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军
一
在前辈诗人中，有几位我非常敬佩。他们在生活和写作中真诚地分享建立在精神生活之上的情谊，有着严肃的交流和讨论，同时，又都靠自己写出了彼此完全不同的、个人面貌极为清晰的诗。雷武铃、周伟驰、席亚兵、杨铁军、冷霜，考虑到他们交往的密切与迥异风格间的反差，以及每个人都达到的的水准，这几位诗人确实令人惊奇。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生活中他们都很朴素，并不以诗人身份自傲，全心全意沉浸于写作。而他们又以诗文参与了当代的精神生活，说出了自己的见识和理解，对年轻诗人影响也越来越大。在投身公共领域时，他们的作品都比人更为主动——当我开始思考“同时代人”这一主题时，没有什么比这“五个朋友”更符合我的想法了。不是在命名层面，而是在实践层面。
同时代人，当它在特定场合被提出来，就已经不再局限于字面意思了，而变成了一种强调。特别在思想艺术领域，提出“同时代人”，常常意味着某种从生活在我们同一个世界、同一历史进程中的人类这一总体中独立出来的渴望。它的意图，最普遍的便是对精神生活的凸显，对志同道合者的聚集，当然，还隐含着在当下严肃地生活，实现生命价值的心愿。在这种情况下，同时代人，指的是那些对时代有着真正的理解和领悟的人，他们有能力显现自身，并彼此呼应、共鸣为一个群体，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这样一种渴慕和标榜之中，这个概念可以被迅速扩大化，比如，它能轻易变成了一个历史概念：即有史以来那些致力于思想发现和艺术创造的大师，都是“同时代人”。正如阿甘本所说，除了对当代的凝视和洞察，还需要深入历史之中：成为当代之人——不仅是成为我们的世纪和“现在”的当代之人，同样还要成为过去文本和文献中预象的当代之人。阿甘本整篇文章都洋溢着这种慷慨激情，这对精神生活是个很具感染力的激发，令人振奋。我们知道，由于思想家自古以来的连贯性，将哲学天空一长串发光的人物连到一起，视为各个时代（超时代）的“同时代人”，是一个不断被提出来的想法。最近读到的一条来自雅斯贝尔斯，他说，当一个人能够获得独立性而与大师进入唯一的同时性里，“大哲学家是他永远的同时代人”。大的思想家之所以经过千余年依然对我们具有意义，就是因为“他们的伟大不仅存在于一种思想之中，而是在考验中成了历史的共鸣”。这对我们考察当代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为任何时代似乎都没像今天这样面对如此多材料——这种混乱暗藏着更多的方法，但首先呈现更多的混乱和沮丧。
在这一层面，当“同时代人”成为一种精神生活的鼓动，一种洞察澄清当代的渴望，它所担负的道义和勇气都是令人钦佩、鼓舞人心的，对此，不管它是否因此显得有些精英化，有些自负，有些口号化和过度的愉悦，都没什么值得过于非议的。精神生活本来就是高贵的，人的精神境界确实存在着金字塔型结构，蒙昧需要唤醒，这都没有问题。即使对它的内涵深入考察并为其简单感到失望的人，也至多将其归为有益无害的“思想的宏论”。
那么，从诗人的角度来谈论这个话题，会有什么不同吗？当我想到开篇那几位诗人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一个概念的缩小，从“同时代人”到“诗歌的同时代人”，对于诗歌讨论可能会更具体、更有意义一些。最直接的一点，这种具体化可能会导致原来一些属性不再匹配，也因此可以让我们恰好在这种落差中发现问题，不仅停留在热烈的欢呼，而深入到更严厉的内省。是的，诗人当然也擔负着“同时代人”的道义责任，但他的天职首先是写作——对于写作者来说，任何过于理想化的观念之中，都包含着一定的危险。
二
抛开所有一致性不谈，首先一条便是应该看到，诗人与思想家的工作有着先天的区别。思想家的工作是概括和提炼，他对群众负有责任，因此在表达中需要激发和唤醒。我们看到，不管阿甘本还是雅斯贝尔斯，谈论“同时代人”时都用了一种慷慨激昂的调子。而诗人沉溺于事物和自我，具体、下沉，即使表达人类处境，也更多是通过对自我的观察来实现。相比思想家和批评家，尤其是当代掌握了越来越多话语渠道的知识分子热衷于表明态度乃至振臂高呼，诗人更愿意在隐秘的写作中得到深沉的满足，他的作品并不会第一时间被太多人看到，他获得的，更多是写作中美学和形式上那种攀爬到雪山峰顶一般的狂喜。虽然我不愿这样说，但毫无疑问，阿甘本的热情中，有种启示录式的天真，它能热气球一样把人扯离地面，而诗人的本职是在地上工作，如果被过度飞到天上的热情夹裹，就容易把诗导向漂亮、激昂却没什么内容。诗与思，从来是纠结在一起的，当诗获得思的内在深沉，会显得厚重坚实。当诗太专注于思，特别是动机上和情绪上过于显露，就会显得单调、乏味。
同时代人是一个偏于理想主义的概念，而现实是复杂得多的局面。当诗人与“同时代人”发生联系，姿态感也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换句话说，直接把自己定位为高一些的具有精神生活的“同时代人”，一定要建立在诗人合理的自信之内。因为，不管个人怎么定义同时代人，大体上都会把自己囊括在内，这意味着个人要代表一个群体来表明态度。衍生出来的问题，最常见的是沉浸在这种身份中，忽视了精神生活本身——飘在空中确实挺享受的，何况其中还常常牵扯到地位和利益。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更大的危险在于，它会把一种过度的姿态感体现到写作之中。没有什么比这对诗人伤害更大了，因为过度的姿态感，实际上是一种带着面具的虚伪和浮夸，这让诗歌从源头就丧失真实感。
还有，“同时代人”虽然最直接的着眼是个人的志业，但到最后却常常落脚在一个集体之上。写作是和集体对立的，完全个人的事。当过度的集体感受涌入诗歌，它就会显得夸张、泛滥、不真诚。集体是对感受的疏离，尤其当这一集体宣扬某种道义责任和理想时，诗歌在其鼓舞下很容易背离自身。从思想上来说，集体是混沌，而个人才是明晰。从美学上来说，集体是公共性、教条，而个人是独特性、不确定性，诗人追求探索的乐趣，——诗歌从来是在没把握中拓展，以不言自明发挥作用。和公共身份的华丽文体对立，诗歌越是朴素越是坚实，越是自我越具有普遍性。在这一点上，集体感受对个性可能的戕害当然也值得注意。
前面我们谈到了，同时代人的概念可以无限延伸。有人喜欢古代，认为生活在希腊时代、古典时代才是值得的，视古代人为同时代人。有人喜欢未来，因而创造未来主义。这些很有意思，但多多少少会落入辩证法的迷雾。可爱的、诱人的迷雾，除了给予一些精神激励和孤独的自勉，没有更多的根本性认识——从写作的角度来说，这是漂亮的空虚。诗人就是他自己，关于诗歌最根本的认识，是在它内部运行的技艺、美学等等构成的综合系统中发生的，包含对时代的理解，但要比它复杂神秘得多。把“同时代人”思想上的负重背到身上，容易把诗歌导向概念化、简单化。
最后，要不要提一提另一种“同时代人”呢？也就是和我们共同生活、朝夕相处的这些被一般“同时代人”定义排斥的大众？这些往往被思想家设定在“真理”对立面的“蒙昧的群体”，对当代写作来说已是力量的重要来源——就像弗罗斯特和希尼诗中那种日常的朴素和神秘。至少对我来说，我更愿意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当然只能是他们中的一个。生活中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都有着独特的情感和性格，他们和我们充满交集，也因而充满意义。他们对我的教育和诗人同道带来的教育完全不同，却是更为根本的那一类。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怎么定义同时代人，我们都没法只属于一个特定的群体。过于看重“同时代人”带来的身份感，可能会让自己的写作错失对世界的真正理解。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危险只是一种可能性，是许多可能性之一。這里提到的每一条都是这样。所以我也并不是把这些当做结论来谈，而是当做一次针对特定问题的反省。因为对“同时代人”的概念理解各有不同，这些注定片面的认识，最大的愿望是激发大家对此的进一步思考。“同时代人”是一个开放的公共话题，不管你怎么说，都会有一定道理，都能讲得通，那么，也就很容易让人谈得兴致勃勃但却空洞无物。
三
是的，兴致勃勃，但空洞无物。必须要说，这是我自己在写这篇文章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当我开始按最初设想的提纲往下写时——尝试对“同时代人”的概念、涵义进行辨析、阐明，对当下状况加以观察、反省，继而在实践层面表明态度——我陷入了越来越深的自我怀疑。谈论“同时代人”，好像调子总是不由自主就高亢起来，冠冕堂皇，每句话都对，却没有多少算是自己的理解。这有什么意义呢？我好像陷入了一个怪圈，越是对“同时代人”刨根问底，它越在现实层面显得疏离。那么，好吧，除了自身能力上的不足，我开始从根本上问自己，关于这个话题，我到底能想清楚什么？能有什么样的发现和收获，给自己带来什么帮助？于是，我把写到一半的稿子放下，从头开始。
第一个问题，当然还是关于这个概念本身。真正对我们（写作）具有意义的同时代人概念，到底是什么？我想到，要让它对我有意义，那么把“同时代人”降到一个更具体的层次上会是一个更切身的尝试——虽然这样必然冒着让它原来价值大打折扣的风险。于是就像我在前面做的，从一开始，我就力图把思考聚焦到“诗歌的同时代人”这一更小的层面上。并且，在诗歌的范围内，还把时间段缩小到当代。为什么呢？我们当然也可以像雅斯贝尔斯把历代哲学家视为同时代人那样，把历代诗人视为我们的同时代人，沐浴在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惠特曼、毕晓普、米沃什、博尔赫斯、希尼、阿赫玛托娃这样一个共同的精神氛围之中，想一想都觉得温暖美好。但对于写作来说，那是非常确定的东西，是经典，不需要我们再作更多判断，只要按各自喜好认真学习，他们就在我们身上。而当代人不同，当代诗人面对的是全新的经历，我们自己的神秘和困惑，我们自己的激情和思想，在具体写作中，也会触及更多的共同生存经验。很多优秀的诗人还处于“隐身”状态，辨别他们也是当代的责任之一。当我谈论“诗歌的同时代人”这一概念时，我相信他们才是对我最有意义、最能有所发现的。
第二个问题，“诗歌的同时代人”怎么给我们收获？它的意义体现在哪里？
一方面是当然是学习，虽然这只局限于少数几位自己看中的诗人，但他们能给我们的却是经典著作无法替代的对当代的理解。尤其是在语言层面，当代诗人取得的成就，第一次在现代汉语中树立了典范意义，这在从前是没有过的事。最近二三十年，是现代汉语成熟并涌现一大批优秀诗人的美好时代，写出来的作品足够成为一个判断。别的不说，单是开篇提到的几位诗人，都写出了与任何诗相比毫不逊色的一流作品，在语言、心智和美学上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和愉悦，不是翻译作品所能比拟的。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让人们在承受一系列问题的时候获得了现代意识，更多样的生活带来了更深层次的精神矛盾，更广阔的思想冲突和交融为诗歌带来了新的活力，再加上语言在剧烈的融合中加速成熟，这些，对写作都是一种正面的、有力的促进。就连现阶段无法克服的糟糕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积极因素。在这样的诗歌土壤中，很多诗人在默默写作，彼此激励、教育和滋养，共建着当代的诗学，即便在孤独中独自摸索，也会或多或少受益于这个氛围。所以，置身在这个大环境里，我们不仅能获得技术层面的学习，还有共同前进的动力。对我来说，最美好的事情之一，便是同时代人不断写出真正的好诗，令人激动、惊奇，于是自己也想努力，写得更好。
另一方面，是通过观察当代而来的反省。当代汉语诗歌写作最突出的成就，是诗人们以各自的方式写出了风格多样的好诗。有些诗真的非常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落下风，有些诗人非常年轻，但已经是最顶尖的诗人。但我想说的是，虽然成就喜人，以历史的眼光，即最严格的标准来看，那么真正写到令人震撼的程度的诗人，终归还是极少数。对一个时代来说，这个极少数已经是极大的满足了。可从“同时代人”的角度来说，绝大多数诚恳努力的写作者最后只是一个参与者，而不是收获者，这多少有些残酷。认真阅读当代诗歌，事实也大体如此，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似乎一直困扰着相当大一个群体的写作，其中不乏一些写了好几十年又名气极大的诗人。最为令人惊奇的是，很多人似乎对此并不觉察，或者说，对自己的观念相当自负。有些诗人视野相当狭隘，要么笃信天赋，对写作这件事本身抱有一种天真的想象，视神秘而不是清晰为诗歌的要旨，不了解真正的神秘需要清晰才能实现，要么令人惊讶地从不学习，几乎没有怎么真正理解过其他的观念，不仅对不同风格的无法理解，对自己写的也常不明所以。有些诗人有特别明显的简单化倾向，在美学上和形式上的抱负和雄心不足，把过关的标准定得过低，限制了才能的发展。有些诗人诗艺精湛但缺少内容，把诗歌的游戏性质提升到了意义的全部，缺少真正对世界和自我的发现和理解，没有根本的价值观。诗歌写到最后，是思想境界之争。只有那些最深沉、宏阔，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在智力、思想和美学水准上都能带来震撼的诗才会在无情的淘汰赛中生存下去。诸如此类，我们当然可以进一步罗列，因为批评是最容易的，但这里讲到这些的意义，不在针砭，而在于它们实际上遍布于我们艰难写作的必经之路。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障碍让每一点进步都显得极为可贵，要想写好，真的是太难了。所以，每个作者，抱定多大的决心和自信，就该抱定双倍的谦虚和内省，不仅要辨别出那些幼稚的东西和简单的东西，还要想清楚它后面深层次的时代原因，才能少犯错误。有时候，一个诗人甚至是通过对不同道路的观察来坚定自己选择的道路，最终树立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