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琳玲
一只乌鸦在丛林上空盘旋，拍着翅膀，飞进一座富有热带风情的花园洋房。敞开大门的起居室里，桌上摆着精美的法式早餐，有牛角包、玫瑰色的开胃酒、果酱等等。乌鸦落在桌子上，开始肆无忌惮地啄食食物。桌旁一把打翻的椅子上——名脸色苍白的高个白人男子发出喘息声，额头上汗如雨下。
在内罗毕医院的急诊室里，男子呼吸越来越困难。突然间，男子的口腔里喷射出大量黏糊糊的黑红色液体，溅落在医生的白大褂上、脸上、手上……在神秘病毒攻击下，男子的内脏、肉体彻底“融化”成了一摊“肉汤”。
2020年的春节，被新冠肺炎疫情“封锁”在家中的无数城市的中青年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在现实和镜头双重营造的惊悚气氛中，观看了这部讲述人类和埃博拉病毒作战的科学题材迷你剧——《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首播于2019年5月的大热美剧《血疫》，改编自美国科学记者、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最负盛名的非虚构作品。1994年出版后，《血疫》连续61周占据《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榜首。25年来，已成为科学报道和写作的经典之作。
普雷斯顿和高危病原体、公共卫生问题打了近30年交道，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王牌”记者、作家，获奖无数，成绩斐然。他对潜在危机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以及生动、精准的故事讲述能力，甚至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同家安全防御政策。
“我非常非常忧虑。”他谈到了被疫情全然改变的日常生活、小镇医院的资源紧张、美国联邦政府应对紧急状态的糟糕表现、人类和病毒之间的战争与共存——“我一直在留心观察，已做了很多笔记，但还不确定是否会写一本关于新冠肺炎病毒的书。”
对精准的追求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种被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乏症”的怪异疾病在北美、欧洲、澳洲蔓延。1999年，病理学家和病毒学家把HIV病毒的源头逐渐追溯到非洲丛林里的黑猩猩和某几种猴子身上。
一种以非洲灵长类动物为宿主的病毒，最终跨物种地感染了人类，引发遍布全球的流行病。
1990年代初期，已在美国科学报道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普雷斯顿敏锐地预感到：来自非洲丛林的HIV病毒很可能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些致命的病毒很快会从不再遥不可及的森林里走出来，入侵人类的身体，借助频繁、便捷的现代交通，在全世界迅速蔓延开来。将人类的一部分“抹去”。
在与一位病毒学家的谈话中，他得知就在距离美国政治心脏华盛顿不远的雷斯顿市，美军的科学家们发现一批商用的进口实验用猴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为防止疫情暴發，科学家和士兵们联手，扑杀了这一起美国本土的潜在疫情。结果证明：这是一种新型的埃博拉病毒，与史上最强的、致死率高达75%的扎伊尔埃博拉病毒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埃博拉病毒是人类已知最致命的病原体，属生物防护四级。在P4实验室，科学家们研究、摆弄着对人类最危险的病原体，包括埃博拉、它的姐妹病毒马尔堡、炭疽热病菌等等。大名鼎鼎的HIV病毒只是P2级，而SARS和正在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病毒则为P3级——它们的病死率分别为10%和2%左右，虽然其传染性极强。
每进入一个艰深的专业领域，普雷斯顿对自己的要求都是像去读这个领域的研究生一样钻进去。几乎每完成一部作品，他都会在这个专业领域收获最高的认可和褒奖。
1984年出版的讲述天文台和天文学家的《破晓》，让他获得了美国物理学会奖。1994年的《血疫》，让他拿到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颁发的防疫斗士奖——这是CDC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把该奖颁给一个非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人。
事实核查和对精准的追求，是普雷斯顿赢得科学家们深度信任的法宝。“初稿写完后，我常常会打电话给他们，读相关段落给他们听，一次又一次地征求他们对准确表达的意见。”
1977年，23岁的普雷斯顿来到东海岸的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究生时，遇到了对他的职业和人生有着深远影响的美国“非虚构写作大师”约翰·麦克菲。
麦克菲被公认为是美国“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开拓者，在半个世纪里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记者、编辑和作家，弟子遍布《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客》《时代》《国家地理》等各大主流媒体。
“麦克菲教我们词句组成的准确性，要绝对尊重事实。”另一位非虚构写作者说。
根据普雷斯顿著作改编的美剧《血疫》剧照
恶魔的拼图
在《血疫》的开头，普雷斯顿用冷静、优美又令人毛骨悚然的笔触，还原了1980年侨居于肯尼亚的法国男子夏尔莫内生命中的最后15天，病毒如何一步一步把这名强壮的男子“融化”为一具不断呕出血水、血泥的行尸走肉，以及他究竟从何处感染上埃博拉的亲姐妹——马尔堡病毒。
当时，内罗毕医院有一位医生曾调查过莫内的病例，一位来自美国的病毒学家也曾调查过他的流行病史。这两位专业人士和他们的调查，都成为普雷斯顿还原“恶魔拼图”的重要线索。
对普雷斯顿来说，这些还远远不够。最后，他进入了非洲中部的腹地。
“在肯尼亚，我去了莫内最可能感染上病毒的那个洞穴，我去了内罗毕医院，到了他倒下的急症室。在调查中，我一路上拍照，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真实场景是怎样的。我收集到了很多有关他的信息，譬如，那只栖息在他房屋顶上的鸟，所以我能够描述这些。我写的有关莫内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精确的。”
经过详尽的调查和摸排，医生和来自美国的病毒学家相信：莫内和另一位“零号病人”的感染之地，很可能是在肯尼亚埃尔贡山上的奇塔姆洞穴。1988年，一位10岁的丹麦男孩也在出入洞穴的数天后出现可怕症状，很快暴死于马尔堡病毒的攻击。他的父母为肯尼亚的一家国际救济机构工作，他们当时开车带着孩子领略非洲大陆神奇而危险的美景，曾到奇塔姆洞穴探险。
1993年8月，在当地导游的带领下，普雷斯顿来到隐藏着恶魔的洞穴。在洞口，他穿上生化防护服，准备好消毒药剂、用具，为自己搭建起了一个临时的“P4实验室”。
五年前，为美军工作的“病毒猎手”尤金·约翰逊锁定奇塔姆洞穴后，曾带着一支生物专家团队对洞穴进行考察、取样，他们带来几十只“哨兵动物”，又从洞穴里采集了几万只各种品种的昆虫，最终一无所获。
为普雷斯顿充当导游的当地猎人告诉他：他儿时经常进洞玩，当地一直传说洞穴里藏着一种恶魔——人若在洞里撞上了，就会化成肉汤，炸开，“每一个洞眼都向外飙血。”相比之下，让许多人感到毛骨悚然的艾滋病轻微得就像打了一个喷嚏。
在洞中，普雷斯顿穿着厚厚的生化防护服在黑暗中笨拙地行走、爬行。一路上，他看到了大象的骸骨、钟乳石、蝙蝠、蜘蛛和形形色色的昆虫，一边留心着石头上滑腻的果绿色泥浆——那是果蝠的粪便。
病毒学家们认为：把马尔堡和埃博拉病毒感染给人类的中间宿主，很有可能是生活在洞里的果蝠。莫内、丹麦男孩在洞穴里接触过果蝠的粪便，病毒通过皮肤上的伤口，进入到他们的循环系统。
在洞中，普雷斯顿忍不住琢磨起这些危险排泄物的形状和颜色。觉得像一种牡蛎的烹饪做法，“有一瞬间我难以控制地琢磨起了蝙蝠粪便的味道。”他狠狠提醒自己——在最高危的生物4级区域，想吃屎的念头是一种大脑的胡闹。
“可以说，这是我的写作原则——你要尽可能到事件发生的现场。你必须掌握一切可能掌握到的信息。”
但是，在这张真相的拼图上，仍有许多他无法找到的空白——关于那些被埃博拉病毒“抹去”生命的人，譬如那位得知自己感染后想尽一切办法办理出国留学手续的年轻修女玛英嘉，她到底在想些什么;譬如那位马里迪镇医院之难中第一位死亡的当地教师，他到底是引爆这次疫情的“零号病人”，还是在医院因共用针头被其他人感染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源源不断出现的新显病毒——HIV、埃博拉及其姐妹马尔堡、SARS、MERS和当下威胁全人类的新冠肺炎病毒，让普雷斯顿越发确信一点：这其实是地球自身启动的一种免疫反应，“甚至，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大自然的复仇。”
“这些病原体也是大自然的力量之一。当人类这一寄生物种大量地繁衍，对生态系统毫不留情地破坏、摧毁，就使得原本远离人类的病毒有越来越多机会和人类接触，入侵人类，甚至会引发像今天这样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对人类生命、整个社会系统造成摧毁性的打击。”
“如果人类不从中吸取教训，我确信未来这样的大危机还会频频地重演。”他声音沉重地叹息道。
“FBI给我颁了一个奖”
常年追踪高危病原体和它们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使得理查德·普雷斯顿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以及寻找一个强有力的故事把这种潜在危机告诉公众的使命感。
完成《血疫》之后，他开始意识到科学界可能忽视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未来的恐怖分子或许会借助危险的生物武器来实现袭击行动。
他开始有意识地接触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和生化方面的专家，为相关选题做采访和信息搜集。很不走运的是，FBI里负责国家安全部门的高官很快就掌握了这一動向，随后在FBI内部有针对性地下了一道“封口令”——“他说，任何就职于FBI的工作人员不得接受理查德·普雷斯顿的采访，不得向他透露任何信息。”
“当时，这确实让我很沮丧。”但他的耐心与执着，终于等来了事情的转机——位在情报机构工作的朋友偷偷告诉他，FBI内部有一位科学家愿意和他私下聊聊。
这位FBI生物专家之所以会违抗上司的命令，是因为他和普雷斯顿有一个共识——生物恐怖主义正在威胁着美国和世界，所以，非常有必要提醒政府、公众来关注这一问题的紧要性。
因为事关FBI和“线人们”的敏感身份，普雷斯顿最后决定以虚构形式来呈现这一来自现实世界的题材。
在小说《眼镜蛇事件》中，他为我们讲述了这么一个紧张的悬疑故事：在纽约，一种不为人知的病毒在悄悄散播、蔓延。一名流浪者在众目睽睽之下暴死于地铁站台;五天后，一个17岁的女孩在艺术课上突然鼻孔喷出黏液，然后在手术室全身痉挛，迅速死去。当地疾控中心的一位女医生通过尸检，发现女孩的神经系统已被破坏，她预感到这两起暴死病例中间有某种神秘的联系，必须要在这种疾病再次泛滥之前采取行动……
1997年《眼镜蛇事件》被改编、拍摄成电视剧。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特意找来这部小说阅读，然后召集一帮专家来讨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于当年签署了反生物化学武器法案，修改联邦预算以加强国防，应对生物武器危害。
数年之后，普雷斯顿和FBI科学家的担忧成为了现实——2001年秋天，美国发生了恐怖分子通过邮件传播炭疽杆菌的恶性事件，最终导致5人死亡、17人被感染、一位有重大嫌疑的生物学家自杀。至今，这起生物恐怖袭击行动背后的策划人和组织仍是未解之谜。
“你知道么，等我完成这本书后，美国联邦调查局还给我颁了一个奖，这个奖现在就挂在我家墙上，说是奖励理查德·普雷斯顿为FBI实验室作出的贡献。所以，足够的耐心、待人友善很重要，以及善于倾听，这会帮助你突破很多障碍。
“谈到写作，我的原则是找到最有力量的故事，然后找到一种讲述它的方式。故事本身就拥有真实的力量。强大的故事在新闻报道中也是稀少的。这有点像钓鱼，在抓到鱼之前，你不得不等待很长时间。该如何说呢，这有点像——当鱼咬钩那一刻，你必须抓住时机。”
（瑞明荐自快资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