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韬
高氏和宇文氏对腐败一者纵容，一者重视，最终使国运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民族矛盾和腐败，是五胡十六国之世的两大痼疾，没有哪个部族国家能妥善解决这两个问题。以至于后来愈演愈烈，造成政治上的腐败。
北朝承十六国之余绪，宇文氏和高氏分立两国，面对这一历史性的问题，走出了两条颇不相同的路子，仿佛如镜子一般，映照出部族国家的命运。
高欢的纵腐奇谈
高欢扶立东魏，儿子高洋又篡魏代齐，皇族和统治者的高层，都属鲜卑化的汉人或其他杂胡。这些人大多是来自六镇的伧荒武夫，对物质的渴望变态到令人发指。
贪污是北齐高层的普遍做法，宗室、外戚、元勋宿将，乃至后来归附高欢的河北汉人豪强，也都被这一风气沾染。对此，高欢并没有有效地约束腐败行为，而把纵容贪腐当成笼络人心的特殊手段。高欢把“天下浊乱”定性为司空见惯的历史遗留问题，并说，如果过于峻急地惩治腐败，会逼得功臣宿将们都去投奔宇文泰和南朝萧衍。
这番思路清奇的理论，莫名其妙地把人心向背、物质欲望与政治纲纪强行糅合起来。然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此番言论显得高欢境界不广，以及基本政治素养的缺失。纵容腐败在短时间内固然起到了一定笼络人心的作用，但其长远的消极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腐败首先严重阻挠了政治改革。高欢晚年似乎意识到了腐败向政治领域的蔓延，并让长子高澄主推新政，高澄抛开一千勋贵，专一任用河北汉人名士，从整治腐败、整顿吏治入手进行政治改革，惩治了一大批贪腐之徒。
然而高欢的决心并不坚定。高澄的改革触及晋阳勋贵的利益后，迅速引起极大反弹。高澄遇刺死后，高洋不得不对晋阳勋贵表示一定妥协，这基本上否定了高澄时代定下的政治基调，反腐问题又被搁置。
政治腐败牵连引发的问题很多，最典型的是北齐后期军事支柱斛律光与祖埏、穆提婆等人的斗争。
祖埏贪墨成性，强占民宅且恶评不断，在当时与斛律光几乎势同水火。齐后主在宫中信用陆令萱、穆提婆母子，穆提婆想求娶斛律光的女儿但被拒，后来斛律光在朝上因穆提婆被赐官田一事当庭怒斥后主，自此二人与斛律光结怨。相同的矛盾促使二人与祖埏一起构陷斛律光，正好北周韦孝宽又大纵离间之计，后主便糊里糊涂地将斛律光杀掉。
斛律光之死纯系腐败政治的恶果，当时连后主另外几个宠臣都觉得杀斛律光不妥。但后主为祖、陆所惑。彼时北齐的政治，已经完全堕入腐败的漩涡，任谁也挽救不了了。
崇儒对北周政治风气的塑造
相比北齐对贪腐的纵容，西魏北周立国之始，就鲜有腐败的风气。
宇文泰非常注重以身作则。534年，宇文泰率军消灭侯莫陈悦于上邦城，缴获大量财物，宇文泰将所有财物全部分给部下。左右侍从私自留了一口银镂瓮，他知道后责怪侍从，把银镂瓮剖开都分予将士。起事之初有这样的做法固然属有意为之，但对比高欢将帅创业与贪腐并行的做法，宇文泰所为确属难能可贵。
宇文泰非常推崇儒术，他所信用的名士苏绰起草颁行的《六条诏书》，其中将近一半的篇幅都在强调官德修养，从理论层面为清明的政治风气打下基础。
与《北齐书》诸纪传中触目惊心的贪腐记录不同，《周书》中所载西魏北周的贵臣大将，扑面而来一股清俭之风。
位列十二大将军的达奚武与李穆的前后变化，发人深省。达奚武少年时颇好奢侈，因军功升为大将后反而非常爱惜声名，出入不施仪卫，尽量保持朴素的作风。
李穆在西魏北周时比较低调，担任并州总管要职时，他为政亦能“镇之以静”，很令百姓怀念。但入隋之后，国家不再刻意强调保持崇廉尚俭的政治风气，李穆满门儿孙骤然间放松了自律要求，甚至发生夺爵命案。一朝政风一朝人，于此足见宇文氏保持政风的卓越成果。
宇文氏能维持这样的风气，一方面靠崇儒术对官员的品德进行重塑和维护，另一方面，还通过严厉的奖惩措施来维持吏治的严肃性。
535年，宇文泰的舅兄、秦州刺史王超世，因为贪污被宇文泰直接处死。宇文邕更加贯彻了对贪腐的严惩政策，《周书·武帝纪下》记载，当时定刑律，监临主掌自盗二十匹以上、小盗及伪请官物三十匹以上等，处以死刑。这类法条虽过于严酷，但客观上起到强大震慑作用。
惩罚的同时，激励措施也同步跟上。北周极其注重对事功的奖励，立了战功的将军一定会赏赐，而且根据功绩大小，赏赐之物相对增减。如554年于谨平江陵、擒杀梁元帝，将俘获之宝物尽数上交。宇文泰赏赐其俘获的宝物，赐予奴婢一千人，加封郡公。而同时期大将军王雄攻取梁朝的梁州，因后来梁州复叛入南朝，王雄竟然寸缕未得。
总体而言，宇文氏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措施，使得西魏北周的官员保持着相对清明的政风，以及较为上进的心态。
齐周皇族迥然相异的家风
宇文泰与高欢对腐败的不同认知和政治格局，全都映射到了宗室子弟的综合素质上。
高欢一共有十五个儿子，澄、洋、演等尚可，其余或是平庸，或是暴戾。即便是几位较长的儿子，个人素质上也都偏于躁险、奢侈。
其余子孙，长期耽于享樂，有作为的不多见。武成帝高湛诸子尤不成器，后主又爱享乐又庸懦，所宠信臣子无一不是贪婪成性的吸血鬼，诸佞把朝局弄得一片乌烟瘴气。
高洋之后，高氏诸主江河日下，宗室子弟中除了高长恭尚可，其余无一能济世救时，眼睁睁地看着齐、周局面反转。
宇文氏家族则完全相反。宇文泰非常重视儿子们的教育。其十三子都完全按照汉家皇室子弟的路数，从小学习儒经，二子震、四子邕、五子宪、幼子迪都是能够把《孝经》《论语》《毛诗》等随口背诵的饱学之士，七子招的作风有些南朝化，爱吟、作诗文，学庾信的诗赋学得有模有样。
学习儒经，对宇文氏诸子的心智起到很大规范和约束作用，除六子宇文直稍显有些暴戾——但也仅限于对权力的渴望，其余诸子的表现都称得上良好。对于腐败，他们的态度基本都很抵制。
周武帝宇文邕“身衣布袍，寝布被，无金宝之饰，诸宫殿华绮者，皆撤毁之”，作出了很好的表率作用。五子宇文宪军政兼通，是北周后期首席名将，但他位愈高愈自谦。第十一子宇文达以节俭自律，奉行“君子忧道不忧贫”。
高氏和宇文氏对腐败一者纵容，一者重视，最终使国运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这个教训，远不止这两个国家或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镜鉴意义，而于大部分历史时期和国家，都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喻示。
摘编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