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清
童年时代的歌谣
水牛儿，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喂……
小白菜啊，地里黄啊，两三岁啊，没了娘啊……
往日的老北京城，有着许多童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这两首了，它们应该是现今八九十岁的老北京们最早的“启蒙”歌了。
夏日的傍晚，在大杂院的井台边，或小巷深处的大槐树下，都会听到娃娃们那奶声奶气的歌声。这歌声不知传了多少代、多少年。时至今日，只要“水牛儿”“小白菜”的歌声一响，就会把那些老北京们带进“时间隧道”，重新回到难忘的童年。
从记事起，家里就有一架音质很好的脚踏风琴，凡会唱的歌都能信手弹出，那时，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弹琴的，我和歌结下了不了缘。
小学一年级，我是和振东四哥在北京二龙路弘达小学就读的。那位年轻美丽的音乐女老师的面容早已模糊，可她教唱的第一支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为我辛苦了我的妈妈，
每天总这样累您老人家。
送我上学，接我回家，
为我辛苦了我的妈妈。
……
童年时代的歌，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仍能忆起10多首——那首边歌边舞的“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提着花篮上市场……”那首“我学生，需知今后读书为做人……”那首“冷冷清清，满院秋光，落叶飘飘掉在小回廊……”那首“短篱边的红蔷薇，独自对着日光……”
解放前，无论日伪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社会上所谓流行歌曲，大多都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郎呀、妹啊一类的靡靡之音，好的歌、健康的歌极少。
少年时代激昂的歌声
14岁那年，我突然听到一首令人振奋、耳目一新的歌。那是1947年夏天，由上海学生发起，而后波及全国60多个城市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期间，北平西单北大街上，爆发出那支响彻京城的雄壮歌声：
“山那边”啊好地方，
一片稻田黄又黄。
大家唱歌来耕地呀，
万担谷子堆满仓。
当时，失学的我和失业的长兄，倾尽家资在西单菜市场里租下了一间名叫“中福”的小杂货店。本小利薄，又不善经营，生意很萧条。那天，偏巧家兄不在，只我一人，突然听到大街上人声鼎沸和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歌声，我赶快关闭了店门，跑到菜市场大门口，亲眼看到了那激昂壮观的场面——一队队男女大学生，肩并肩、手挽手，挥动小旗，放声高唱：
“山那边”啊好地方，
穷人富人都一样。
你要吃饭得做工呀，
没人为你做牛羊。
老百姓，管村庄，
讲民生，爱地方，
大家唱歌喜洋洋……
大学生们的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浩浩荡荡、势不可当。歌声此起彼伏，震撼古都。
“山那边”的歌声，使古都民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人心开始飞向了“山那边”，即“解放区”。
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政权的铁道部设在王府井霞公府。一天，在铁道部礼堂，我第一次听到了那首催人泪下的《平汉路小唱》，歌声如泣如诉，感人肺腑。当台上那位足蹬皮靴、腰系皮带、英姿飒爽的年轻女文工团员唱到旧社会的铁路工人，一旦老了以后“提壶卖水还算好，多少人流落到街头”时，坐在我身旁的几位老铁路工人，竟“呜呜”地哭出声来……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歌声，竟有如此巨大的威力。
在人生旅途中，时常会遇到岔路口，几条路摆在面前，不知该走哪条好。那年，我也曾在那个岔路口前徘徊不定，是那首雄壮激昂的歌，指引我走上了应该选择的路：
走，跟着毛泽东走！
走，跟着毛泽东走！
我们要的是民族的独立，
不能给美国当洋奴！
……
1949年5月10日，我这个从小生长在城市，出身旧官吏家庭，做過“少爷”、失过学、做过小商人、当过小公役的16岁孩子，正式参军编入驻扎在沧州一带的华北军区第十一军分区75团，在一营二连三排当上了战士。三排的任务是守卫捷地的两座铁路大桥，在八班居住的那座日寇留下的炮楼里，战友们教会了我那首朴实、动听的边区民歌：
三月里，春风暖，
边区的人民好呀好喜欢，
打起了一阵鼓，
跳起了一阵舞，
哎，嘿嘿，大家来生产……
那天夜晚，连指导员带领我们几名战士去泊镇连部执行任务。当时，京沪线还没通车，我们爬上一列运煤的货车。敞车很高，夜风很凉，在有节奏的“哒哒”声中，我抱着那支七九式步枪，小声哼着“三月里”渐渐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指导员的怀中，他那厚厚的军大衣把我裹得严严实实……
已是67年前的事了，但，每当心中想起那首“三月里”，仿佛又看到了捷地那两座铁桥，那夜风中的煤车，那温暖的军大衣……
军令如山，我们二连唱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登上一列开赴张家口的军车，在那座山城住了一夜。次日清晨，又是军令如山，我们三排，奉命调去北京。在站台上，战友们唱着《团结就是力量》为我们送行。
1949年作者（16岁）参军，解放军某部75团1营与班长合影。
人生，就是一部“影片”。各个年代的歌声，就是这部“影片”中的自然配乐。当你回首自己这部“影片”时，只要不同年代的“配乐”一响，记忆中当年的“MV”就会立刻浮现出来。
歌声中青年时代的友谊
我青年时代“影片”中的“配乐”，就是那一首首激情满怀的革命歌曲、洋溢着黄土高原气息的陕北民歌和对我们那一代人影响极深的苏联歌曲。
1956年，作为一名23岁的共青团支部委员，我在接到组织决定后的第三天，自己悄悄注销了“北京户口”，由公安部门转业到北京铁路局管辖的张家口铁路分局张家口站，学习做一名技术办事员。在冰冷的新华街铁路单身宿舍里，我认识了一位既爱唱歌，又爱体育，热情奔放，才华横溢的年轻大学生——罗亚深。亚深毕业于北京铁道学院，是车站工程师室技术员，也是我们业务课的教师。
由于许多爱好都很接近的缘故，我们很快成了朋友，每天穿过武城街，一同上班下班，一同去食堂，时常同在一个饭桌边吃边聊。我们谈工作、谈学习、谈文学艺术、谈音乐美术。他的嗓音洪亮而深沉。他用俄语教会了我那首俄罗斯名歌《伏尔加船夫曲》。
万没想到，我们的友谊、我们的歌声，险些给我们带来一场灾难……
大约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我的一位负责肃反工作的战友范仲文同志把我找了去，开门见山地问我：
“听说——最近——你，老跟一个姓罗的大学生在一块儿？”
原来，亚深的父亲是被我军在清风店战役中俘获的原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当时在押。
我一听就火啦：“他父亲是他父亲，他是他，他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工作积极认真，待人热情诚恳，我们谈工作学习，谈音乐美术，我们怎么啦？招谁惹谁啦？”
我敢跟他发火，因为我们曾在公安部门一同工作数年，我还是他入团的介绍人，我们是挚友。我知道，他是担心我受到“株连”啊！
在那个年代，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很不容易得到人们信任的，而两个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总在一起，当然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了。
发火有什么用？现实是严酷的。半年后，我调去宣化，两年后亚深“下放”装卸车间“劳动锻炼”，改为装卸工。
不知多少次，我用那首《伏尔加船夫曲》怀念友人……
作者（上）同戰友守卫沧州铁路大桥
几年后的一个冬夜，担任外勤助理值班员的我，正在站台上接发一列上行客车（开往北京的列车），开车铃的电钮已经被我按下，突然发觉身后有人拍了一下我的左肩，回头一看，是亚深！
“从车窗看出是你，特意下来向你告别，我已经调到工务段去当养路工了，人事干部谈话很坦率，告诉我不是‘下放，而是‘永远……”
我一只手提着信号灯，一只手紧握着他的手，两人面面相觑。我一时想不出一句简短又适当的话来安慰他，只有两只紧握着的手，不住地上下抖动着。泪水不禁滚落下来……
列车已经远去，我还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夜幕中那越来越小的、红红的列车尾部信号。
他从不来信，只是偶尔托一位通勤的养路工师傅给我带个“好”来。我每次回家探亲，途经他的工区管辖地段，总要探头窗外，仔细辨认着每一位身背铁镐、手提道尺的养路工人是不是亚深！
1992年作者隨北京市记者团赴珠江三角洲采访、参观，登机前留影。
“十年浩劫”中，我和亚深完全中断了联系，谁也不知对方遭到了什么命运。那首《伏尔加船夫曲》的歌词也日渐模糊了。每天听到的语录歌，都是充满着革命、斗争、造反、夺权的火药气息，每个音符似乎都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中飘动。
岁月里的歌声
风风雨雨的20年后，神州大地迎来了春天。我入党后被调去北京铁路局报社担任编辑。亚深早被落实政策而起用，由技术员而副科长、科长。没过几年，他被提升担任了北京铁路分局的总工程师。
一天下午的工间操时，我漫步到路局大院北门，一辆小轿车突然在我身旁停下，走下来的是亚深。当时他刚刚赴美国考察了北普拉特、西考尔顿等几个大编组站的驼峰设备后归来。他这次出国，为丰台西驼峰调车场的建设，收集了极珍贵的技术资料。我们简短互致问候之后，又是两双紧紧握着的手不停地抖动，面面相观中发现，我们都显老了。
望着他那辆远去的汽车，自然又想起了20年前宣化站台上的送别，耳畔又不禁响起了那首《伏尔加船夫曲》。
伴着脑海中的歌声，我在心中祝愿他：朋友，加快速度往前走吧，如今的大路是平坦的，你被耽搁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
退休之前，报社领导给了我一个随北京市记者团赴珠江三角洲采访的机会。当我坐在特区同行提供的小汽车上，行驶在热火朝天的珠海西区移山填海的高澜岛工地，看着“今日借君一杯水，明日还君一桶油”的醒目标语时，司机播放的磁带是台湾歌星童安格的那首《耶利亚女郎》：
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
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了使你更年轻，
啊，就把这首抒情、浪漫、优美的歌，作为我的“影片”的尾声“配乐”吧。
悠悠岁月，人事沧桑，从“水牛儿”到“耶利亚女郎”中间漫长的60年里，有着多少令人怀念、令人难忘，饱含着苦辣酸甜的歌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