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藜
摘 要：邱妙津的《鳄鱼手记》是一部书写女同性恋的小说，在文学中是不能绕过的研究。本文梳理综述当前国内对邱妙津《鳄鱼手记》叙事策略的研究，发现当前对该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同性恋书写文本阐释;个人化主体建构;与其他书写同性恋的文本对比。
关键词：《鳄鱼手记》;叙事策略;文献综述
邱妙津是中国台湾最有争议、最有传奇色彩、创作时期最短、最有才华的同性恋女作家之一[1]。她1969年生于中国台湾彰化，1992年12月前往法国，1996年进入巴黎第八大学心理系临床组，曾转入女性主义研究所。1996年6月在巴黎以一把水果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仅26岁。作为中国台湾首位以女同性恋者身份进行女同性恋主题书写的作家，她颇受争议，同时短暂的人生充满了神秘感。她的著作影响中国台湾的同性恋文学深远，代表作品有《鳄鱼手记》《蒙马特遗书》等。
邱妙津于1994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鳄鱼手记》，在她去世的同年十月获得时报文学奖推荐奖，其中的“鳄鱼”“拉子”也成为女同性恋的代称，在中国台湾掀起一时风潮，是女同志手中必备的书籍。2012年后，邱妙津的两部小说《鳄鱼手记》《蒙马特遗书》被引进祖国大陆，在文学研究中，逐渐出现了邱妙津的名字。因此，本文旨在梳理综述当前国内对邱妙津《鳄鱼手记》叙事策略的研究。当前该研究主要集中在同性恋书写文本阐释、个人化主体建构、与其他书写同性恋的文本对比等几个方面。
一、性别书写文本阐释
邱妙津的《鳄鱼手记》是同性恋小说的代表作品，这部作品在中国台湾女同性恋的书写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邱妙津作为同性恋者而进行同性恋书写，以伤狂暴乱的文字展示了作者的亲身体验。因此，在这个方面，笔者通读相关论文后发现，研究者在关乎《鳄鱼手记》的性别书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大多是在关于同性恋文学书写的研究中提及。
例如秦蔚在其《<鳄鱼手记>的叙事学分析》就有细致的文本阐释，主要从从叙事视角、叙事策略及叙事风格三个方面展开分析，认为这部小说“采取了男性的叙事视角”[2]，通过拉子与鳄鱼两条叙事线索，“显示出悲剧的叙事风格，实现了同性恋者强烈的自我认同”[2]。无论是拉子还是T，小说中的文学形象，其实是一种全新双性的气质。作者最后总结，《鳄鱼手记》“聚焦了女性对自我性别意识的去除，悲情叙事里透露出欲望/性别书写的新策略，体现了女同性恋者对传统异性恋关系的反省，对传统男性话语体系下欲望规范和性别体系的挑战。”[2]
又如汪子恒的《<鳄鱼手记>叙述意象的困顿与飞扬》中，对小说中的空间叙述展开研究，通过外部环境的布局、氛围以及其内的人际交往等房间意象的角度，小说“通过描述多种外部环境的布局、氛围以及其内的人际交往，形成一种空间的叙述，营造封闭、压抑的房间意象”[3]，折射出同性恋者在以异性恋为主导的社会中的处境，希望能构建尊重、理解、友善与平等所构建而成的一个空间。
综上可以发现，即便邱妙津的小说文本是在书写同性，引起争议的也是其中的同性书写。研究者透过《鳄鱼手记》的性别书写所传达的更多是关于同性恋的处境，表达了相关的希冀，不过，关乎这个方面的深入研究者还是较少的。
二、个人化主体建构
无论是《鳄鱼手记》还是《蒙马特遗书》，我们都能看到邱妙津创作的大胆之处。作者用自身的生活和情感经历作为创作蓝本描写了若干段女同关系，真实超越自我，并尝试个人化主体建构，突破了传统的写作手法，这也是较多研究者着手的地方。梳理论文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个人主体化建构的论文划分为两个角度：个人化特征的展现和女同性恋者的自我建构。
（一）个人化特征的展现
例如刘潇潇《沉默中的独白———论邱妙津<鳄鱼手记>的个人化特征》中，从“他者”的角色身份、小说中所体现的矛盾心理和独白式的语言风格三个角度出发，从同性恋这一“他者”身份的独特立场出发，多方面展现了同性恋者无所不在的矛盾心理，独式的语言风格更是明显地传递出这种个人化特征[4]。
在黄自鸿的《书写与他人：阅读邱妙津小说》中，从邱妙津的写作风格谈起，说明邱氏作品中具备勇于创新、明显受益于当时后现代文学思潮的文字游戏对于邱妙津“抒情手记”[5]这一突破传统的写作手法表达了肯定，称赞其为“邱氏身后最负盛名的小说形式”[5]，在故意布置令读者困惑的的书写策略中，“從人物关系与脸孔的角度审视，表现小说主人公既渴求与他人完美和谐的情谊，却又屡屡戴上假脸，认为分离、痛苦是一种极致的爱情，充满矛盾”[5]。另一方面，邱妙津小说以外的文字，却也多番强调真实于自己的重要性，这在其小说的描写中得以明显的表现。
（二）女同性恋者的自我建构
邱婧婧的硕士学位论文《论邱妙津小说中女同主体建构的尝试及失败》[6]以邱妙津的所有同性恋小说作为诠释和讨论的中心，《鳄鱼手记》的主体建构作为论据。研究者结合中国台湾女同性恋书写的形成与展现，探究邱妙津笔下的女同性恋主体如何被异性恋社会定位与看待，以及对主人公身为同性恋者是如何自我定位、省思与对抗的过程做一个观照。从而也借此批判了社会机制对同性恋的压迫，更清晰了解了邱在此困境中的挣扎，如何从生向死。不仅如此，通过全面梳理邱妙津作品中的特殊符号及同性恋意象，引入“T/P（婆）”讨论，阐述多元流动的性别的演变，构建起完整的邱妙津女同性恋主体经验，分析文本书写策略，探讨其笔下女同主体建构的尝试及失败。
三、与其他书写同性恋文本的对比
比较是认识事物的基础，是人类认识、区别和确定事物异同关系的最常用的思维方法。所以，要想全面认识邱妙津《鳄鱼手记》的叙事策略，将它与同类型的文学作品比较，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在陈闽璐的《女同文学叙事比较———以霍尔和邱妙津的同性恋代表作为阐释文本》中，通过英国20世纪初的女作家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孤寂深渊》与《鳄鱼手记》的比较，展现了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女同性恋者应对男权与异性恋社会的方式的差异性。同样都是“第一”，《孤寂深渊》是英国文学中的第一部女同性恋小说，被誉为“女同性恋者的圣经”。《鳄鱼手记》在中国台湾女同性恋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两位作者本身都是同性恋者，两部作品源自作家本人切身体验。因此，研究者通过对邱妙津《鳄鱼手记》和霍尔《孤寂深渊》这两部作品的在母题选择、叙事风格及叙事策略上的对比，“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女同性恋者的心灵世界和生存状态，也可以发现，以艺术的方式来反映女同性恋者内在心理与外部环境的种种问题的女同性恋文学，正在形成一个独立的叙事声音和叙事立场”[7]。
我们不难发现，关于《鳄鱼手记》的叙事策略的论文比对是非常少，这也说明了，目前国内对同性恋书写的文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文学，是处于比较边缘的境地。
四、结语
目前国内对于邱妙津作品的研究，或是将其作为中国台湾20世纪90年代边缘叙事作家中的一员，如蜻蜓点水般点到为止，未见深入，如付丽华于2008年发表的《怪胎·异端·另类——由指称看台湾“同志”小说边缘叙事的变迁》;罗显勇于2011年发表的《论20世纪90年代台湾小说中“酷儿书写”的现代性》;或是从同性恋主体经验建构、文学叙事等角度切入，仅是针对邱妙津的某一本小说甚至小说中的某一个点展开，跨度小，略显局限，如陈思和于2001年发表的《凤凰·鳄鱼·吸血鬼——试论台湾文学创作中的几个同性恋意象》;刘思宁于2006年发表的《<蒙马特遗书>之另一种解读——恋人形象与死亡的关系》等。
研究论文多提到解严以来的“同志文学”或酷儿小说中的两个主要议题：情欲与性别，并对这两个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中不乏许多新颖、深刻的观点。但是将如此庞大的主题纳入单篇论文处理，不免流于泛论，一些很有价值的主题，如邱妙津《鳄鱼手记》的叙事策略等，未得以深入挖掘探讨，不免有些遗憾。
参考文献：
[1]于戈.虚拟与拯救——《蒙马特遗书》的文化解读[D].上海：复旦大学，2008.
[2]秦蔚.《鳄鱼手记》的叙事学分析[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5）：98-100.
[3]汪子恒.《鳄鱼手记》叙述意象的困顿与飞扬[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4）：71-74.
[4]刘潇潇.沉默中的独白——论邱妙津《鳄鱼手记》的个人化特征[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13（7）：49-52.
[5]黄自鸿.书写与他人：阅读邱妙津小说[J].华文文学，2015（4）：110-121.
[6]张婧婧.论邱妙津小说中女同主体建构的尝试及失败[D].广州：暨南大学，2015.
[7]陈闽璐.女同文学叙事比较———以霍尔和邱妙津的同性恋代表作为阐释文本[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4）：8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