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望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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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满语，意思是晒渔网的地方。
一百多年前的哈尔滨真的就是一个到处晾晒渔网的小渔村。
公元1896年6月3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大清国特使李鸿章赴俄祝贺俄皇登基加冕，在莫斯科与沙皇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维特签订《防御同盟条约》，史称《中俄密约》。根据这份《中俄密约》，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修建了一组丁字形铁路，即中东铁路。中东铁路与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接，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北起哈尔滨，南至旅顺口。哈尔滨位于满洲里与绥芬河之间正中，是丁字的连接点，天然地成为中东铁路最重要的枢纽站，于是，这座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小渔村摇身一变，变成一座豪华气派、对远东地区甚至对整个世界都举足轻重的国际大都市，西方人称其为东方小巴黎。
那时候的哈尔滨，有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索菲亚大教堂），有中国第一家啤酒厂，有充满西洋风情、走着不同肤色行人的中国大街（现在叫中央大街），有19家（一说21家）外国领事馆，那里是中国人闯关东的首选之地，是各国商人、政客、冒险家、传教士、流浪汉甚至刺客，追求财富、实现野心、传播福音、完成烈举、成功成仁的理想舞台。
但谁也没想到，一场瘟疫会差一点儿从地球上抹去这个年轻的城市。
2
瘟疫是从满洲里传到哈尔滨的。
满洲里是中东铁路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交汇点，原称“霍勒津布拉格”，蒙语，意思是“旺盛的泉水”，后因中东铁路的修建而得俄语音译名称“满洲里”，当时为中东铁路附属区，归俄国人管，仅有5000左右俄国人和2000左右中国人居住。1910年10月，满洲里的一家客栈，两名住店的中国男子突然发烧，咳血，而后一命呜呼，尸体呈黑紫色，面部表情极其痛苦。两天后，与其接触过的另外两名客人也突然毙命，死前症状、死后状态都与前两名死者一模一样。客栈老板吓坏了，马上报案，两名俄国医生带着一队俄国士兵赶到现场。之后，俄方迅速查明死者来自俄国达乌里亚，都是受雇于俄国铁路部门的中国劳工，并很有把握地认定死因是感染了某种瘟疫。经过进一步排查，俄方在满洲里又找出300多名瘟疫感染者，而且都是中国人。俄国人用火车车厢把这300多中国人隔离起来，并派军警封锁了所有中国人的居所，随后又在海拉尔、扎兰屯、哈尔滨、齐齐哈尔等中东铁路沿线各站设立检疫机构，明令各站“如有华人到站，即须检查”，对到站下车的中国人实行强制检疫。
尽管如此，瘟疫还是传到了哈尔滨。1910年11月9日，同样是两个自俄国返回、从满洲里入境的中国劳工，以同样症状暴亡于哈尔滨傅家甸一家旅馆。当晚，俄方控制下的华俄公共议事会召开紧急会议，针对疫情研究应对措施。与会者除俄方当地政要，还有几位有头有脸的华商。第二天，哈尔滨俄国侨民居住区都被哥萨克士兵用步枪封锁起来，随意出入，格杀勿论。随后，中东铁路管理局辞退了所有的华人职工，俄租界地的中小学校暂时不许华人学生进入，各工厂、商行严令华人“一律散工，以免传疫”。风声传到长春、奉天一带，日本人也紧张起来。日俄战争，俄国战败，不得不把中东铁路南满路段（长春至大连）割让给日本，此后南满铁路一直为日本人所操控。日本人闻风而动，同样在南满铁路沿线各站设立疫情监测站，同样对到站下车的中国人实行强制检疫，发现感染者当即送进隔离区。身边出现疫情后，日本人成立了防疫总指挥部，组建了民间防疫义勇队，先后有近70名日本医生、近500名日本警察、近2000名日本士兵冲上防疫工作的第一线，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日本关东都督府总督大岛义昌亲自督办防疫事宜，对防疫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比较之下，清政府的反应有些迟缓。俄国人在满洲里展开大规模防疫的时候，清政府驻满洲里交涉局只是好奇地看着俄国人把300多中国人塞进闷罐车改成的隔离房，没有任何动作。日本人已经在南满铁路沿线各站设立了检疫机构，清政府奉天当局却置若罔闻，同样没有任何动作。甚至，日俄两国已就此事向大清帝国外务部发来照会，帝国最高统治者却还半信半疑，以为列强又在无理取闹。得知情况属实后，朝廷出现两派意见：一派认为既然日俄两国想管这档子事，那就让他们去管好了，我大清帝国乐得清闲;一派认为东三省虽远在关外却是我大清帝国的“龙兴之地”，疫情防控可借助别国力量，但防疫主权必须掌握在我大清帝国手中，否则日俄两国势必借机扩大其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东三省可能不再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好在后一派意见占了上风，但大清帝国还要面对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派谁去东北主持防疫？从中央到地方，清政府根本就没有负责公共防疫事务的行政机构。上至摄政王载沣，下至中央各部大员、地方各级官吏，无一人懂得公共防疫为何物。
3
俄日两国反应何以如此迅速？
瘟疫的源头在俄国境内。中国境内出现疫情之前，西伯利亚就已经发生中国劳工集体染疫事件。沙俄政府也没向清政府打个招呼，只是把染疫劳工集中起来塞进火车运回中国，运到满洲里就算交给清政府了，所以满洲里出现疫情时，俄国人已早有准备。日本人更鬼。控制着辽东半岛的日本关东都督府有着完备而发达的情报系统，一直在用各种方法搜集掌握中国东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俗等方面的情报，为日后全面侵华做着积极的准备。翻开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庶务课编写的《关于金州附近苇席生产流通调查报告书》《瓦房店地区果物流通组合调查报告书》以及《关东都督府内简易人口调查统计表》，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连一些在中国人看来并不重要的民间琐事，诸如哪座小城有多少妓院多少烟館，哪个村落有多少人在抽大烟，等等，都在他们调查掌握之列，那些密密麻麻混杂着繁体汉字和阿拉伯数字的日本文字就像一排排正在猎食的黑色蚂蚁，看似弱小之至实则凶残之极。发生瘟疫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怎么可能逃过日本人的眼睛？日本人又怎么可能掉以轻心？
更重要的是，日俄两国都是当时的世界强国，其政治制度、人文观念、科学技术、防疫机制之先进、完备，都不是当时的大清帝国可以比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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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驷兴，字振甫，号艮庐，1878年生于安徽寿州（今寿县），时任哈尔滨道台府最高军政长官，因防疫不力被满清督抚革职，民国成立后再度被政府起用。
疫情集中爆发于哈尔滨，于驷兴固然难辞其咎，但于驷兴有于驷兴的难处，很多事情不是他能完全左右的。从法理上说他确是哈尔滨的最高军政长官，可他实际上能管到的也只有傅家甸（今哈尔滨道外区）之类的地方，其他地方大都被划定为中东铁路的附属地，归俄国人管。傅家甸约有24000常住人口，大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中国老百姓，居住条件简陋，个人卫生、家庭卫生、公共卫生均可用“不堪”二字来形容，可以说，只要有一个人把瘟疫带到这里，这里就会成为疫情集中爆发的重灾区，成为疫菌向外传播的总基地，对此于驷兴不可能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换别人来同样毫无办法。从1910年11月9日疫情初现，到同年12月初全城告急，仅二十几天的时间。俄方一再向于驷兴施压，声称如清政府不能及时有效控制疫情，俄方将对包括傅家甸在内的整个哈尔滨实施军事管制。于驷兴左一次又一次地向上级告急，同时在傅家甸紧急征用民房，用于集中隔离染疫病人。不能说这一做法对于遏制疫情蔓延毫无作用，但能征用的民房就那么二十几间，染疫病人却一天比一天多，得不到隔离的病人只有死在家里，尸体甚至被家人直接扔在大街上。为防止老百姓乱扔尸体，道台府向傅家甸老百姓发放了一批棺材，算是于驷兴的又一政绩——如果没有这些棺材，扔在大街上的那些尸体将给这座城市带来更大的污染，还将给俄日等国侵犯中国防疫主权提供更充分的理由和更有力的借口。但是，棺材同样数量有限，尸体还是一具接一具地出现在大街上，以致招来成群的乌鸦和野狗。乌鸦们在空中盘旋怪叫，野狗们狂欢般地嘶咬着那些僵硬的尸体，雪地上到处都有它们的爪印，城市的街道被它们搞得一片狼藉。
于驷兴的心，像是终日被野狗嘶咬着。能做的他都做了，他真的尽力了。剩下的事情，他只能寄希望于东三省总督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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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良， 1853年出生，字清弼，巴岳特氏，蒙古镶蓝旗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为官30年，《清史稿》称其“安内攘外，颇有建树”。
锡良的仕途始于出任山西知县，其后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担任“主要领导”，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受命钦差大臣，总督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事务，兼任热河都统，上任第二年就在其管辖的东三省遇上了一场特大瘟疫。1910年11月下旬，奉天也已出现疫情，甚至出现了有人染疫而死的传闻，到了12月初，首例染疫者被确诊，锡良终于有所警觉，但他和于驷兴一样，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于是不得不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池求助。小池答应了，派出大批日本医生援助奉天，防疫工作取得很大成效，客观地说，的确救了不少中国人的命。但同俄国人一样，日本人也想借机更多地干预中国事务，更大地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就让锡良防不胜防，如履薄冰。后来锡良在呈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查疫势传染甚烈，外人尤其注意，办理稍不如法，即恐乘机干预”，防疫动作“稍一延缓，外人便执世界人道主义以肆责言，操之过急，群情又百端疑阻”。
锡良所谓“百端疑阻”，大多来自中国同胞。中国人何以要对防疫工作“百端疑阻”呢？科学的防疫措施是以现代细菌理论为根基的，而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细菌为何物，对消毒、隔离之类的做法自然是“百端疑阻”。有人认为这场瘟疫是神鬼所为，是妖孽作祟。有人认为是日本人在投毒，是俄国人在使坏，后来见日俄侨民也有人染疫而死，类似的“阴谋论”才算破产。既然是神鬼所为，是妖孽作祟，江湖上各路巫医神汉、寺庙里诸方高仙大佛便空前活跃起来，一些瘟疫感染者拒绝就医，逃避隔离，或请“大仙儿”来家“跳大神”，或去寺庙上香上供，求仙拜佛。一些“大仙儿”非但没能驱走妖魔鬼怪，自己也被妖魔鬼怪上了身，最终和请他前来施法驱魔的染疫病人一道走上了黄泉路。寺庙的香火同样不起任何作用，神佛拿瘟神也没办法，和尚道士倒是借机得了不少歪财。信基督的人则认为瘟疫缘于哈尔滨异教徒太多，惹上帝发了脾气，你们不是不信我吗？那好，我就降回瘟疫治治你们，看你们信我不信！为了在上帝那里获救，教徒们更加频繁地举行集体祷告，可事实证明西方的上帝并不比中国的神佛更有法力，集体祷告换来的是集体染疫，甚至是集体死亡。凡此种种，锡良也是啼笑皆非，可他又能有什么办法？何况这位二十一岁就中了进士的晚清名臣脑子里只有四书五经，根本就没听说过细菌、病毒之类的现代医学概念，其本身对现代防疫手段就怀有一定程度的“疑阻”。清廷任命的东三省总防疫官伍连德博士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正是这种无知导致了疫情的复杂化，并且使疫情向更远的南方蔓延。”
当然，锡良并非全无作为。意识到疫情严重，他一方面向朝廷打报告，称这场瘟疫“如水泻地、似火燎原”，一方面向东北各地派出大员专司督办防疫事宜。朝廷派伍连德博士来东北主持防疫工作后，锡良予以其积极配合、全力支持，先是多方筹措经费设置防疫所，最大的营口防疫所可容纳3000病人，后又组建了吉林防疫局，这是中国首家公共防疫研究指挥机构，中国公共防疫事业自此发端。锡良上书朝廷，建议重奖参加防疫的外国专家，“按我国惯例，每人至少一万卢布”。对因参加防疫染疫而亡、以身殉职者，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一律重金抚恤，每人至少一千两白银。瘟疫扑灭后，他将有功人员列出名单“恭呈御览”，请求给予嘉奖，并奏请摄政王载沣对主要功臣伍连德博士“钦锡进士”。他对东北各地防疫不力之官员毫不手软，该革职的革职，该查办的查办，决不姑息迁就。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能有这样的好官，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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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于驷兴的告急文书，锡良向哈尔滨派出两名医生，一个姓姚，一个姓孙，均在天津北洋医学堂学过西醫。两名医生欣然领命，满怀豪情地赶到哈尔滨，到了之后才发现自己太天真了，事情完全不是想象的那样。于驷兴虽然心急如焚，但同样脑子里只有四书五经，同样不知现代医学、公共防疫为何物，同样对西医充满了疑惑。他把奉天派来的两名西医当成了帮忙的杂役，并不赋予他们防疫指挥权和人事调配权，两名医生能指挥的仅仅是从奉天带来的五个比他们更年轻的小护士，能做的也只是调查一下疫情并根据调查结果向哈尔滨道台府提一些防疫建议，推行一些简单的消毒办法。中国老百姓对他们推行的消毒办法，比如在房间喷洒硫磺、石炭酸之类，大都不以为然，不肯接受，因为那些东西损害墙体和家具，还会在屋子里留下一股酸溜溜的味道。道台府公文记载，“无知之愚民，其畏防疫一如蛇蝎，于消毒等更直接有形之损害，有暴言暴动而拒绝者”。对于这些“暴言暴动而拒绝者”，于驷兴不是不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但他害怕激起民变，有时只好睁一眼闭一眼地迁就那些“无知之愚民”，致使一些防疫措施难以全面落实，客观上纵容了疫情的肆虐。俄方启动检疫防疫工作后，立即照会哈尔滨道台府，希望“一体出示晓喻华人”，欲出入俄国侨民居住地，必先到防疫部门体检，体检合格后领取通行证，凭通行证方可出入，道台府的回复却是 “此事虽为防疫起见，但于商民生活颇多窒碍，当函复请从缓办”。锡良派驻哈尔滨的防疫督办大员居然非常赞同道台府的说法，与俄国东清铁路公司交涉时竟也提出“界内防疫牵累太多，焚毁房屋，禁绝行人，甚至冻死街衢，亦指为染疫，累及邻右，办法未妥，殊为文明国家之累，请即取消”。俄国人当然不会听从这些愚昧无知、自以为是的答复，反而加强了交通要道、重点关卡的封锁与管控，虽说只是为了保护俄国侨民，但确实有效遏制了疫情在整个哈尔滨的蔓延，中国人同样跟着受益。遗憾的是于驷兴们对这一切仍无动于衷，终致瘟疫“如水泻地，似火燎原”，傅家甸迅速变成人间地狱。年关将至，很多已经感染了瘟疫的哈尔滨人或回关内老家过年，或去外地游玩，纷纷乘坐火车沿中东铁路南下，无意中把瘟疫播撒到“祖国的四面八方”。中东铁路沿线各站，凡有哈尔滨人下车的地方都出现了疫情，“星星之火”甚至燃到了北京、山东等地，不仅吓坏了清廷，而且震惊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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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真的是鼠疫吗？
有人认为是，有人认为不是，比如那位来自奉天的姚医生，他认为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肺炎，并非鼠疫，依据是伍连德到来之前，日本南满铁路派来的日本医生在哈尔滨解剖了300多只老鼠，却没有在任何一只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这位日本医生是鼠疫杆菌发现者、日本著名医学专家北里柴三郎的学生。伍连德并不接受“肺炎说”，他要用他的显微镜找到正确答案。于驷兴一听伍连德要做人体解剖，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他向伍连德解释说，不是下官抗命不遵，是你伍大人久居海外，实在是不了解大清国的国情，国人一向以死者为大，解剖尸体是对死者的大不敬，死者的在天之灵不会答应，死者的亲属不会答应，傅家甸的老百姓不会答应，大清国的法律更不会答应，伍大人万万不可作此设想，万万不可。伍连德问于驷兴，尸体可以扔在街上喂野狗，为什么不可以用来解剖呢？他告诉于驷兴，人体解剖是找到真相的唯一途径，此外别无选择，这件事没商量，而且刻不容缓。于驷兴沉吟良久，只好答应，但他提出，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找到一具合适的尸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时间选在1910年12月27日深夜，尸体是在傅家甸开客栈的一个日本女人。房间狭小而幽暗，孙、姚两位医生一旁协助，伍连德用闪着寒光的手术刀划开了日本女人青紫色的胸膛，东三省历史上第一例医学意义上的人体解剖就此诞生。为防消息外泄，如此正大光明的一件事，当时只能在黑暗中进行，连日本女人的中国丈夫都不明就里。随行的道台府衙役对老板娘的丈夫说，伍大人深夜探查疫情，闲杂人等都要回避。老板娘的丈夫很听话，乖乖地在门外站着，等他再进来时，伍连德已经轻巧地从日本女人体内摘出了肺脏、肝脏和脾脏，而且已将刀口缝合完毕，给遗体穿戴整齐，日本女人的丈夫什么都没看出来。这一切，都是于驷兴的精心设计。
伍连德马上回到实验室。鼠疫杆菌现身于显微镜下的一刹那，他兴奋得差一点蹦起来。他让林家瑞叫来于驷兴，他要让于驷兴好好看看凶手的模样。于驷兴在显微镜下看到一个个活泼而邪恶的小虫子狂欢般地不停游动，如梦方醒。眼睛从显微镜上移开之后，于驷兴打量伍连德的目光变了，由怀疑变成了信赖，由似有若无的轻蔑变成了高山仰止的推崇。为保万无一失，也为了让于驷兴们更彻底地臣服于科学与理性，伍连德对血样进行了培养，三天后培养基上出现的依然是鼠疫杆菌。
果然是鼠疫。
但不是一般的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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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鼠疫，靠跳蚤传播。具体而简单地说，跳蚤咬了老鼠再去咬人，便把老鼠身上的鼠疫杆菌带到人的身上。这类鼠疫通常称作腺鼠疫。问题如前所述，北里柴三郎的学生已在哈尔滨解剖过300多只老鼠，没有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再说哈尔滨的冬天寒冷至极，跳蚤几乎无法生存，哪还能干这种缺德事？伍连德经过进一步研究，得出两个结论：其一，与哈尔滨的老鼠无关，鼠疫杆菌来自西伯利亚土拨鼠;其二，这是一种借助咳嗽、呼吸产生的飞沫，甚至直接借助空气就可实现“人传人”的新型鼠疫，完全不需要跳蚤蹦来蹦去，据此可称其为肺鼠疫。
伍连德致电外务部右丞施肇基，详尽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建议朝廷马上做三件事：其一，向哈尔滨增派医务人员;其二，对所有疫区实行强制隔离;其三，对中东铁路实施交通管制。此外他还特别强调，要扑灭鼠疫，必须与日俄两国搁置争议加强合作。为取得俄国人的支持，伍连德首先去中东铁路局拜访局长霍尔瓦特。霍尔瓦特留着一脸大胡子，神态严肃而傲慢。他对医学一窍不通，听不懂什么是肺鼠疫，明确表示我们俄国人不相信你们中国人有能力对付这场瘟疫，但可以配合你们中国做一些具体的防疫工作。伍连德说，相不相信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只要你们配合就好。走出中东铁路局，伍连德开始逐一拜访各国领事馆。哈尔滨作为当时远东地区最大商埠，外国侨民占全市人口的一大半儿，没有各国领事馆的支持和各国侨民的配合，防疫工作寸步难行。令人遗憾的是，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领事并没有因为伍连德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对他格外看重，认为眼前这个年轻的中国医生与其他清政府官员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有，也只是头上少了根大辫子，再就是会说两句英语，如此而已。他们明确表示，不承认伍连德的“肺鼠疫”观点，不相信大清帝国有真正的医学家，不相信清政府有能力战胜这场瘟疫。他们还是希望清政府知难而退，由他们全权主持相关防疫事宜。伍连德算是彻底看清了大清帝国在列强眼里是怎样一种形象，他一方面以医学家的身份说服他们接受他的“肺鼠疫”，一方面以外交家的身份郑重提醒他们，此次防疫，中国为主，他国为辅，决无更改之可能。
外国领事不懂医学，可以不承认“肺鼠疫”，日俄两国的同行竟也表示反对。北里柴三郎的学生跑到伍连德的实验室里，用生硬的英语告诉伍连德，这里根本没有鼠疫，有我解剖的那数百只老鼠为证。伍连德说，如果没有鼠疫，我怎么会在死者身上解剖出鼠疫杆菌？鼠疫不是来自哈尔滨的老鼠，而是来自俄罗斯的土拨鼠。无论伍连德怎么说，日本医生就是不接受，似乎如果承认伍连德是对的，他和他的老师就都失了面子。与这位日本医生不同的是，哈尔滨铁路医院院长哈夫肯承认鼠疫，但不承认“肺鼠疫”，尤其不承认疫菌来自西伯利亚土拨鼠。接待伍连德来访时，哈夫肯坚持强调，只要消灭了老鼠，就能做到“可防可控”，就能实现“人不传人”。哈夫肯的观点来自他的叔叔，他的叔叔是一位著名的鼠疫专家，曾用灭鼠的方法战胜过发生在印度孟买的鼠疫。哈夫肯带着伍连德视察了几个鼠疫病房，接触了几个鼠疫病人。伍连德惊愕地发现，基于哈夫肯的看法，铁路医院的医生都不戴口罩，鼠疫病房都无所顾忌地敞开着大门，悠闲得像刚睡醒的北极熊正张着嘴打哈欠。
伍连德陷入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孤独与绝望。
他更深切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寒冷。
他在寒冷中迎来了1911年的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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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月2日，一个叫迈斯尼的法国医生突然出现在伍连德面前。迈斯尼先生也是清政府请来的外国专家，在北洋医学学堂当教官，是伍连德的同行。他告诉伍连德，朝廷接到你的电报，派我来做你的医学助理。伍连德先是大喜过望，因为眼下正缺人手，而后大失所望，因为迈斯尼先生同样不接受伍连德对这场瘟疫的定性。迈斯尼和哈夫肯一样，承认这是一场鼠疫，但不承认伍连德提出的“肺鼠疫”，不相信会有空气中的“飞沫传染”。这位年长伍连德十几岁的法国佬挥舞着毛茸茸的法国胳膊向伍连德疾呼：“只要做好三件事就可以了，第一是灭鼠，第二是灭鼠，第三还是灭鼠。”他甚至希望伍连德把东三省防疫总指挥权让给他，他认为他比伍连德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指挥这场事关千万人生命的战役。他向伍连德宣称，他曾经在香港、唐山等很多地方战胜过鼠疫，他几乎就是鼠疫的天敌。这无疑是给孤独绝望中的伍连德雪上加霜，伍连德终于表现出年轻气盛的一面，他当天就给施肇基发了一份私人电报，陈清他与迈斯尼的分歧和争执，表示愿意把一切权力交给朝廷派来的迈斯尼，自己主动退出。他當时还不知道的是，他的电报发出之前迈斯尼已经向施肇基连发三份电报，建议清廷调回伍连德，由他迈斯尼全权主持东北防疫工作，法国政府也不失时机地向清廷外务部发来照会，表示支持迈斯尼全权接管东三省防疫事务。施肇基不是医学家，他也不敢肯定伍连德就一定是对的、迈斯尼就一定是错的。犹疑再三，施肇基决定去拜会一下英国大使朱尔典。他问朱尔典，就医学而言，英法两国孰高孰低？朱尔典说，自然是英国更胜一筹，法国人浪漫，他们的强项是艺术，不是医学。施肇基再问，英国哪一家医学大学最牛？朱尔典说，剑桥大学。想到伍连德正是剑桥博士，施肇基站起身来，向朱尔典一拱手，谢了，告辞。随后施肇基代表清廷外务部致电哈尔滨道台府，正式委任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全权领导指挥东三省防疫工作，宣布解除迈斯尼医学助理之职，令其火速回京。
迈斯尼很有几分气急败坏，他没有奉诏回京，而是去了哈尔滨铁路医院。他请求哈夫肯院长把他留下来，让他在医院里为鼠疫病人尽一份心力。哈夫肯很感动，答应了。伍连德专程去铁路医院看望了迈斯尼，他反复提醒迈斯尼，接触病人时一定要戴上口罩，否则后果会很严重。迈斯尼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坚决不戴口罩，终日裸着一张老脸近距离接触鼠疫病人，结果在铁路医院干到三天他自己也变成了鼠疫病人，瘟疫没有因为他是医生就对他有什么特殊的眷顾，他的症状与其他鼠疫病人毫无二致，咳嗽，发烧，吐血，直至倒在床上不能动弹。
1911年1月8日，伍连德再一次赶到铁路医院看望迈斯尼，这是两位医学专家的最后一次见面。奄奄一息的迈斯尼躺在病床上，歉疚地望着站在眼前的伍连德，声音微弱但无比真诚地说了一句：“伍，看来你是对的。”三天之后，即1911年1月11日，法国医生迈斯尼与世长辞于哈尔滨铁路医院。
迈斯尼绝非庸医，否则清廷也不会从遥远的法国把他请来。他所做的一切，包括他的固执己见，和伍连德一样，都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拯救千百万人的生命，即使染疫身亡也在所不惜。并非每一位医生都有这样的情怀、这样的胆魄，比如有一位叫谢天宝的清廷海军医官，贵为美国丹佛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本来是清廷应对这场鼠疫的第一人选，但此人害怕被鼠疫夺走生命，死活不肯受命，施肇基这才找到了伍连德。迈斯尼却是自告奋勇走上防疫第一线的，清廷为之感动，法国为之自豪。我们能因迈斯尼一时的固执而否认他的业绩、忘记他的奉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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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斯尼的死震动了哈尔滨。
在院长哈夫肯的带领下，铁路医院的医生都乖乖戴上了口罩，这等于在用实际行动向伍连德表达歉意和敬意。俄国防疫局于迈斯尼死亡当日关闭了迈斯尼住过的俄国旅馆，焚烧了他用过的所有衣物，又用硫磺和石炭酸对每个房间进行了消毒。于驷兴则严令其辖下各级官吏：一切听伍大人的，如有违抗，严惩不贷。他认为如果连伍连德都不行，那就谁来也白扯了。
伍连德出手了。
有了“总防疫官”中这个“官”字，伍连德才算是名副其实的钦差大臣，才能“扮演一个庞大组织总司令的角色，可以给医生、警察、军队甚至地方官吏直接下命令”（《伍连德回忆录》）。他的办法现在看来很简单：封城+隔离+口罩+消毒。不错，就是一百多年后世界各国对付新型冠状病毒的办法。比伍连德时代幸运一点儿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有抗生素，伍连德时代没有。哈尔滨封城后，伍连德又像切豆腐一样把傅家甸切成四个区块，区块与区块之间相互隔离，不同区块居民左臂佩戴不同颜色的袖标以供区别，分别为红黄蓝白。封城和隔离都是强制性的，为此于驷兴调动了其在哈尔滨所能调动的全部警力，东三省总督锡良向哈尔滨派出了1160名戍边士兵，警察与士兵皆由伍连德大人统一指挥。医务人员每天身穿白色防护服逐门逐户检查疫情并实施消毒，一旦发现鼠疫感染者或疑似感染者，立即实施隔离。伍连德设计出一种新型口罩：在两层纱布中间加进去一块药棉，以强化防疫效能。后来这种口罩被称为“伍氏口罩”。
伍连德出手后，东三省各疫区以傅家甸为样板，如法炮制，全面推行伍连德创造的防疫模式。1911年1月13日，清政府在山海关设下检疫站，对出入关人员先检疫，后放行。第二天，日本辖下的中东铁路南满路段全线停运，日本陆军部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配合清政府加强检疫，防止有人强行闯关。同月21日，清政府下令“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得到日俄等国全力支持。至此，关内与关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疫情向关内蔓延的势头被彻底掐断。中东铁路局向清政府提供了1300节火车车厢，全部用于隔离鼠疫病人。锡良的好友、英国传教士司徒阁带领一批日本医生担负起奉天一带的防疫工作，基督教堂几乎都被征用为临时检疫所。好多外国医生像迈斯尼一样奋不顾身，仅一个傅家甸，参与防疫和救治的外国医生就有50余人。瘟疫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在共同的敌人面前，除了团结与合作，人类别无选择。所有的灾难都是家难，人类都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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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家甸并未捷报频传。
感染者和死亡病例还是一天比一天多，最高记录是一天之内死了183人。俄国人又坐不住了，1911年1月19日，俄驻华盛顿大使向美国国务卿提交了一份备忘录，称“满洲瘟疫不仅正向俄国蔓延，而且正向欧洲和美国传播。俄国当局在东清铁路范围内采取了有效的防疫措施，阻止了疫情进一步恶化，但在俄势力之外的中国城区疫病流行十分严重，中国当局的防疫措施既不科学，也无成效，诸国必须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使之对我们共同的敌人实施更为有效的防范”。不必再由诸国施加压力，此时的清政府已经全力以赴了，但疫情就像中东铁路上奔驰的火车，突如其来的急刹车固然能使其最终停下来，却不可能立即消除它在奔驰中产生的惯性，疫区民众对隔离措施的怀疑和抵触以及由此产生的怠慢、松懈甚至对抗，又为这种惯性提供了助力。傅家甸有很多老百姓还是不接受隔离，还是不愿意戴口罩，还是不高兴防疫人员入户喷洒硫磺、石炭酸之类的消毒剂。非常时期，伍连德来不及对这些人进行科普，他只能行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对抗命不遵者，一律命警察和士兵上前说话，这才保证了各项防疫措施基本都能落到实处。中国人好管，外国人难办，当时也并不是每个外国人都比中国人更理性，更理解和支持伍连德。傅家甸一个法国天主教会于防疫期间组织300多名教徒举行集会，共同祈祷“主的保佑”。伍连德闻讯后亲自去教堂制止，法国主教神态凛然地说：“主会保佑我们的，用不着你来拯救我们。”伍连德向法国领事馆发出紧急照会，法国领事馆出面后仍无济于事。无奈之下伍连德只得命令中国军警武力接管天主教堂，强制隔离所有参加集会的教徒。然而为时已晚，包括中法两国主教在内，先后共有243人染疫身亡。其他地方也有恶性事件发生，比如吉林省榆树村，村里有一个叫郭老十的，于除夕之夜染疫身亡，前来吊丧者中又有53人被其传染，其中23人丧生，榆树村一下子变成了鬼村。此外，一些地方官员还在这出防疫大戏里插播了许多丑闻，拖延了剧情的正常进度。哈尔滨道台府一名职员无视隔离期间不得随意外出的规定，照舊跑去花街柳巷嫖娼狎妓寻欢作乐，事发后被“枷号游街”。长春道台府主要领导中饱私囊，把朝廷拨付的防疫经费贪为己有。为应付上级检查，这位道台大人竟向日本人借用医院和医生，遭到拒绝后征用了一间民房冒充防疫医院，花钱雇了130个乞丐冒充病人，指使几名警务人员穿着白色检疫制服冒充医生。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上级领导前来检查，竟对这一切信以为真。如果不是被《朝日新闻》和《盛京时报》拆穿了把戏，这位道台大人日后非但不会遭到革职查办，评个防疫工作优秀领导干部什么的也说不定。各地时有防疫人员借防疫之名欺压敲诈百姓，《盛京时报》关于防疫队员“至各户窥妇女，任意滋闹，以致乡民怨声载道”的报道让中外各界人士大跌眼镜，丢尽了清政府的脸。
伍连德管不了那么多，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傅家甸。他知道，只要把傅家甸的肺鼠疫扑灭，其他地方都会转危为安。不管怎么说，封城，隔离，口罩，消毒，基本上把肺鼠疫的传染路径切断了，疫情就算不能立即终结却也不应愈演愈烈。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伍连德想到了那些无法掩埋的尸体，他不得不把目光从活人转向死人。人已死，其体内的肺鼠疫杆菌未必跟着一起死，死人或许也是肺鼠疫的传染源。想到这里，伍连德决定焚尸。在当时，焚尸和解剖一样，都被视为对死者的不敬，都为中国传统习俗和封建礼法所不容，而且焚尸比解剖更难，后者有一具尸体就够了，前者则要面对无数死难者的尸体，更要面对无数死难者的家人、亲属。于驷兴支持焚尸，他建议焚尸之前向朝廷上一道奏折，请求朝廷颁一道圣旨下来，只要是奉旨焚尸，不要说老百姓不敢怎么样，就是那些达官显贵，又有谁敢违抗？伍连德接受了这个建议，他邀请哈尔滨各界有头有脸的人物在奏折上签了名，以示焚尸既是疫情所迫，也是民心所愿。电报发出后，于驷兴问伍连德，如果朝廷不同意焚尸，又当如何？伍连德沉吟片刻，回答说，事关千百万人的生命，不同意也要焚。见于驷兴面露惶恐，伍连德又说，万事有我一人承担，你不必害怕。施肇基接到伍连德的电报，一路狂奔赶往摄政王府。事关千年民俗和大清律法，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召集臣下反复商议。遇上这种事，帝国高层自然是有人反对有人支持，而且反对者居多。摄政王载沣左右为难。施肇基陈清利害，力排众议，经过三天的舌战，终于说服了载沣。三天后，哈尔滨道台府接到外务部的回电，电文即圣旨：“查死欲速朽，古有明训，佛法慈悲，不崇火化，特习俗所延，孝子慈孙不忍出此。今染疫日厉，与其积尸酿灾，殃及全家，祖宗不祀，未能全生者之孝，愈以伤死者之心，况流毒社会，无所底止。请各属遵照实行，并苦口演说。”所谓的“苦口演说”，无非是要伍连德事先做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工作，防止引发社会矛盾，避免激起突发事件，然而“染疫日厉”，刻不容缓，早一分钟焚尸就可能多救一条人命，哪还来得及“苦口演说”？伍连德当天即下令，将所有死难者的尸体，不管是躺进棺材里的还是扔在大街的，不管是停放在家里的还是已经抬到野外的，全部搬运到城北坟场集中火化。与此同时，伍连德命刚刚成立的哈尔滨防疫局发布告示，号召老百姓过大年的时候多多燃放烟花爆竹，烟花爆竹燃放后散发出来的硝烟可以灭杀空气的毒菌。老百姓不懂这些，他们只相信燃放烟花爆竹可以驱邪避祸，看到告示后，都对伍连德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亲切感，觉得这个不会说中国话的中国人到底还是中国人，还懂得中国人应当怎样过年。1911年（清宣统三年）1月30日，农历辛亥年正月初一，下午两点左右，哈尔滨城北公共坟场，2200名死难者，每100人为一组，共22组，被军警浇油点火，化作22团烈焰。刺鼻的浓烟升腾而起，灼人的热浪四散开来，空中的乌鸦只能向更高处盘旋，地上的野狗本就被军警吓得不敢靠近，火光一起立刻四散奔逃，无影无踪。除伍连德、于驷兴外，俄国领事馆领事、中东铁路局俄方防疫医官也赶到了焚尸现场，中外人士共同见证了这一重大历史时刻。自此疫情急转直下，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与日俱减，至1911年3月1日，仅过了30多天，包括傅家甸在内，新增病例归0，死亡病例归0。
面对这个0，伍连德长长舒了一口气，他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终于可以在睡个好觉之后随便出去走走，感觉一下北国初春的气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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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赢了。
胜利者是无法回避鲜花和掌声的。
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防治研讨会”在奉天召开。没有“万国”，仅有来自英、美、日、德、俄等12个国家的专家参加了会议。也算是盛况空前而且很有面子了，毕竟各国专家都是来取经的，大清帝国第一次在现代医学和公共防疫领域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和尊重。作为剿灭东北大鼠疫的前敌总指挥，伍连德毫无悬念、毫无争议地被各国专家推举为大会主席，那位发现鼠疫杆菌的著名日本医学家北里柴三郎则心悦诚服地屈居副主席之位。伍连德并未忘乎所以，他坦率地向各國专家承认，中国的医学观念、防疫条件还很落后，类似的瘟疫还会再来。做大会发言时，他说：“我荣幸地担任这次大会主席，但也深感责任重大。我要提醒各位，这是在中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医学会议，这次会议的深远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它除了使你们观察到满意的防疫结果和鼠疫问题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未来医学、科学的进步起到推动作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将使中国在促进人类幸福的国家中占据一席之地。”大会结束后，摄政王载沣在紫禁城中召见了伍连德，钦封伍连德医科进士、陆军蓝翎军衔，赏二双龙勋章;奉天总督锡良授伍连德以金奖;沙俄政府、法国政府分别赐伍连德二等勋章、授荣誉衔。梁启超对伍连德做出如下评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唯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自此，伍连德被誉为“国士无双”。
1911年4月28日，万国鼠疫研讨大会于奉天胜利闭幕，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大清帝国终结，中华民国诞生。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这个民主共和国并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和平与富强，战乱，饥荒，瘟疫，依然肆虐于伤痕累累的中华大地。尽管如此，伍连德仍坚持在中国行医数年：1915年，创立中华医学会，任书记并兼任《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1916年，任黎元洪总统特医及京汉、京张、京奉、津浦四条铁路总医官，当选中华医学会会长，兼任公共卫生部委员;1918年，任北洋政府中央防疫处处长、北京中央医院院长;1922年，受奉天督军张作霖委托，在沈阳创建东北陆军医院;1923—1924年，先后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上海圣约翰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名誉医学博士学位，受聘为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苏联微生物学会外国会员;1926年，创办哈尔滨医学专科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出任校长;1927年，出任国际联盟卫生处中国委员，被国际联盟正式授予“鼠疫专家”称号，出席国际联盟在印度召开的第七次远东热带病学会会议，当选学会副主席;1930年，出任上海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技监，兼任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1931年，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出席国际联盟卫生会议，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第一届检疫学术研究会;1937年，出任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会会长，八一三事变后被迫返回马来西亚，此后以开办私人诊所为生。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病逝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享年82岁。英国《泰晤士报》称：“医学界失去了一位英雄般的传奇人物，他的医术和奉献精神使吞噬了6万人生命的中国东北鼠疫没有演变成一场欧洲黑死病，他要对抗的不仅是清王朝积习成癖的低效率，还有欧洲同行们在科学上的无知和种族偏见。”2001年，经哈尔滨市政府批准，哈尔滨医科大学开始筹建伍连德纪念馆。2008年9月8日，哈尔滨医科大学于82周年校庆之际举行了隆重的开馆仪式，中国人终于有了一个凭吊、怀念伍连德博士的地方。伍连德纪念馆位于哈尔滨道外区保障街140号（哈尔滨防疫局旧址），还是百余年前建成的那座俄罗斯风格的两层红色砖楼，楼体不大，占地面积仅737.37平方米，看上去明艳而深沉、挺拔而厚重。馆内设有五个展厅，其中两个分别是伍连德当年的办公室和实验室。馆外一片浓绿的草坪上立着伍连德博士半身雕像，那正是他当年在哈尔滨与瘟疫战斗时的形象，年轻而圆润的脸庞，幽雅而略带忧郁的微笑，睿智而充满深情的眼神……
责任编辑 韦健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