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际音乐节系列报道（三） 北京国际音乐节的策划理念、艺术标准、组织机构、运作程序等等，从一开始就突破了区域化和汇演式的常规模框。其品牌化的经营方针，造就了一支国际水准的职业化团队，为国内舞台音乐表演艺术的专业化管理与市场化经营模式提供了宝贵的成功经验。
还有10天了！新族大厦4层里每一个人都紧绷着一根弦。这个位于北京日坛路的百余平米的办公室就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组委会的办公总部。
“我们很努力在做，也希望观众能看到更高水准的音乐节。”音乐节组委会市场总监涂松是同事眼中的工作狂。杂乱的办公桌上贴满了醒目的黄色便笺，音乐节日程表工整地竖立在前方的挡板上，抬眼便见，这种铺面而来的紧迫在这20多张办公桌上都有体现。
音乐节需要“准军事化的管理”，合作的形式运作中不可控制。
与国内有些音乐节临时搭建的草台班子相比，北京国际音乐节拥有的这个自己专属的常设机构，这样有利于科学合理制定长远的规划，有利于持续能动推进长远的作为。国际音乐节10年铸就的文化品牌，正是这个20多人团队的幕后锻造。
1998年，中国人对于音乐节究竟是什么还不清楚，也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供参考的样本。余隆在这样的“荒漠”环境中开始了举办音乐节的尝试，这个曾经留学德国8年的海归音乐家开始向音乐活动家的身份靠拢。
北京市文化局局长降巩民当年还是北京音乐台台长，对于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余隆从德国回来之后到处找，到处撞，最后撞到了音乐台。当时谈国际音乐节的时候，我、邵军、张树荣和余隆4个人在地下室围一个小桌子吃饭。第一年是只借了一百万，北京国际音乐节就启动了”。
从3月9日起，余隆和伙伴曾 伟开始白手起家，余隆借用家里的车、曾伟拿出自己的住房。除了资金匮乏以外，因为初次策划，整个团队的能力有限，1/3的内容是与其他演出商合作的，其中包括事后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卡雷拉斯独唱音乐会”。
也就在那时，余隆开始意识到，做音乐节应该是个“准军事化的管理”，合作的形式操作起来根本不可控。于是，余隆把音乐节的一切掌控在自己的团队手中。北京国际音乐节，就这样从设想蹒跚地变成了现实，谁能想到当年的工作班子只有7个人！
音乐节组委会秘书长王纪宴回忆说，当时并不看好北京国际音乐节，“都认为它撑不过三五年，因为人人都说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10年后，王纪宴则坦率地戏称自己是“鼠目寸光”。
北京国际音乐节组委会虽然只有20多人，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每年的音乐节都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筹备完成，其中包括安排平均每届2000余名中外艺术家，举行近30场左右的演出，以及台前幕后所有事务……可以说组织工作事无巨细，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组织者的耐心与能力。组委会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稳健而流畅地运转着。
来自台湾的赖淑君2004年加入团队，现在已经是音乐节的节目总监：“我04年纽约大学表演艺术行政硕士毕业后就来到了音乐节。此前我也曾在美国交响乐团、奥菲儿室内乐团实习过，也参与过一些音乐节活动。其实国际上做音乐节、艺术节大致上也就是这样一个分工――公关部、节目部、演出制作部、市场部，每个部门各司其职。北京国际音乐节组委会也是这样一个成熟的模式，虽然只有20多人，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由于每一个音乐家他们安排自己的演出日程都需要2到3年做一个预订，因此为了跟上他们的脚步，音乐节也必须提前2到3年做规划。比如今年以歌剧为主的策划，我们2005年就开始和对方洽谈。2005年我们引进了《尼伯龙根的指环》全本，反响很好，我们就打算是不是在2008年能再次引进德国顶尖的浪漫歌剧。于是选择了德意志歌剧院，带来两台大制作的歌剧。在资金的谈判上中德双方都需要努力，其实对方的歌剧院也很期待来北京国际音乐节演出，双方的意向是相同的”。
尽管节目部只有两名工作人员，但大家都有严格的分工，赖淑君介绍：“策划部门没有歇下来的时候。10月份音乐节一结束，我们就紧接着准备下一届的节目，从最初步的洽谈到合同谈判的细节做确认，这些都是我们一直不间断在做的工作”。
如今余隆早已甩手具体工作交由可信赖的同事，但每周五的例会却从不缺席。余隆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每一次开碰头会，他都能一针见血的指出应该在什么方面多加注意。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就是对所有的细节都保持高度的关注，只有如此，才能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北京国际音乐节参照国际惯例成立艺术基金会，历经十年终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国际化公益组织。
不用说对外要一次次与各国演出机构、音乐家和经纪人进行沟通和磋商，对内要不断与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单说那些大师们各种奇怪要求和大大小小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就令人头痛不已。提起历届音乐节的故事，余隆特别讲起了“大贺典雄事件”。
在第四届音乐节演出的指挥过程中，大贺典雄突发脑溢血，倒在了指挥台上。当时组委会迅速作出反应，一方面工作人员立即陪护大贺典雄由急救车送往医院。另一方面经与日方协商，余隆立刻接过指挥棒，从大贺典雄停下来的那一小节，指挥乐队圆满完成了余下的曲目。如同小说般的情节就这么发生了，余隆现在回忆起来还像是讲一个别人的故事。
除了突发事件，有些音乐家们的特殊要求也颇为怪异。比如第九届音乐节上，意大利著名钢琴家波利尼曾向组委会提出一定要带自己的钢琴演出，并且在下榻的饭店房间里也必须有练习用钢琴，其演出成本之高堪称历届北京音乐节之最。这种看似匪夷所思的要求，音乐节组委会居然答应并最终实现了。
通过10年来的磨合和实践，北京国际音乐节参照国际惯例一步步地实现着自身的发展和壮大，由最初的组委会到后来成立音乐节协会，直到2005年成立艺术基金会，终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国际化公益组织。
除了20多人的核心团队，每年音乐节期间组委会还会招募10名左右的大学生志愿者，协助演出制作部装台、辅助排练及艺术家陪同等。目前的合作对象是中国音乐学院的艺术管理系。“一方面是音乐节运作时需要志愿者，另一方面音乐学院艺术管理学系慢慢兴盛起来，所以音乐节也为他们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在校期间给学生机会更真实地认识这个产业”，赖淑君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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