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
创作谈
三个女孩儿，我、小娜和秦丽同在滨海这座城市的同一栋写字楼上班，同在我的房子里居住。她们深夜卸掉白天在写字楼的正经伪装，在楼顶的阳台上肆无忌惮，坦露原形，裸露她们的真实灵魂，她们彼此生命复杂地融解，甚至为此牺牲掉自己的一部分，她们勇敢深入人与人内在的微妙而模糊的地带，由此更牢固地连接在一起，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也正是小娜和我所深藏的那一部分。但，活着必然要进行命运选择，小娜和韩国男友去了海上驼队，秦丽返回故乡，我停在去留之间。于是，掩盖在现实之下三个个体精神的分离才是最艰难的过程。
海底之门是现实与灵魂之间一条隐秘的通路，推开它，你才发现，世间很多人事被简化，你不可以轻率地把她们（他们、她和他）之间称为爱情、亲情和友情，那些都是概念。也不是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逻辑能解释的，你只能亲身体验。
小说真正开始于梅·萨藤《独居日记》的阅读，致敬她和朱迪之间的超越，她和独居自我的超越。小说也有现实中罕见的真实人事，我被那种真实特质迷住，甚至感动、惭愧。有时我会感到很难过，我感到我们离人越来越远了，我们失去了生命中那些属于人类的最为珍贵的无法说清的内在体验，它们不能被说清楚。
必须承认，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陌生的群体。当然啦，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是现代性的课题中应有之义。在这样一个开放、包容、多元化的时代里，视而不见、缺少思考，等于放弃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坦率地说，我对男同不大好接受。而对女同，我是理解的。古希腊雕塑《命运三女神》是由雕塑大师菲狄亚斯主持制作的大理石作品，是帕特农神庙东山墙上的群雕《雅典娜诞生》中的一组雕像，现存三个无头无臂的女神，名字分别叫作阿特洛波斯、克罗托和拉克西斯。优美、丰满而生命力旺盛的躯体，令人仿佛体察到她们呼吸起伏的胸脯和富有弹性的皮肤。面对雕像，我们不禁惊呼，美啊！从艺术回到现实，女性之间的亲密接触，搂抱相拥在一起，也给人带来美感，而不会让人起鸡皮疙瘩。男性呢，无论多么亲近的关系，身体通常都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的。这是文化上的约定俗成，不要问为什么。进而言之，莎士比亚说，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我总怀疑“弱者”的翻译有失准确。或者说，我们理解为柔弱、柔美，更得当一些。马克思就说过，人最珍贵的品质，男人刚强，女人柔弱。女性，特别是男权社会中在男人那里受到过伤害的女性，相互获得一些身体上的抚慰、心灵上的慰藉，从孤独、空虚中解脱出来，让无处安妥的灵魂得以歇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
《海底之门》里的描写，是节制的，我更愿意把她们看作是闺蜜。写到身体，总是欲言又止，两处都用省略号略过。一处是幻觉：“有那么一刹那，我确信在厨房里的人是小娜。她一会儿会扭着猫步，一手擎一只高脚杯，有时在途中就会早早喝上一小口，然后，我们俩……”另一处是借秦丽之口说的：“我觉得肯定能见到小娜，就凭你们俩……”“我和小娜得以更加疯狂地独自消耗时间”，疯狂则疯狂矣，只说到消耗时间，而没说消耗身体。顶过分的，也不过就是“腿缠着腿，胳膊缠着胳膊”。虽然有关性取向的歧视日渐消除，毕竟是非主流的，毕竟涉及隐私。这些都没有问题。其他的一些身体描写，也很隐晦。如秦丽“用两片嘴唇紧紧咬住杯壁，还发出唧唧的吸附声”;“我”“把身体抻成一条预备攻击的眼镜王蛇”;小娜“脚上肯定穿着大出脚掌好几圈儿的男士深蓝色塑料拖鞋，那是小娜的专利……”（以此确认二人世界里的角色？）充其量是性暗示罢了。
我觉得问题出在，小说的完成度不够，作者的态度、情感倾向性晦暗不明。如果说，人物关系的暧昧无可厚非，作者的思想则必须是清明的，要从情节和场面中暗示出来，流露出来，而不是一笔糊涂账。
“我”对小娜很痴情，小娜的离开，以至于让“我”有些神志不清。修海底隧道，是新闻报道，是幻觉，还是杜撰？“我”甫一出场，就是个堕入情网、为失恋所伤的主儿，恍恍惚惚，痴痴呆呆。两次用到“弓箭”的比喻，化用“歸心似箭”的成语，指向小娜。小娜已经走了，可是在“我”的幻觉中她还在。“我”牵挂着小娜，为她们之间“深层次的对话”的丧失而惋惜、失落。小说还拿秦丽的“恭敬”（距离感）来反衬“我”与小娜的亲密无间。“我”对小娜念念不忘，就连跟秦丽喝酒时，眼睛都是望向韩国所在的东方。小娜嫁给韩国人金社长，秦丽认为是“想了很久”亦深思熟虑的结果，“我”则觉得是“瞬间决定”亦欠考虑的选择。万般无奈，嗅一嗅小娜留在书上的气味，聊以自慰。并由此放大嗅觉的功能，凌驾于视觉之上，“它优越于眼睛的直观，它打开你的身心和灵魂，让无形进入你，持久地进入”。这是只有热恋中人才会有的感觉，超阈限的异变。
可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小娜何以让“我”神魂颠倒，如此深爱？她不是一拍屁股就走人了吗？不是毫无留恋地跟上金社长去了韩国吗？这种不对等的爱何以成立？这些地方，不是应该给读者一个交代吗？“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也是有的，这种爱的错位，何以产生？又传递出怎样的人生况味？在本该小说家用力处，我们却一无所见。小说家的使命，不仅要写出人物做什么，更要写出人物为什么这样做。小说写“我”写得很充分，而小娜，就是个道具，就是个符号，本来是和“我”演对手戏的，却无所表现，最后成了“我”的独角戏，这个戏台子，自然也就塌了一半。
秦丽又是个怎样的角色？“两道竖痕深刻在眉宇间”，是她的标志性特征。以表情表心情，工作压力大，前途未卜，活得不愉快。“我（秦丽）一眼望穿自己三十之后的日子是一大片雾霾。”作者让“我”以“我们仨”相称，“频频邀约秦丽来我的住处小聚。自从小娜走了，我的居所偶有人迹，也就只剩秦丽。”“她（秦丽）总是隐含着一种焦渴的模样”，闺蜜也好，什么也好，总之是走得很近的朋友。后来呢？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在这篇小说里，三个女人没有戏，走着走着走散了。小娜嫁给了金社长，秦丽也声言要带老公和葡萄酒来，“我”最亲密的两个女友都嫁了男人，对此，看不出小说任何的褒贬色彩，温吞水一般，那么作品到底要表达什么呢？
小娜“大不如从前，又黑又瘦”，是离开“我”之后的惨状。是因为嫁给了金社长这样的普通人？还是因为非与女人一起生活？如果说，社会对性取向应持宽容的态度，那么，是不是也应该包括对异性恋的宽容呢？
“我”、小娜、秦丽，除了写这三个女人，还写到“我”和小娜上班的公司，一个制造伪劣产品的地方。而她们俩都是质量体系内审员，胡乱地填写表格，“一切正常”“一切合格”，让不合格的产品蒙混过关，干着助纣为虐的勾当。良心未泯，“为我们俩可能造成的不可预知的后果踌躇与愧疚”。“我”遭遇车祸，小腿骨“植入了一根胫骨加压锁定板”，“板子（钢板）正是由我们公司生产的”，是果报？这些与作品的主线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小说的标题，还有开头关于海底隧道的描写，似乎都在追求一种隐喻的表达，但正文与标题缺少呼应，下文与开头缺少照应，没能融为有机体，显得突兀，甚至有故弄玄虚之嫌。有些地方，特别是人物对话，呈翻译腔，模仿痕迹重了些，生硬而不圆润，给读者的感觉是，文本不够成熟。有些地方过于直白，“毫无意义的虚无感”，“那是另一个良知的问题”，“那是灵魂安宁的问题”等，不是从具体的、感性的描写中让读者去感受，去体验，思而得之，而是直通通地说破。这还不够，还罗列出一串书名来，把理念性的东西强加给读者。比如到《老人与海》里去找硬汉，也许是出于对现实中的男人失望吧。这些都是值得斟酌的。
责任编辑 陈少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