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内迁,带来的不单纯是大额的投资和岗位 的提供,同时也会带来沿海先进地区的企业管理理念 和模式,为内陆地区的发展刮起一股强劲风潮。
在8月18日晚间举办的媒体见面会上,富士康副总裁程天纵说,富士康不会搬离深圳,在深圳的员工会从现在的45万人降低到30到35万人,深圳的厂区会逐步转型为研发、试产、内销、物流中心。
有消息称,富士康未来业务将在河北、天津与北京集中,三大生产基地的业务比重将超七成,而重庆、成都,以及郑州,都是未来鸿海集团(富士康的母公司)在中国大陆中西部的重要据点。
尽管富士康公开表示其行为不是撤离深圳,而是继续扩张。但从其大部分生产线另外置地,选择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内陆地区来看,毋庸置疑,其正在进行着几十年来的最大一次转身。被称为中国史上最大一次企业主动迁徙的富士康内迁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作为一个世界级代工航母,富士康内迁引发的相关产业链变化及折射出的中国制造业的困境远比其内迁本身更重要。
富士康的此番大手笔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象征着中国多年来一直渲染的大规模产业“梯度转移”已经正式拉开了序幕。尽管坊间多数认为,这种转移更多来自于成本的压力,而跟企业自身觉悟无关。
中国制造业进入了升级换代阶段
20年前,农民工开始“十万大军下东南”,也因此拉开了中国铁路持续几十年的春运帷幕。那时候,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正渐次转移至中国沿海地区。中国的东部沿海,到处充满着机会。
而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东南沿海经济水平已经跃居全国前列,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代工企业的利润越来越低。因此20年后,南飞“候鸟”纷纷回归故土,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正蜂拥奔向内陆地区。
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有富士康的财力和魄力,面对着逐渐上升的用工薪酬,更多的企业面临的是用工荒和利润降低,东部沿海似乎越来越不适合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和发展。但是,迁徙,也不是那么容易。
富士康敢于迁徙,在于其拥有稳定的客户群体保证其长效经营,也在于其在过去几十年累积的深厚家底。
在富士康决定迁徙内陆的时候,同在深圳的华为、比亚迪却正处在上升轨道,业绩不断向好。华为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接连超越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西门子,成为仅次于爱立信的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商。代工出身的比亚迪,依靠“电动汽车”概念、产品研发成功和上市,以及“股神”巴菲特的注资,股价节节攀升,并荣登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2010年度科技企业百强榜首。
虽然从总收入来看,富士康高于华为、比亚迪,但富士康的利润率却远低于这些品牌企业。富士康国际的财报显示,富士康国际的整体毛利率逐年下降, 2009年的营运利润率仅有1.9%。相比之下,华为的运营利润率从2008年的12.9%升至2009年的14.1%。
粗略一看,就能发现,尽管这三家企业都以低成本优势起家,但是结局却迥然不同。原因还在于其所处产业链位置的不同。华为比亚迪也曾经为国际客户代工,但是却更早的选择了走自己的道路,研发核心技术和产品。而富士康由于船大难调头,不得不继续沉迷于简单的代工制造。虽然富士康拥有苹果等全球顶级客户,但只是这些顶级客户的“雇佣工”,缺少话语权。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赖以发展起来的低成本优势日趋弱化,竞争优势逐步流失。
因此在劳动力成本节节上升的步步紧逼下,富士康最后不得不选择逃离深圳。这是具有劳动密集型、低利润率低附加值特征的中国制造业的共同弱点。
逃离只是暂时的麻醉剂
华为、比亚迪的转型为“中国创造”树立了榜样和标杆,然而,像华为、比亚迪这样的企业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中国制造企业和富士康一样正面临同样的困境和抉择:是继续沿着低成本的道路前进,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去,还是向华为、比亚迪那样转型升级到新的利润高地?
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何持续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富士康的内迁,应当引起这些企业的深思。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是中国未来若干年不争的事实,伴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企业的压力将会加大。富士康的内迁应该不仅限于富士康一家。伴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资源成本的上升,很多在过去20年内依赖低成本加工而兴起的企业,同样面临着跟富士康一样的问题。但是与富士康不同的是,可能只在于资金的雄厚与否。
如果当一个地区的劳动力成本逼近企业成本底线的时候,就采取一走了之的做法,迁往他处,固然会一下子减轻企业的压力,节省大量的开支,但是当所迁往的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也在未来若干年达到极限的时候,那么是不是还要去寻找更便宜的地区那?甚至那时候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大多是地区已经达到了高成本的时候,企业的发展究竟将安置于何处?值得深思。
因此,简单的逃离照顾的只是眼前的利益,暂时忘却企业发展的痛苦,而长久之计,则是逐步创新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对人员成本的依赖,用最小的代价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同时,对于加工型、代工型企业,还是要老调重弹,那就是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技术,维护住自己的核心产业价值。
当地政府应反省过往发展模式
按照此前设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目前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特别是两个主要的制造业中心――珠三洲和长三洲,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经济结构必定要逐步升级,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特别是那种“三来一补”之类)产业将失去竞争力而被淘汰。于是,在产业链上更加高级的行业取代它们落户沿海地区以后,它们便会自然而然地向内地转移。而中国内陆和西北恰好拥有得天独厚的劳动力和资源原材料优势,能够非常有力地承接这种产业转移。按照这样的逻辑模式,经过几十年间的不断“转移”和“承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就一定会从得风气之先的东部沿海向广袤的内陆省份渗透,最终实现整个国家的平衡发展和共同富裕。
不能把富士康内迁作为一个简单的企业公司行为,而是代表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东南沿海与内陆省份西部省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有望得到改善。富士康的内迁,带来的不单纯是大额的投资和岗位的提供,同时也会带来沿海先进地区的企业管理理念和模式,对其所在省区的发展注入一股强劲之风。
而对于当地政府来说,也不要把富士康简单的看做财神爷,成为拉动当地GDP、解决就业的救世主。富士康内迁消息出来之后,更是有很多坊间言论直指其忘恩负义,一走了之。事实证明,在某种程度上,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行为是失败的。尽管富士康的发展给其带来了短暂的繁荣,但是空缺出来的位置则是其长久的伤痛。对于企业来说,转型需要具备经历阵痛和风险的准备和决心,而从整个产业和经济发展看,转型升级更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同样需要承受变革带来的阵痛和风险:一是产业转型会导致大量的低端劳动力丢掉饭碗,导致严重的就业问题;二是部分地区产业空心化或经济发展停滞的危险。如东莞这样的城市,代工制造业一旦大规模外流或转移,新的支柱产业又尚未形成,很可能造成整个城市的经济萧条,或重演类似德国鲁尔区曾经遇到的危机。
因此,能跟富士康合作是件好事,但是怎样合作还需要当地政府部门深思熟虑,做好长久打算。如果仅仅看重眼前的经济效益,没有长远的发展眼光,那么只能是饮鸩止渴,一时的繁荣过后便会是更大的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