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土五色泥

欣欣

北京市东城区,有一家以文玩珠宝石为主要经营项目的大型经营场所。笔者由于工作需要,也会常年在全国各地的艺术品和古玩市场中出没,这里也是其中之一。不过今天来到这里既不是参加鉴定活动,也不是来“捡漏”, 而是来拜会一位好友——国家级紫砂杂项鉴定专家朱客成。

朱老师给人的第一印象,完全颠覆了大众对艺术品鉴藏家“温文儒雅”的普遍认知。他身材伟岸,肤色古铜,五官轮廓分明,胳膊能有寻常男子的小腿般粗壮,性格非常直爽,颇有几分“挥袂生风”的豪迈之气。朱老师年少时进行过专业体育训练,不仅磨练了身心意志,也造就了他稳扎稳打、去伪存真的执着。这对他后来在古玩市场中的学习、研究、摸爬滚打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笔者在谈及朱老师的体型时略带调侃,那么当提及他的学识,则确实是发自内心地敬佩。作为一位杂项鉴定和收藏家,需要掌握的知识结构和储备犹甚于笔者这样的专项学者,极其不易。要做到博闻多识,那绝不是简单看几本书、上几次课就可以达到的,其间自有各中法门。朱老师向来谦逊,常说自己“青铜项弱,字画莫提”。在五花八门的收藏品类中,朱老师最擅长的,就是我要介绍的紫砂壶。

紫玉金砂

关于紫砂壶的历史源起并无详尽记载。民间传说相信,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范蠡,就是那位功成名就、最终与西施一同退隐江湖的“陶朱公”,便是“宜兴陶瓷之祖”;北宋时期的著名诗人梅尧臣在《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中以“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描绘了紫砂壶在宋代期间初为流传的情形;明末清初,才人周容在其《宜兴瓷壶记》中却另有记载:“今吴中较茶者,必言宜兴瓷,始万历,大朝山寺僧(即金沙寺僧)传供春者,吴氏小吏也。”原来,虽然紫砂制品早在春秋战国就已经出现,但直至宋代时期,经当朝书吏吴颐山的书童供春为记录的最早创始、推广者,以至于用“供春壶”来为这一新生器物命名,后来世人才改称为紫砂壶。

自此以后,历经明清两朝文人墨客的追捧、能工巧匠的创造,逐渐才演变为我们日常所见的紫砂制品。如今的紫砂壶在泥料的调配、造型的设计、工艺的精准等各个方面都在先人打下的基础上进行了各种创新和发展。但是无论如何只有一点,那就是“紫砂”这种原料的使用是亘古不变的,更是这种器物和其它容器最本质的区别。

早在明代,产自江苏宜兴的紫泥便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至宝。不仅因其质地独特,更因其产量极低。紫泥是甲泥矿层的一个夹层,矿体呈薄层、透镜状,矿层厚度一般在几十公分到一米左右,稳定性差,属内陆湖泊及滨海湖沼相沉积矿床,通过外力沉积成矿,深埋于山腹之中。在整个甲泥矿层中,紫泥仅占总储量的3%-4%,极其稀少。可想而知,受限于古代对原料勘探和开采的能力,更是极难获得,以至于一度被宫廷垄断,成为了皇家御用的珍贵材料。

明代,供春树瘿壶,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清乾隆,铜胎画珐琅胆式鼻烟壶。朱老师通过一次机缘结识了故宫博物院著名文物学者夏更起。夏老对于珐琅和料器的研究在国内可谓首屈一指,对套料和瓷器的研究也有高深造诣。

紫泥如此稀有,却令无数人竞相追逐。究其原因,主要是其矿物含量造成的特殊性是其它材料无法替代的。不同于普通的制陶泥料,紫泥属于粒土中的石英云母系,主要由粘土、水云母、赤铁矿和石英颗粒四种主要物质组成。使用其制成的泥坯具有可塑性大、强度高、干燥收缩率小等特点,非常适于制作成丰富多彩、设计复杂的造型。而泥料中的石英颗粒在经过高温烧制后能够形成双气孔结构,在水分子的表面张力作用下达到“透气不透水”的功效。

那么,既然紫砂壶有这么神奇的功效,自古以来又有名家辈出,如何进行鉴賞一定大有学问了。当说到这个话题,朱老师干净利索地说:“就三件事儿:泥,款,工!”

首先,泥料的选择基本可以说是重中之重,也是成壶品质的最基本要素。上等的泥料本已十分稀有,还要让生泥经过常年的日晒、风干后才能打碎调砂。同时由于紫砂泥料的成分非常复杂,如何调配泥料是件极有讲究的学问。从诸如白泥、紫泥、绿泥等单一单色材料,多种原料混合后产生的“拼泥”料,掺入一定比例的土骨、石骨、石黄等原料产生的复合泥料,民国时期还出现了掺入氧化钴、氧化铬(绿色)、氧化铬锡(黄色)调配的彩色泥料等,种类极其繁复。

“大师和工坊在调砂时都有自己的秘诀,各有心得和手法,甚至很多都是秘方,概不外传的。我当初也是到宜兴花了很长时间学艺,从基础一点点亲自做起,才逐渐理解了调砂的重要性。如果你不自己从头做几十甚至几百遍,对其中的感觉是很难用量化的数据来描述的,真的只能口传心授。”

为了保障烧制后的紫砂壶长久使用不会龟裂,在调制拼料泥的时候还要将各类氧化物含量控制到5%以内。朱老师进一步解释道:“这个步骤除了影响成品美观性外,还与良品率有关。搞不好你的壶在烧制过程中就已经裂掉了,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调砂比例不好造成的。”

1. 一张十几年前得来的卡片,上面是当年老先生为朱老师查阅摘录的资料,并进行了注释。如今这张卡片已经开始泛黄,本身都变成古董了。2. 朱老师收藏的铜胎画珐琅西洋人物罐,清乾隆中晚期,宫廷御制。这类器物属于皇家赏赐的陈设品,并非实用器。罐身和底足采用叠压工艺,画片带有明显的宫廷画师风格。该器物本身等级较高,但并不属于顶级精品。即便如此,如今的市场价值也在300万-500万之间。3. 朱老师收藏的一把竹节式提梁壶。此壶为清晚期制壶名家何心舟作,提梁和盖内印有“韵石”款,壶底印有“园林”款。

制作材料的准备当然是一切的基础,而接下来的工艺流程更是非常复杂。在紫砂壶的造型过程中,古往今来的工匠们发明了各种方法让泥胎成型。起初,工匠都是全程手工捏制泥胎,不仅壶身、壶盖、壶把或提梁,甚至上面的装饰性花纹都是一点一点雕、捏、铲、磨出来的。直到后来紫砂壶的市场需求日益旺盛,为了提供更多商品货源,保障快速生产的规格和质量,才逐渐开始流行使用“合模”法灌浆成型,再经过手工修整来批量制作壶体。

泥胎制作完成后送进窑火之中烧制,这是对工匠的再一次考验。造型复杂的壶体未经烧制之前很可能由于结构支撑的问题出现坍塌、走形的状况,需要利用各种方法加以固定。此后,精心调配而成的紫砂泥胎需要在高达1100-1200℃的温度环境中才能成型。不同的配料对温度有极为具体、严格的要求,上下温差容错率仅在二三十度之间。即便当代工匠利用现代工具可以准确监控窑内温度,要做到万无一失也是极为不易,更何况古时的制壶名家全凭经验判断,当真是令人难以想象了。

三大要点中的“款”,含义比较丰富,并不单纯特指工匠在壶上落的款识。小小一个款识中蕴含了大量信息,并非仅作为制壶者的身份说明而已。

从工艺角度来看,款识包含了书法和金石学的各类特征,原本是以一个独立的收藏门类来看待的。不同于印在纸、绢制品上的章印,紫砂壶的款要在烧制之前印上。罕有直接雕刻在泥胎上的,绝大多数是使用印章印制。根据印章的材质、工艺不同,也会对款识在烧制后体现出的外观造成差距。

“你想啊,比如木头章料印在泥上,线条就比较浅,烧出来后文字边缘多少都有些毛碴。金属章料的边缘锋利,硬度高,压出来的款识不仅较深,整体线条也比较整洁。牙、角章料印出来的,款识底部通常有斜纹,那是章料本身的纹理造成的。”

朱老师一边讲解,一边指着自己藏品上的不同款识加以说明。果然就像他说的,这些款识细看之下确实有很大差别。除了工艺风格的不同外,每个款识的含义还要经过求证才能辨别。很多艺术家在一生的创作当中,根据时间段、制作目的等区别,使用过的章款多达几十个。要想把这些印章全部辨识,那着实需要进行大量的史料研究和考证工作才能明了。

除了款识之外,文人墨客和制壶名家们也常在壶体上刻字作画,寄托情怀或表达祝福。这不仅仅是对紫砂壶本身的一种装饰,更是紫砂、茶艺文化的体现,甚至可以说是古往今来文人情操的载体。

总之,一把制作精良、档次上乘的紫砂壶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文化价值甚至科技含量都极其丰富。从原料的开采、筛选,到壶体的制作、修整,甚至其装饰、点缀,不仅融合了地质、地矿、化学、物理等各方面自然科学的智慧,还附加了金石、书画、诗词歌赋等人文内涵,当真可以说是博大精深了。

一边请教着有关紫砂的种种,一边品着用紫砂壶泡出的茶汤,笔者似乎也随着朱老师的娓娓道来而一跃回到古代的茶会之间。品茗论道,吟诗作对,无论古今都是一件风雅之事,令人身心无比愉悦。不过既然说到收藏,就不得不谈谈关于这些雅物如今的市场价值。按照朱老师的说法,古人制壶可谓不惜成本。而时至当代,紫泥资源的开采和成品市场的供应又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真正的宜兴紫砂泥料早已禁止开采了,因为对环境影响太大。不过工匠手中多少都还有囤料,毕竟这些原矿泥挖出来后也不能直接使用,得经过晾晒、风干几年后才能使用。”

朱老师接着解释道:“现在市场上,入门级的原矿泥紫砂壶基本都在大几千。卖一两千的,如果不是捡了个天漏,那单就价格来说也不可能是原矿泥做的。毕竟资源就这么多,没可能要的人越多越便宜。”

确实,作为一种已经濒临绝产的资源,其原料成本就已经成为了一道门槛。之后再加上名家的工艺成本,甚至古董文玩的附加价值,一把名壶的价格可能高达百万元以上。不过朱老师也给入门藏友一个建议,可以选择一些价格在1000元左右的民国晚期到新中国成立早期时的老壶作为起步。这些老壶通常外观处于一般水准,但是制作较为规整,泥色普遍较好,值得收藏。另外当代一些工匠的作品,小几千元的价位,也是不错的选择。至于当代大师的作品,如果不是以投资为目的,或比较高端的藏友,不建议作为一般藏品入手。

“以前在海外回流古董和艺术品市场中,偶尔能捡到些漏,那就得自己带着眼睛去了。比如这把光明式提梁壶,就是我十多年前在日本的一次拍卖会上买来的。当时的评估价是5万-8万元人民币,最终16万拍到的。如今这壶的市场价格少说也得百八十万了。”说到这里,朱老师的脸上透露出一股得意的神色。

确实,以朱老师小多年来的海外回流经验,过手的古玩艺术品杂项不计其数,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实战专家”。加上深厚的理论基础知识,难怪在收藏行业能够游刃有余了。当然,聊到这个话题,那又是一段精彩的故事了。

纵横“砂”海

身为一名杂项鉴定家、收藏家,朱客成并非艺术专业科班出身。经过几十年的潜心求学和刻苦钻研,加上真金白银的市场实战作为經验积累,逐渐才成就了他如今的眼力和气魄。

“我最早在报社工作,原来干的是校对和采编。当时我们报社有四个板块,其中一个叫做文物天地,经常发表来自故宫和各大学术机构专家的文章和论著。我每次给他们校对编辑文章都是一次学习,慢慢就开始对这行感兴趣了。”朱老师回想起年轻时的情景,憨憨地笑了起来。

确实,朱老师这也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仅能够第一时间获得大量一手学术资料进行研究,更通过业务关系认识了不少文博行业专家。

就在笔者准备结束一天的访谈、起身辞别之际,一位小朋友很有礼貌地敲了敲门, 走进房间站到了朱老师身边。细问之下,这位10岁的小友原来是朱老师的爱徒,一直跟他学习杂项收藏。

真正说到拜师学艺,那是通过一次机缘结识了故宫博物院著名文物学者夏更起老师。夏老对于珐琅和料器的研究在我国可谓首屈一指,对套料和瓷器研究也有高深造诣。

“想当年我也在北京的一线古玩市场摆过摊,从全国各地古玩商店淘货、拼缝、拼年代,后来又反过来在各地古玩市场出货。虽然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但那可真是锻炼人啊。眼睛瞎就得自己买单,行里可是藏龙卧虎啊。”朱老师如今只是轻描淡写地描绘了当时的情景,但笔者对这个行业的“水深”程度可是了然于心的。凭借自己的眼力和胆识,朱老师淘到了第一桶金,也逐渐意识到这是一门“好买卖”,于是开始扩大经营项目,也开始关注到更高层次的交易市场——拍卖行。

“每次拍卖会拍出一批东西,同批的其他东西就相当于白赚了。喜欢的我自己就留着,反正变成白给的了。不是特别想留的就想办法出手,变现赚了钱再买别的。以藏养藏,这几年来大浪淘沙,总算留下了一些精品。”朱老师用实实在在的语言道出了绝大多数收藏家共同总结的经验。

随着“出货渠道”的逐渐畅通,自己在行业里的经验也愈加丰富。与此同时,艺术品和古玩市场近年来在国内的持续升温也给他带来了更足的信心。到了这个时候,如何获取更加优质、价廉的“入货渠道”,反而成为行里人互相角逐的核心竞争力。就在大家街头巷尾“扫货”、全国各地“捡漏”的时候,朱老师将眼光投到了海外市场上,眼前立刻豁然开朗,发现了一片“新大陆”。

“我那会儿一年跑个三、五趟,主要是日本、英国和一些西欧国家。每次跟几个朋友一起,每人带个百八十万,入手的东西什么类型都有,基本都在一两万一件,偶尔也有三五万的大件儿。带回国内,转手就赚钱!”

虽然朱老师说的轻松,但海外淘宝不仅是对知识、经验和勇气的考验,同时也需要有清晰的市场概念和投资意识,加上一点运气成分,才能保障良好的投资和回报比率。哪些东西在国内走俏在国外却无人问津?同场竞拍的行家有多少、各自是什么心态和实力?就此问题,朱老师举了个例子:“早年间,日本有不少杂项小件在市场流通。由于两国文化和审美比较接近,所以对类似梳子、扇子、壶、牙角器、绣品之类的东西很感兴趣,很多是战争时期被带到国外,或者解放后創汇时期销售出去的。西欧地区特别是英国基本都比较“高大上”,以整器的瓷瓶、家具等为主,小东西基本不怎么玩儿。”

此外朱老师坚信,中国的东西,还要中国的藏家才能真正读懂。很多国外的拍卖行在对标的物进行描述时只使用比较简单的概念,比如大体年代、流传证据等,但对器物本身的价值,诸如工艺的出处、作者的身份、用料的考究程度等,多是一知半解,常常低估其价值。

实口真说辨真伪

当笔者问到如今的海外回流市场情况时,朱老师的语气明显带有些许无奈,表示已经不如前几年那么好了。

“好东西就那么多,需要的人越来越多,东西越来越少。以前海外淘货的成功率基本可以达到八成,就算不太懂的人也能蒙到几件好货。如今这个比例也就两成左右,风险还大大增加了。要么就是真东西价格越来越高,要么就是假东西越来越多。甚至开个玩笑讲,曾经越是主战场的地方,如今越是变成重灾区了。”

听到这里,笔者也深感赞同。参与过多次海外拍卖活动后,笔者也对这个现象颇感无奈。不过,杂项市场总是风水轮流转。无论市场如何发展,总会有其中几个门类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主流,而另一些则相对变成小众项目。

与朱老师畅谈了一天,笔者再一次感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作为文化的载体,古玩和艺术品承载了太多的历史、人文甚至科技信息,无论器物大小,样样都有这么多的知识值得传承,有这么多的学问值得研究。

就在笔者准备结束一天的访谈、起身辞别之际,一位小朋友很有礼貌地敲了敲门,走进房间站到了朱老师身边。细问之下,这位10岁的小友原来是朱老师的爱徒,一直跟他学习杂项收藏。原本笔者以为拜师学艺当是孩子父母的意思,心想一个10岁的孩童又怎能静下心来,沉浸在这历史和知识的海洋之中?岂料这位小朋友一开口就令笔者大为惊叹——不仅一副“小大人”的语气和神态,话语之间也确实绝不外行,提的问题也都句句在点,绝非信口开河。

笔者不仅感慨于这位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求知若渴的心境,心中一阵感动。这可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啊。朱老师似乎是看出了笔者的心情,也是会心一笑。

“我这岁数的人,如今不愁赚钱,也不急于工作了。现在有空就想把自己多少年积累总结的知识留给下一代,让他们继续发扬光大。年轻的时候咱都走过弯路,吃过亏,碰过壁,现在就让他们少吃点亏,早点走上正道儿吧。”

(责编:马南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