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
科研人员从事创新活动时要做好两种认知准备：对自己能力与目标定位要准确;要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不为外界好恶所动，按照自己的计划去推进目标。前者涉及到对自己的认知生态位的准确判断，后者涉及到社会预期对于创新行为的影响。
2020年1月15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宣布，由该实验室编译组主导研发的国产编程语言“木兰”是完全自主设计、开发和实现的编程语言，与之配套的编译器与集成开发工具也完全由团队自主实现，是我国真正掌握核心技术的编程语言。然而仅过了两天，1月17号，有网友指出木兰软件就是Python语言的套壳产品。面对社会的广泛质疑，项目负责人刘雷在科学网上发表回应称，木兰语言在8位单片机上的编译器是本团队开发的，在32位单片机上的编译器是基于Python开源编译器进行的二次开发，称在接受采访中将木兰编程语言和编译器夸大为完全自主开发。原本一个喜剧迅速变为闹剧，速度之快实在让人目瞪口呆。抛开个案不谈，“木兰”现象揭示了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厘清了，未来我们才会在创新的路上走得更坚实。
科研人员从事创新活动时要做好两种认知准备。首先，对自己能力与目标定位要准确。这一点尤为重要，一旦对自己能力的判断出现认知偏差，就会导致事倍功半的结果。其次，创新者要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不为外界好恶所动，按照自己的计划去推进目标。前者涉及到对自己的认知生态位的准确判断，后者涉及到社会预期对于创新行为的影响。
认知生态位（Cognitive niche）概念最初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约翰·图比（John Tooby）和伊文·德沃尔（Irven DeVore）提出来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概念。生态位原本是生态学的概念，意指每个个体或种群在种群或群落中的时空位置及功能关系。把这个概念拓展到认知领域，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个体在认知链条上都处于特定的位置，在认知链条顶端的一定是那些非常稀少而杰出的天才，大多数人都处于这个链条的中段，基于这种定位我们可以合理地安排我们的工作，从而做出相应区位的成果。另外，通过人类认知生态位概念，我们也可以大体了解为什么那些历史上的科学界天才会如此耀眼。时至今日，作为建制化的科技事业越发庞大，而作出非常伟大贡献的人物虽然有所增加，但是科技共同体的规模已经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导致分母增加的速度远远大于那些作为分子的杰出人才的增长速度，导致这个杰出的比例越发变小。试想，牛顿时代有多少科学家，爱因斯坦时代又有多少科学家？我们大体上可以推断，牛顿在他那个时代的杰出比例远高于爱因斯坦在他那个时代的比例，及至今日，杰出科学家的比例越发变低。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小科学时代到大科学时代，历史上的那些伟大科学家在今天会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由于学科分化的深入，也许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生态位的厚度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
客观地说，木兰软件团队也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只要如实表达出来，也是对这个行业的重要贡献。但是，若硬要把其团队工作的重要性宣称得如此伟大，势必带来两个后果。首先，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毕竟认为任何伟大的工作都会吸引无数人才与资源的集聚，未来甚至有可能影响政策的安排，这势必吸引众多相关专业人士的目光，导致评审的苛刻化。其次，木兰研究团队没有准确定位自己的认知生态位，故意高估其价值。一旦夸张成分被揭穿，必定导致其原有价值与声誉的受损，这就是互联网时代吹牛的代价。从认知生态位角度来讲，软件系统的高端原始概念与框架结构已经确立，再完全突破难度非常大。而且高阶的认知生态位经过众多杰出开拓者的努力以及众多大公司多年深耕开发，已经成型，此时，一个有限的研究团队若想在短期内突破原有的概念与框架，几乎是不可能的，能做的工作大多是局部改进与完善。这样的工作同样有价值，完全没有必要冒充那些本不属于自己的所谓高端原始创新。由此，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影响创新发展的第二种力量：秋千效应。
所谓秋千效应，是指一个行为在社会预期不断升高的推动下，导致秋千客最后无法控制秋千的运行，只能被动跟随社会预期，最后完全失去对行为的掌控，并处于危险之中。造成社会预期不断升高无外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当整个社会的心态处于转型后期时，会本能地呈现出一种集体性焦虑。所谓时势造英雄就是这种情况的一种典型呈现方式。任何人都是特定时代的人，很难不受时代主流文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有利有弊。当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上到下都面临一种认同焦虑。我们亟需通过多种杰出的成就来确立自信，而这种认同焦虑会无声地传导到构成社会的每个人的认知框架中去。其次，作为行为发起者的秋千客会下意识地利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在公众中塑造错误认知，制造热点，有意误导社会，以此筹划未来获得更大的收益，从而在主观方面助推了秋千效应的发生。如果在民粹主义的加持下，公众很容易出现集体性盲目乐观现象，而这种乐观又反过来进一步提升公众的心理预期值。第三，由于知识分化的深入，导致每个人的知识储备都是有限的，再加上理性批判精神的普遍缺失，普通受众的偏好很容易被一些成功案例在认知上绑定。一旦认知绑定形成，认知的路径依赖效应也就随之固化，导致盲从现象泛滥。这种认知特点一旦和某个宏大叙事相结合，社会预期值逐渐攀高也就是一种必然结果。
心理预期值的提高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给行动者带来潜在的激励与压力，一旦预期没有如约实现，又会使受众快速陷入失望的泥沼中，并非理性地否定一切。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行动者出于特殊目的主动误导公众，提升其社会预期，就会让秋千越荡越高，从而使秋千变为不可控制之物。类似的情况也经常出现在综艺类节目中。例如，某个人竭尽全力完成某几个关口的答题，已经可以获得一定的奖品，此时观众总是兴奋地要求答题者再挑战下一关，而游戏规则规定，一旦挑战失败，前期的奖品也将被没收。观众们的亢奋对游戏者的自我判断产生干扰，很多挑战者被现场情绪所感染，放弃对自己原有的认知生态位的正確研判而冒险闯关，结果挑战者大多是两手空空、铩羽而归。这个现象给我很大启示：做任何事情，成功不必大，但必须要有。古人所谓：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从科学史上不难看到，很多创新都是被上述这两种情形所扼杀的。科学的世界是一个保守的世界，任何创新都是稀缺的。因此，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的认知生态位，并且不被环境所左右，踏踏实实做自己能做的工作。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