路支与伊朗的跨境社会治理

在和平稳定状态中,伊朗以俾路支人为基础开展周边外交,以“合作—竞争”为模式进行互动。尤其在合作方面,以俾路支人为内外纽带,从社会文化方面出发,在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展开广泛交流与合作,与周边国家展开多边外交。

(一)促进跨界社会文化交流

同一族群跨界而居,尽管属于不同的国家,但是在相近的血缘、历史、宗教信仰、生活习惯、语言以及民族心理上始终保持着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会在族群间得到认同。民族成员认同的一致性能够使跨越国界的群体成员形成利益一致、行动一致的自觉性。

这种相互认同感会始终牵动族群间的关注,加深各国人民间的信任。

在民间层面,伊朗俾路支人成为伊朗与巴基斯坦-阿富汗民心相通的天然纽带。分散各地的俾路支人同族不同国,强烈的情感和实际交流产生频繁的跨界互动。边境两边的人经常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以及多样的形式跨越边界,进行探望亲属、拜访朋友、通婚、旅游、文化参观、求职和贸易商务访问等民间活动,使得边境成为伊朗与他国互动与交流的社会文化地带。频繁往来的跨界实践产生紧密联系,创造出有力坚实的社会基础。

在地方,伊朗通过非政府的形式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伊朗文化。例如伊朗通过伊朗伊斯兰文化与关系组织(Islamic Culture and Relations Organization,ICRO)在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奎达市设立伊朗伊斯兰文化中心(Cultural Center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该中心通过举办文化活动、语言学习、研讨会等形式加强两地文化交流,在该地区民众中得到广泛欢迎。

在政府层面,伊朗与巴基斯坦俾路支地区政府经常展开交流合作。伊朗政府每年都参加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举办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西比梅拉(Sibi Mela) 最早是1885年1月在巴基斯坦西比(Sibi,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一座城市)举行的,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节日。有牲畜市场、骆驼赛跑、搭帐篷、手工艺品展览、部落服装和民间舞蹈等文化活动。

。2004年11月22日,伊朗锡斯坦—俾路支省省长侯赛因·阿米尼和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省长奥维斯·加尼在奎达签署历史性协议,宣布伊朗锡斯坦—俾路支省和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为友好省城(Twin Provinces)。在此基础上,伊朗锡斯坦-俾路支省为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灌溉系统现代化提供技术和专家。同时两省采取联合和集体措施,打击走私、非法贸易和毒品贩运。在经济方面,两国政府在该地区为过境旅客和访客提供最大限度的设施和合作,例如放宽旅客签证手续。双边行业商会还展开了紧密的民间经济合作。

跨界流动大大增加了跨界人民之间的文化、经济和社会交往,这种基于族群、血缘等所产生的民间社会交往,在国家边境地区形成了深层的社会关系网络。伊朗俾路支人作为纽带与巴基斯坦俾路支人展开民间交往,在社会文化领域展开友好的良性互动,带动了地方经济合作与发展,这种基于血缘、文化的相互依赖使得两国关系更加紧密。

(二)发展边境贸易

伊朗与多国拥有共同的边境线。在伊朗面临国际社会制裁的压力下,如何利用边境,将边境发展为对外经济交往的黄金通道以突破制裁封锁促进经济发展成为伊朗政府的重要考量之一。“边境经济”是伊朗专为本国建立的对外经济模式,旨在推动本国与邻国开展建设性的经济互动。伊朗—巴基斯坦909公里的共同边界、伊朗东北—阿富汗850公里的共同边界成为伊朗建立边境经济合作模式的重要资源,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

俾路支地区作为伊朗—巴基斯坦的交汇点,承担起了两国相互交往的重要桥梁。伊朗通过促进双方边境贸易活动加强双边关系,采取必要步骤促进双边商业贸易,展开长期谈判和交流。伊朗表示要为俾路支地区的经济稳定而共同努力,与各国签署了多项优惠贸易协定,呼吁尽快建立“边境市场”。在伊朗和巴基斯坦多次会议交谈中,两国均强调了加强和重振双边经济的必要性。2019年1月8日,伊朗驻巴基斯坦西南部城市奎达的总领事穆罕默德·拉菲耶(Quetta Mohammad Rafiyee)在会见巴基斯坦俾路支省(Baluchistan)首席部长卡马尔·汗(Kamal Khan)时说,联合自由经济区将很快开放。在会议上,双方一致认为,促进两个邻国之间的贸易将直接惠及普通公民。会议还强调,增加巴基斯坦和伊朗高达50亿美元的贸易仍然是会议的焦点。

拉菲耶和卡迈勒表示,要加强通过巴基斯坦和伊朗边境口岸和经济区的贸易,以促进双边经济关系,并视察了巴基斯坦-伊朗边界委员会和联合边界贸易委员会所作决定的执行情况。

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免税边境市场也将促进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与此同时,巴基斯坦还同意伊朗在俾路支省建立炼油厂以及石油管道建设,推动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2016年,伊朗总统鲁哈尼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呼吁区域互联互通与合作,以促进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稳定。鲁哈尼说:“我们希望在瓜达尔港和恰巴哈尔港之间修建一条走廊,这样这些港口就可以通过铁路、公路和船运线路相互连接。”

T他还表示这些项目将有助于中国融入该地区。

Ibid. 根据功能主义者的观点,经济合作可加强政治合作。伊朗通过发展相互的经济和商业关系来加强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边境和安全关系,与巴基斯坦共同提供解决机制来促进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两国之间在经济、贸易、旅游和能源领域的贸易额每年可达50亿美元。

2018年6月鲁哈尼在青岛参加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与阿富汗总统加尼会晤时表示将支持阿富汗和平与稳定,全力打击恐怖主义。鲁哈尼表示,伊朗与阿富汗有共同文化、安全和贸易利益,希望两国执行好双边合作文件,共同对各领域项目进行投资,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加尼总统表示,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符合阿富汗国家利益,他本人将支持两国发展经贸关系。加尼总统说:“发展恰巴哈尔港不仅对伊朗、阿富汗、印度很重要,而且对发展与中国、中亚的关系有重要作用。”

伊朗与巴基斯坦签署了包括五年战略贸易合作計划在内的六项经贸协议以及新的边界安排,以此作为到2021年实现50亿美元贸易额的努力。

可以看出,伊朗以俾路支人为纽带、以俾路支地区为基础展开跨区域合作,使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得到增强,资本、劳动力和市场呈良性循环发展态势,地区产业结构得以改善。伊朗一方面发展地区经济、缓解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共同合力控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在边境上日益增长的非法贸易、非法走私等现象。

三、俾路支问题与伊朗的跨境安全治理

(一)伊朗推动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跨境合作

边境地区的非法活动多属于非传统安全,例如跨境走私、毒品贩卖等活动。“传统安全是以国家为中心,是研究国与国之间的安全互动或安全问题;而非传统安全则是研究‘跨国家层面的安全互动以及国家内部产生的安全威胁与冲突。”

历史上的划界将俾路支地区划分给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三个国家,使这个原本在政治版图上独立的经济和文化整体被分裂,继而变成了三个主权国家的边缘地带,落后、贫穷、混乱等导致各种非法交易、恐怖主义、暴力活动,非传统安全问题频频发生,安全形势严峻。反恐、打击毒品和边境管理等方面成为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三国合作的主要内容。

俾路支地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与地缘环境,加之经济发展落后,安全局势不稳定,一些俾路支人从事毒品走私,使该地区成为阿富汗毒品流散向世界的重要枢纽。

俾路支人在毒品“金新月”地区扮演重要角色。

目前,阿富汗国家分裂、部落冲突、恐怖主义肆虐,导致大量难民通过俾路支地区流向伊朗,在边境上,当地俾路支人形成一个高效的人口贩运系统,从成千上万因战争和贫困而流离失所的阿富汗人身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由于经济崩溃,人民生活困苦,致使没有收入来源的民众相继依赖种植毒品维持生存。在阿巴边境的部落地区,部落长老为了巨额利益极力推广种植罂粟,后来他们又建造了成规模的海洛因加工厂。随后,毒品种植不断向阿富汗俾路支部落转移,阿富汗国内日渐形成了毒品卡特尔集团。由此阿富汗俾路支地区成为重要的毒品集散地,向伊朗、巴基斯坦走私,并扩散到欧美市场。

阿富汗的毒品走私主要有北线、南线、西线三条通道,其中南线的主要路线经由阿巴边境,西线经由伊朗,而共同的交汇点则是俾路支地区。南线重要边境“杜兰线”南侧便是巴基斯坦俾路支地区,长期以来这里的“俾路支解放军”要求独立,并以毒品制造和走私为经济补给,跨界活动非常频繁。西线第一站便是伊朗,活跃在伊朗的贩毒力量不仅有伊朗本土的毒贩,还有“俾路支解放军”。与此同时,毒贩经常将毒品转运到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三国边境交界处进行贩运。

毒品走私严重阻碍了伊朗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国内,毒品消费的蔓延影响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制约伊朗俾路支省的经济发展,同时制约其他产业的发展,例如旅游业等。伴随毒品贩运问题,走私贩卖枪支弹药、人口等问题同样严重影响着伊朗国内的社会稳定,由此产生的族群矛盾也成为伊朗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正常交往的隐患。

为此,伊朗与地区国家高层频繁交流讨论联合打击毒品走私,在共同边界地区各国加强多边合作打击毒品走私活动达成共识。2007年,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官员在联合国禁毒组织驻维也纳办公室举行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三国已就在缉毒、打击毒品走私以及制造毒品等领域加强合作达成共同应对机制。

三方加强交流与合作将有利于切断毒品走私、毒品贩卖的国际通道,有利于相互学习借鉴打击毒品犯罪的经验,从而推进三国之间的合作。会议的召开和三国发表的联合声明表明了三国合作共同反毒、缉毒的决心。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说,“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是兄弟般的邻国,三国之间多方面的合作对于应对本地区的挑战,抓住本地区的机遇是必要的”, 并表示希望三国峰会成为推动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重要一步。

边境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表明各国之间要更加注重边境监控管理。通过多边合作建立完善的监管系统,不仅需要国家间的通力合作、新技术的引进,更需要各地区人民紧密联系。在这一合作过程中,俾路支成为伊朗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重要枢纽。

(二)伊朗推动各国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深受帝国主义与殖民统治影响,至今俾路支地区依旧身处大国反恐战争余温的阴霾之下,不同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此地区激烈博弈,民族分离主义与极端主义持续不断,不断扰乱国际秩序,形成了复杂的安全关系。

其中,俾路支分离主义是典型的“跨界统一型”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其活动在国家边境地区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温床,危及周边国家的领土安全以及地区安全。在后冷战时代,该地区民族分离主义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获得自治独立并以此建立“大俾路支斯坦国”的分离主义运动。由于俾路支分离主义运动的持续发展,伊朗境内存在大量的俾路支反政府武装力量。其中包括目前较为激进的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如伊朗“真主旅”(又称“伊朗人民抵抗运动”)是主要的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

伊朗“真主旅”成立于2003年,该组织的创始人阿卜杜马利克·里吉(Abdolmalek Rigi)在上世纪90年代的巴基斯坦一所伊斯兰学校里学习,其目标是争取逊尼派的权利,改善锡斯坦·俾路支省的经济条件。正义军(Jaish al-Adl)是一个逊尼派激进组织,是里吉被处决后从真主旅分裂出来的众多组织之一,自2013年以来已成为最活跃的组织之一。常以宗教为借口与伊朗伊斯兰政府对抗,其组织在巴基斯坦境内也存在大量反政府武装。

哈拉卡特·安萨尔·福尔坎(Harakat Ansar Iran)是俾路支省第三个逊尼派伊斯兰激进组织,属于真主旅的一个分支,但该组织更积极地宣传萨拉菲意识形态。主要活跃于2012年至2013年,随后与另一个俾路支激进组织真主党(Hizbul Furqan)合并,建立了更大的安萨尔·福尔坎(Ansar al-Furqan)。

安萨尔·福尔坎(Ansar al-Furqan)即“标准的守护者”,是在錫斯坦-俾路支省活动的第四个俾路支省激进组织。它代表了2013年哈拉卡特·安萨尔伊朗和真主党之间的合并。伊朗报道称,其领导人赫沙姆·阿齐兹(Hesham Azizi)在2015年被伊朗安全部队击毙。阿布·哈弗·阿尔·俾路支随后接管了该组织。

同时,他国俾路支问题产生“外溢效应”同样影响伊朗国家安全,造成一定军事威胁。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运动与恐怖主义活动的蔓延对伊朗内部的民族团结与领土完整造成严重威胁,对此伊朗高度关注邻国俾路支问题的发展与演变,将他国俾路支问题视为政治安全问题,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强调周边国家间应建立合作机制,加强相互信任,共同应对地区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2019年2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边防军在伊朗东南部边境地区遭到袭击,其中27名士兵身亡,伊朗方面称袭击者藏匿于巴基斯坦。此后在伊姆兰·汗访问伊朗三天前,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发生恐袭事件,巴外长称恐袭实施者来自伊朗。面对互相猜疑,伊朗选择摒弃前嫌进行安全合作。2019年4月鲁哈尼与伊姆兰·汗在会面时表示:“两国关系因恐袭事件变得紧张,但双方已经同意加强安全合作并建立起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为两国边境地区提供安全保障。”

四、伊朗与周边国家开展跨界合作面临的挑战

伊朗与周边国家将俾路支跨界民族群体共同视为现实与潜在的政治军事安全威胁,为伊朗与周边国家展开多边合作带来了机遇。但是,俾路支问题的外溢效应、国家间的安全困境、资源的相互竞争等因素也为伊朗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的发展带来挑战。

首先,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俾路支问题存在盘根错节的关系及其所产生外溢效应影响伊朗的边境安全。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大约一百万阿富汗平民逃亡至伊朗,成为伊朗边境安全的隐患。同时,伊朗对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等其他组织以俾路支跨界民族为掩护、伺机进行渗透和破坏保持高度警惕。伊朗真主旅在战略上采用了传统的游击和恐怖主义形式,该组织利用俾路支地区地理上远离中心的地理位置,以此作为后方基地和训练设施,招募和培养俾路支激进民众,不断扩充组织成员。该组织领导人里吉(Abdolmalek Rigi)称其每月在锡斯坦-俾路支省的山区基地训练20到50名特工,其中大多数人随后被派往战场,大约200名成员维持着山地基地。

伊朗曾指控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向真主旅提供秘密支持。据报道,真主旅已经从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其他俾路支人那里得到了援助,为此伊朗已经采取措施防止越境活动。

另一方面,美国入侵阿富汗后,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等与阿富汗接壤的地区找到了避难所。

其中,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北部地区不仅与阿富汗接壤,而且与巴基斯坦前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接壤(后者现在与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合并)。多年来,俾路支省北部地区一直受到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TTP)武装分子的干扰,这些武装分子经常与伊朗俾路支极端分子集结起来进行恐怖活动,越境袭击伊朗。

2018年正义军(Jaish al-Adl)曾将12名被绑架的伊朗安全人员的照片带到巴基斯坦。

同样,伊朗的逊尼派俾路支极端分子也在巴基斯坦开展恐怖活动。

其次,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把俾路支地区的脱贫、减贫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重要手段,但各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同质化、甚至是恶性竞争,影响了三国战略互信。例如伊朗恰巴哈港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竞争在南亚地区日益激烈。伊朗恰巴哈尔港是与印度合作融资建设的港口。该港口位于伊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南端的、阿曼湾东北部,具有良好的水文和地理条件,靠近伊朗与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距离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较近。该项目是印度在伊朗东部发展交通基础设施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减少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印度与伊朗的第一深水港建设将从根本上改变伊朗的地缘战略压力,意味着伊朗在欧洲和亚洲之间正在形成的貿易格局中处于重要的中心地位。而位于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瓜达尔港是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瓜达尔深水港是巴基斯坦第三大港口,可以作为东亚国家转口贸易及中亚内陆国家出海口。2015年,中国与巴基斯坦宣布了 “中巴经济走廊”(简称“CPEC”),以瓜达尔港一个大型港口的开发为中心,这一项目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双方在俾路支地区的港口建设产生了一定的竞争关系,阻碍了双方的相互信任与合作。

但是,由于双方更注重国家安全考量,因此目前经济竞争对双方关系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伊朗与巴基斯坦双方相互表现出了一定的理解和尊重。2018年3月,伊朗邀请中国、巴基斯坦共建恰巴哈尔港,并表示“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选择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伙伴的权利”。

与此同时,伊朗外长扎里夫在2018年3月12日表示,恰巴哈尔港与瓜达尔港对伊朗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可通过将两个港口以海路及陆路形式连接起来以形成互补效应,使得双方共同获益。在采取措施达到该目标的过程中,愿意公开邀请巴基斯坦参与其中。扎里夫进一步阐明“恰巴哈尔港并不打算‘包围巴基斯坦或‘钳制任何国家,并再次强调伊朗将不会允许任何人在其领土上做出对巴基斯坦不利的举动,正如巴基斯坦也不会将其领土利用来对抗伊朗”。

2019年5月24日,伊朗外长扎里夫再次表示准备将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与伊朗的恰巴哈港连接起来,“我们可以连接恰巴哈和瓜达尔,然后把瓜达尔连接到我们整个铁路系统,从伊朗到北方走廊,穿过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也穿过阿塞拜疆、俄罗斯和土耳其”。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俾路支跨界民族本身及其引起的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并不必然引起伊朗与周边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事实上对伊朗的挑战主要来自域外国家对该地区的干涉。随着伊朗与沙特在中东地区的地缘博弈日益激烈,双方代理人活动频繁,俾路支地区成为中东地区新的博弈场。2019年2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开启南亚之行,访问第一站便是巴基斯坦,双方展开深入广泛的合作,签署了2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其中最大的项目是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瓜达尔的炼油厂和综合石油设施,耗资100亿美元。

此项目引起伊朗的高度警惕,因为这可能使沙特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获得稳固的立足点,并被用作是破坏伊朗稳定的地区。伊朗与巴基斯坦关系出现微妙变化。伊朗指责沙特资助俾路支逊尼派对抗伊朗什叶派政府,同时抱怨巴基斯坦对该地区恐怖主义打击不力。2020年2月19日,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帕克普尔(Mohammad Pakpour)称美国和沙特向巴基斯坦俾路支武装组织提供武器。

伊朗方面称“如果巴基斯坦不履行打击恐怖主义的职责,伊朗将打击该区域和区域外情报机构组织的恐怖组织。希望他们(巴基斯坦)认真履行职责,不允许恐怖分子利用边境地区组织针对伊朗的反安全行动”。

与此同时,伊朗与印度进行经济、军事合作向巴基斯坦施压。巴基斯坦方面尽量避免卷入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对抗以保持平衡。

同时俾路支民族分离主义被域外国家利用,导致国内问题国际化、跨界民族问题外溢化。美国国务院对俾路支“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关注。美国国务院在2017年关于巴基斯坦人权状况的最新报告中指出,在俾路支省有许多关于任意或非法杀害和绑架的报告。

但目前美国基于自身国家利益暂不支持俾路支独立。2016年9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提到了俾路支省的自主决定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海军上将在简报中明确提到,美国的政策是支持巴基斯坦的领土完整,反对俾路支省独立。尽管这一声明是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发表的,但截至目前,特朗普政府尚未表示美国在俾路支省自决问题上的外交政策有任何重大改变。

印度方面,基于与巴基斯坦的矛盾,印度表示支持俾路支的独立。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2016年8月15日的重要讲话中特别提到了俾路支省,以表达对俾路支省争取独立的支持。

对巴基斯坦俾路支问题的干涉引起伊朗对俾路支问题的敏感,伊朗对此表示国家主权不容他国干涉。

综上可以看出,由于俾路支跨界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外溢性与敏感性,跨境非法移民、难民和恐怖组织活动,以及三国在边境地区发展模式上的同质化和域外国家干涉均不同程度的限制了伊朗与周边国家发展合作。总体上,伊朗俾路支跨界民族互动受制于国家间关系的总体格局。

五、结论

伊朗俾路支人的案例不难发现,俾路支人作为伊朗的少数民族,虽然在国家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但由于俾路支人作为跨界民族具有跨界性、其所处地区地缘战略的重要性,伊朗在其开展的周边外交中,充分利用俾路支人作为国家间民心相通的纽带,与周边国家建立战略联系、促进合作机制形成,以此维护国家统一与地区稳定。伊朗从民间层面到政府层面,通过俾路支人在血缘、文化、安全领域与他国的紧密联系与周边国家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形成共识。积极促进边境地区的社会治理、经济治理和安全治理,促进跨境俾路支人的社会文化交流,发展边境贸易,以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促进俾路支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打击贩毒和边境走私方面促进与地区国家的合作,共同打击俾路支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维护国内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帝国长期屹立的秘密似乎是:当帝国陷入危机或衰落时,要么是边缘拯救了帝国,要么是边缘让帝国恢复活力。”

跨界民族一方面对内作为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国家统一与完整的象征;另一方面,对外的“跨界”特性(即与所跨界的邻国产生联系),往往存在国家、族群、宗教、文化等多元身份认同,成为与周边国家互动的中介,是国家“周边外交”的一部分。可以看出,目前伊朗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互利关系是根据他们之间共同利益和共同威胁观念发展起来的,在安全问题上采取合作和共同化解的方式,在港口建设和商业运行等经济方面表现出理解与尊重,这种经济竞争不会对伊朗与周边国家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主要表现为经济安全环境较为积极,政治安全环境较为敏感。在一定程度上,俾路支成为伊朗与地区国家关系的粘合剂,在促进能源贸易、建立边境安全机制和制定应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联合计划方面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未来,俾路支地区有可能成为中东地缘政治争夺的新焦点。

受国际关系的影响,伊朗与沙特的地缘博弈日益激烈,两国均在不同国家展开代理人战争,俾路支地区成为沙特等海湾国家的目标地区,分散于该地区的俾路支反叛分子成为其资助和扶植对象,引起伊朗的警惕;同时,巴基斯坦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合作限制了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战略互信与全方位合作,因此伊朗不断加强对俾路支地区的管控,防止冲突发生危及国内安全。

总体来看,目前该地区在国际社会尚未引起过多国际关注,因此对于伊朗來说该地区是在其外交中不容易受到国际压力的地区,并且是可以得到较大主动权的区域。

所以目前伊朗方面也极为重视对俾路支地区的管理和发展,尤其体现在通过对恰巴哈尔港的建设来带动该地的经济发展,在该省建立区域中心,

缓和社会矛盾,展开各种形式的地区安全合作以此扩大自身地缘政治空间。但与此同时受“域外效应”行为的影响,俾路支问题将在不同角度与不同层面对伊朗国内稳定以及对外关系上造成程度不一的负面影响。所以在未来,如何关注并处理好俾路支跨界民族问题,用好跨界民族这把双刃剑为伊朗营造一个稳定与友好的周边环境,对伊朗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伊朗在周边外交中妥善处理跨界民族问题的实践与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周边外交中处理敏感的跨界民族问题、加强民族团结和促进跨区域综合治理,亦具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M].阎振江,孟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曾祥裕.巴基斯坦“俾路支问题”的发展及其前景[J].南亚研究季刊,2009(1).

[3]冀开运.俾路支斯坦民族问题解析[J].世界民族,2012(4).

[4]冀开运,蔺焕萍.二十世纪伊朗史[M].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5]刘俊岭.俾路支人家园的历史考证[J].民族译丛,1982(3).

[6]刘强.伊朗困局:脆弱安全阀与外溢冲击力效应——对中东及国际安全影响的视角[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9(2).

[7]钱雪梅.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主义探析[J].世界民族,2013(3).

[8]申丁,渝垠.俾路支斯坦问题[J].世界知识,1980(5).

[9]俞天颖.俾路支:一名跨三国[J].世界知识,2009(23).

[10]张元.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11]赵磊.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冲突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2]宗蔚,刘颖.巴基斯坦俾路支解放军的起源、发展及走向探析[J].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4).

[13]Carina Jahani,Agnes Korn,Paul Titus. The Baloch and Others[M]. Wiesbaden:
Reichert Verlag,2008.

[14]Elwell-Sutton. Modern Iran[M]. New York:
Routledge,1992.

[15]Ervand Abrahamian. A History of Modern Iran[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16]Farhan Hanif Siddiqi.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Pakistan[M]. London:
Routledge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Series,2012.

[17]Gulawar Khan. Politics of nationalism,federalism,and separatism:
The case of Balochistan in Pakistan[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2014.

[18]M Longworth Dames. The Baloch race[M].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1904.

[19]Marianne Postans. Travels,Tales and Encounters in Sindh and Balochistan,1840-1843[M].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20]Mohsen Keiany. Balochistan:
Architecture,Craft,and Religious Symbolism[M].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21]Nina Swidler. Remotely Colonial: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Balochistan[M].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22]Samih K Farsoun, Mehrdad Mashayekhi. Iran[M]. New York:
Routledge,1992.

[23]Shireen T Hunter. Irans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Soviet Era[M]. Santa Barbara:
Praeger,2010.

[24]Sunjoy K Singh. Baloch Nationalism:
Atrocities &Violation of Rights in Pakistan[M]. New Delhi:Lenin Media Pvt. Ltd,2017.

[25]Sunjoy K Singh. Balochistan:
Disintegration of Pakistan[M]. Delhi:
Rathore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2016.

[26]Willem Marx. Balochistan:
At a Crossroads[M]. New Delhi:
Niyogi Book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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