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霞
祖父是个石匠，他和邻居孙爷爷一起结伴采石。祖母说他是抡大锤的，除了力气没别的智慧。但我知道他还有一样智慧———逮蚂蚱。
秋天的蚂蚱最肥最好吃，每到秋季是我打牙祭的时候，我总盼着祖父收工回家，因为他回家手里必然攥着一串蚂蚱，用狗尾巴草串得整整齐齐。祖母接过蚂蚱，用开水一烫，摘了翅膀，撒盐腌制一天，待第二天放油锅里一炸，还没吃呢就已经闻到香味儿了。
有时来不及等腌制好，便让祖母用筷子夹着一只蚂蚱放在炉火上烤，烤到金黄酥脆，咬一口唇齿生香。
祖父喝酒时用手捏一根蚂蚱腿儿，喝一口酒再把蚂蚱腿放嘴里砸吧一下滋味，二两酒喝完了，蚂蚱腿还没吃完呢。祖父说真正喝酒之人不吃酒肴，那些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其实是肴客。祖父说他认识一位酒前辈，一天馋酒了，摸黑起来喝酒，一手持酒壶，一手在桌子上摸索，记得晚上桌子上有根蚂蚱腿，摸了半天总算摸到了，喝一口酒砸吧一下蚂蚱腿，整整喝了半宿，第二天醒来一看，蚂蚱腿还在呢，细瞧自己当酒肴的“蚂蚱腿”原来是颗铁钉。
祖父是真正喝酒之人，他只需一根蚂蚱腿便够了，而我是不喝酒的肴客，一盘蚂蚱也吃得下去。
有一年秋天，祖父干活伤了腿，在家養伤，那年秋天我很少吃上蚂蚱，因为我不会逮，偶尔能逮住几个老婆脚，个小还没肉。
记得那是一个深秋的早上，祖父坐在北墙边眯着眼晒太阳，我正好路过，发现离祖父不远处的墙上趴着一只“登倒山”，体长六七厘米，因为天凉了，它冻得缩在墙上晒太阳。我不敢逮它，生怕被它后腿上的锯齿划伤。我拉了一下祖父衣角，指着墙上的“登倒山”让他看，祖父示意我过去用手逮住它。祖父说那只蚂蚱看起来老了，蹦跶不动了，很好逮。
我猫着身子走过去，用手一下扑住了它。跑到家里让祖母把蚂蚱放火上烤熟了，午饭时，我给祖父倒了一盅药酒，递给他那只“登倒山”，并说，我自己亲手逮的蚂蚱咽不下去，让祖父当酒肴。
祖父那天一个劲儿说我长大了，祖孙俩来回推让蚂蚱，结果一不小心掉地上，还没等我弯下腰捡呢，被家里的芦花鸡一下啄走了。我心疼得眼泪汪汪，祖父说，没事，芦花鸡吃了也是长肉，等长肥了，就杀了它吃肉。
谁知道，第二天我放学回家，那只芦花鸡已经炖好端上餐桌了。祖母直喊祖父败家，那只芦花鸡正下蛋呢。
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只“登倒山”在祖父心里的分量，他的孙女长大了，懂得感恩心疼他了，这个比过年还值得庆祝。
那只“登倒山”是那个秋天最后一只蚂蚱，一直留在祖父的记忆里，温暖着岁月。
选自《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