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了。 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 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但致歉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你们也是受害者”
原北京外国语学校的50周年校庆，昔日的老书记程璧已经86岁了，曾在“文革”中饱受批斗的她，在校庆文集的题记中写道：我爱这所学校，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庆典前，一批昔日学生开始给程璧写道歉信。甚至庆典当天，还有学生在幽暗中走到第一排，亲口对程璧说“对不起”。
身为一个技术工人的申小珂关注历史，喜欢读书。“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呢？必然性何在？老师们都是那么好的人，太冤枉了。”他说。63岁的申小珂终于将道歉信发出。他首先通过email发给了北京的同学。虽然被视为一个有思想的、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但他并非没有压力，反复叮嘱不要张扬。夏初，其他学友拜会老书记程璧时，由他们代转的打印出来的道歉信一出现，不仅程璧本人，连在场的同学们都惊呆了，“怎么会有这样一出？”
此前没人向程璧道过歉。一片惊诧中有人拍照，有人把信一字一字念给老人听。程璧一时反应不过来：“我不记得申小珂打过我啊。他是好孩子啊。”
虽未对老师施暴，但在校时他也曾戴着红袖章高喊“打倒”，对象是自己的老师。为此他无法原谅自己：“我用各种流行的观点攻击过老师们，包括程璧老师”。申小珂回忆说，他是含着眼泪把道歉信打完的。
而在历史的另一端，程璧说，她只哭过两次，一次在批斗大会上，被划为走资派的她，跟着喊“毛主席万岁”，有人打她，问：你怎么也跟着喊呢？另一次是在劳改中她穿了双解放鞋，红卫兵却觉得她不配。
2010年10月31日晚，程璧拿着放大镜在沙发上一遍遍地看着申小珂他们的来信：“孩子们写得多好啊。”
道歉信被发到校友网上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纷纷回帖。学生们也会把它们打印出来，送到不会上网的程璧老师手上。秋冬之际的晚上，程璧一边手拿放大镜反复朗诵它们，一边慨叹。“向那个年代所有死于迫害的人鞠躬致哀！向所有不放弃追求，坚强地熬过整治迫害的前辈鞠躬致敬！”读到这样的字句，她会放下放大镜舒缓情绪，像在批改初中生的作文。
程璧非常感动，“应该让孩子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不到一周之后，她写了回信。在信中，她写道：“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
收到道歉信后，程璧跟申小珂一起吃过两次饭。申小珂告诉程璧老师，当年他之所以不打老师的原因在于，他家就住在北京服装厂旁边，夜半的哭喊声经常惊醒他的母亲田绿萍。母亲告诉他，绝对不能打人。
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
同样温暖人心的片段，也发生在关秋兰的“文革”历程里。1970年代，关秋兰的一个已上大学的学生冒着生命危险，晚上偷偷回来看她。在她没有完全“解放”之前，一位女学生找到她，向她道歉说：“我爸妈跟我说，你绝对不是一个坏人”。
在过去痛苦的煎熬中，关秋兰开始寻求内心的解脱。“我是怎么想通的？”她会这样反问我们：“我是华侨，没有为新中国出过力，回归即已在祖国的温暖怀抱中――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比起当初的革命者，我算老几啊？”她说自己这样就想通了。
道歉者的一位女同学总结说：“都是不明真相的历史参与者，一个人能承担多大的历史责任呢？”她把道歉归结为个人的道德而非其他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我们这代人60岁左右，都还活着呢，得为后代负责。”
她援引那句“哀而动人”的口号来评价身边的致歉：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