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参展的24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都设计出具有低碳环保、造型独特、文化多样、雄伟壮丽的各种场馆,以展示参展者的先进理念、文化特色和建筑水平。而作为本届世博会东道主的中国,是怎样设计出“东方之冠”这一个堪称经典之作的中国馆的呢?近日,“东方之冠”总设计师何镜堂院士,首次向人们讲述了其中的奥秘和他的设计人生。
从岭南走出来的建筑设计师
在主持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东方之冠”设计工作以前,一般人对何镜堂也许还有些陌生。但在建筑设计界他却早已闻名遐迩,国内有许多大型建筑均出自他之手。
1938年4月,何镜堂降生在广东省东莞市的一个小镇上。他有一个哥哥喜欢画画,上学时,他经常跟哥哥背上画夹和干粮到野外写生。家乡错落有致的房屋、流水潺潺的小溪、背部弯曲的石桥、充满生机的绿林,都成为他绘画的素材。
东莞是我国著名的侨乡,居住在国外的华侨较多,这些华侨挣到钱后,就会在老家建造各种各样的小洋楼,形成一道充满异域风情的独特街景。因此,何镜堂在上中学时期就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一些新老建筑很感兴趣,课余时间经常去郊游或穿街道钻胡同,然后将一些房屋和街道画下来。他喜欢数理化,又喜欢绘画,听老师说“建筑师是半个艺术家、半个工程师”,当他真正明白了老师最初讲的那句歌德名言“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的语意后,便萌发了要当个建筑设计师的理想,那时他心中的偶像就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
1956年夏天他考进了华南工学院(现为华南理工大学),学习自己所喜爱的建筑设计专业。经过5年的大学本科学习后,首批考进研究生部,继续攻读建筑设计专业,师从岭南建筑的创始人夏昌世教授。夏教授经验丰富,他将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何镜堂;何镜堂更加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学习老师的治学做人之道,并在夏教授的指导下参与了南海大会堂等建筑工程的设计工作。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在获得建筑设计硕士文凭后,何镜堂留校当了教师。
“文革”动乱,大专院校纷纷停课,老师受批判、学生去串连、新生已停招,一时没有开课的可能。1967年,何镜堂被分配到离家千里之外的湖北建筑设计院工作。在那个极左年代,做学问搞专业的人常被说成是“走白专道路的臭老九”,有些专家还被关进牛棚。何镜堂到湖北建筑设计院不久,也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去了。
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经向有关部门多次申请,在湖北呆了6年多的何镜堂终于调到北京,进入国家轻工业部设计院工作。北京不仅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世界建筑的名城。无论是长城、故宫、中南海、颐和园、天坛等古建筑,还是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人体育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建国初期的新建筑,都是建筑设计方面的典范;北京的街道整齐划一,长安街、前门大街、鼓楼大街、东单、西单、东直门、西直门、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规划科学、布局合理,特别是南北中轴的运用,体现了中国建筑设计的传统科学理念。这一切,都成了何镜堂建筑设计的立体教科书,只要一有空他就会带着研究的眼光,认真去观摩,从中吸取营养,增长了很多学识。1980年北京首次举行建筑设计竞赛,何镜堂夫妇上阵,积极参赛,在众多参赛者中一举夺得了二等奖。
迎来事业和人生的春天
改革开放大潮涌动,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广东需要大量人才。1983年5月,在北京工作了多年的何镜堂夫妇应邀调回到母校华南理工大学,选择了一条建筑设计与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在建筑设计研究院一边从事建筑设计一边开展研究工作。
何镜堂回母校后,正逢深圳八大重点文化工程之一的深圳科学馆开展设计方案竞赛,他携妻子立即报名参赛。深圳科学馆集会议、展览、培训等功能于一身,是深圳对外科技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当时像这样有影响的大工程并不多,因此竞争非常激烈。何镜堂非常珍惜这次参赛机会,根据建设方提出的“建筑风格要有特色,最好让人看后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要求,他和妻子运用先进的设计理念,经过20多天的日夜奋战,设计出一个以八角形为主体,集现代化多功能于一身的《深圳科学馆建筑方案》,经专家学者评选,在众多的设计方案中,由何镜堂设计的方案脱颖而出,被建设方采用。同时,深圳科学馆建成后,这一设计还分别获得国家建设部和广东省建筑设计二等奖。
初战告捷,局面打开,新的设计项目接踵而至。1985年,何镜堂与莫伯治共同主持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的设计工作。从一动笔,他们就树立创新意识,全力设计一座既弘扬岭南历史文化又体现时代特色的建筑物。因此在第一期陈列馆立面造型的设计中,他们意识到这是全馆的“脸面”,要非常严格认真地对待,可等到外墙完工后,立面的材料仍未确定下来。竣工日期又快到了,这仿佛像一位将要出阁的姑娘等待着他设计精美嫁衣。两位设计师为此大动脑筋,最终在自己的家乡找到与古墓质感相呼应的红砂岩做外墙挂石,再请雕塑家潘鹤设计浮雕和门前石虎,才使工程按时完成,真可谓“天作之合”。博物馆开馆时,这一造型让参观者眼前一亮,无论是权威专家还是普通观众,都对这一巧夺天工的设计啧啧称赞。这项工程运用现代主义的手法,结合岭南特色,既传递了2000多年前的历史文化内涵又巧妙地把传统与创新结合起来,分别荣获国家优秀设计金奖、建设部优秀设计一等奖、国家教委优秀设计一等奖、中国建筑学会优秀设计创作奖等奖项。
接着,何镜堂在广州主持设计了中国市长大厦。大厦高48层,属于超高层的建筑。在设计时,他除了认真考虑大厦本身的外形、结构和布局外,还充分利用周边的环境条件,设计出一个市民广场,融入了广场文化,使市民有一个非常好的活动空间,拉近了市长与市民之间的距离,既得到市长的高度评价,又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被誉为“两全其美”的设计工程。
何镜堂终于迎来了建筑设计事业上的春天。到目前为止,他已分别主持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鸦片战争海战博物馆等100多项重大建筑工程的设计工作,荣获国家和省、部级奖80多项,其中金奖2项、银奖3项、一等奖6项、二等奖18项、铜奖或三等奖多项。2001年获得全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在建国60周年中国建筑学会评选出全国300项大奖中,何镜堂的主持设计占了13项,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获奖最多的建筑师。
上海世博会接受新挑战
2007年4月,获得2010年世博会主办权的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向全球华人设计师发出特别邀请,希望他们为中国馆设计出一个能够体现“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建筑方案。自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首届世博会(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以来的158年历史中,这是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举办世博会,自然非常吸引世人的眼球。邀请函一发出,何镜堂院士等一批国内外著名华人建筑设计师便踊跃赶往上海,出席征集中国馆设计方案的新闻发布会,并决定参加中国馆设计方案的竞赛。
何镜堂在事业上取得如此多的成果,名声在外的他,人生已很圆满,照理说年迈七旬的他应该静下来享受晚年的天伦之乐了,即便参加也是坐在评委席打打分就行了。可这位白发苍苍的建筑设计大师却披挂上阵,勇敢去参加上海世博园中国馆设计的新挑战,这又是为什么呢?
作为国内一流的建筑设计师,何镜堂深知世博会的场馆设计历来是世博会的重头戏,每一届世博会的主办国都希望通过建筑来展示自己当代文化与科技的最高成果,并希望这种永久性建筑能够最终代表自己国家的形象。像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布鲁塞尔的原子球馆、西雅图的太空针塔,一个又一个传世建筑为世博会主办国赢得了无数荣耀与自豪。由于他年轻时期我国的经济很落后,没有遇到过设计这种大型场馆的机会;前些年北京的鸟巢、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的新大楼,几乎都让外国设计师竞争去了;这一次是世博会有史以来首次在中国的土地上举行,中国的建筑设计师们有义务、有责任、也有能力为祖国设计出一个真正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国家馆。
从上海乘飞机赶回广东后,已经是傍晚时分。何镜堂顾不上休息,当即组织20多名研究生和设计人员开了一个“诸葛亮会”。在会上他首先提出了“中国特色,时代精神”的八字设计方针,然后根据上海世博会组委会的要求,要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设计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国家馆初步方案,让评审组挑选。虽然当时团队人员倍觉压力很大,但大家心里十分高兴参与这样有意义的工作。
中国有5000年悠久的历史文化,可以用丰富多彩来形容,但哪些元素才能真正代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用什么建筑形式来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精髓呢?何镜堂想到了故宫、国画、汉字、陶瓷、园林、京剧、文物、黄河、长江等许多中国的元素,在架构着他心中的“中国馆”模样。根据形成的设计思路和团队安排,他将20多名博士生、硕士生设计师分成3个组,最终拿出3个设计方案:一是“中国器”(即后来的“东方之冠”),二是“江南园林”,三是“吉祥如意”,参加投标。“中国器”被何镜堂确定为第一方案,这是一个从整合中国文化元素、出土文物斗冠的造型和中国传统城市建筑和园林诸多元素中用现代材料、技术抽象出来的造型。其中从“斗拱”构件中也受到很大启发。斗拱除了在受力结构上起到承受出挑屋檐重量的作用外,还有显示建筑等级高低的功能,特别是在视觉效果上实现了建筑物深远壮观的美学印象。当然仅有一个斗拱的造型并不完美,中国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16万平方米,屋顶宽度是140米×140米,相当于两个半足球场那么大,用什么办法解决庞大体量建筑容易产生压抑感的问题呢?同时,作为世博会东道国的标志性建筑,必须具有传达力量感和中国精神感。何镜堂与设计团队的倪阳等设计师们大胆借鉴了夏商周时期的鼎器文化的概念,采用了以斗拱为架构、以鼎器为外形,以九宫格为屋顶的整体结构,最终让中国馆横空升起,呈现华冠高崇之势。
何镜堂与他的团队人员日夜苦战两个月后,满怀期待地将“中国器”等3个设计方案送到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参加初选,在344个方案评选中,一开始他们的3个方案竟连前20名都没有进去。万幸的是后来评委们对初选出的前20名方案都不满意,干脆将所有的参赛方案重新复审了一遍。正是这次复审,才让“东方之冠”脱颖而出,最终以全票入选8个入围方案。随后评审组又围绕“唯一性、标志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的标准在入围的8个方案中再进行了第二轮招标,最后通过投票表决,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中国器”设计方案和清华安地建筑设计公司的方案并列第一。随后组成了联合设计团队,由何镜堂任总设计师,将方案深化整合,并正式命名为“东方之冠”。
“东方之冠”方案中标后,何镜堂和他的设计团队又根据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和有关专家的意见,进行更科学、更具体、更认真的方案细化工作。红色是中国人心目中一种庄重喜庆的颜色,天安门、中南海、劳动人民文化宫等许多古建筑的外墙就是用红色的,何镜堂想给中国馆做一件“中国红”外衣。难题是红色的波长强,刺眼而跳跃,在大型建筑中非常难用好,搞不好就会有飘起来的感觉。在何镜堂以前设计的众多建筑中,一般极少用红色,要用“中国红”做大型建筑的主色调还是第一次。为了让中国馆富有民族的特色,他还是下定了决心,在用材的材质肌理和色调上下功夫,并请来专门研究色彩的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宋建明一起研究,经过多次研讨和对比试验,最终让中国馆穿上了一件漂亮的“红衣服”。
2010年2月8日,中国馆从设计蓝图变成了实体。新落成的中国馆由国家馆、地区馆组成。国家馆高69.9米、架空33米,地区馆高13米,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
“东方之冠”成了上海市的新地标。
摘自《中华儿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