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轶立
摘 要：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资源配置错位以及消费结构的变化为产业资本国际化提供了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产业资本国际化所面临的不仅是产业价值链重构与利益再分配所带来的问题，还包括缺乏国际智库、企业家自信缺失等问题。针对中国产业资本主体多元化特征，本文以国际园区为切入点，针对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对中国产业资本国际化的未来发展路径提出了设想。
关键词：产业资本国际化 资本配置错位 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资本转移、融入国际产业资本市场，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而近五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经济结构开始转型，这使得中国与国际产业资本的融合方式从单一的承接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到承接国际资本与产业资本国际化并重。2001年以后，中国产业资本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但2017年以来，美国为首的“孤立主义”抬头，英国脱欧，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受阻，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陷入僵局。2020年2月以来的新冠疫情，推升了全球经济进一步割裂的风险，中国产业资本国际化进程出现了内在动力不足、推进受阻等问题。
一、中国产业资本国际化的内在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特征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尤其是最近5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由10%下降至6-7%区间，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发生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产业资本的国际化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作用
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成为中国产业资本国际化的内在动力。国际贸易已经无法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驱动力。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最近20年，高收入国家的贸易总量明显下降，其商品进口在1999年达到峰值，为82.3万亿美元，2017年仅为68.3万亿美元。2008年以来，我国进出口总额与GDP增速发生了明显分离，在最近的十年里（2007-2016年），中国GDP增加了215%，而商品贸易总额仅增长了54.6%。同时，在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世界贸易供应地增多，原产于中国的低附加值工业产品面临更激烈的竞争环境。相比2013-2015年，2016年中国的出口额分别下降了0.36%、3.72%、10.36% ，经济对贸易依存度下降，从最高2005年的64%下降至2017年的33.5%。
此外，国际经济区域化的特征愈加明显。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多边或双边投资贸易协定（BIT），通过降低或免除关税等方式，为协议国家降低了贸易成本，而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国家产业扶植政策约束等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阻碍后发国家发展的重要手段。这必然导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剩余，引发内部竞争加剧。通过海外直接投资（OFDI），参与国际产业分工，融入国际产业价值链（GVC），成為中国产业资本国际化的内在动力。
（二）资源配置错位的推动
投资依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软约束策略，推动了国内低效率产业的再发展，尤其是2008年以后，资本向低效企业流动，加速了产业资本的资源配置错配与经济结构失衡，对产业资本产生了挤压作用。
此外，基础设施投资没有改善中国产业空间布局不尽合理的现象，对产业资本没有进行有效疏导。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构建了完整的产业梯队，但东部沿海与中部内陆、西部欠发达地区间横向产业梯度尚不合理，产业雁阵尚未构建完成，胡焕庸线对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显著改变，而国际市场为中国东部沿海产业资本提供了发展空间。产业资本国际化的再配置成为内在需求。
（三）消费需求结构的影响
当前，中国家庭消费结构分化特征明显，房地产在国内消费中的占比过高，且海外消费增长迅速。虽然2019年第三产业GDP占比达到53.9%，但通过提升教育、医疗、旅游、养老等行业服务水平，改变居民消费结构与习惯，拉动国内需求增长尚需时日。首先，因部分家庭住房消费（投资）占比高，导致家庭日常消费能力下降。其次中国海外消费呈现规模大、高消费的特征。据世界旅游组织测算，2015年，中国出境人数达1.2亿人次，旅游海外消费总额2920亿美元，人均消费达到2480美金人次。
国内居民消费结构抑制了产业资本的持续扩张动力，而海外消费的增长强化了中国产业资本国际化的预期。出国人员数量及频率的增加，以及海外消费额快速增长，成为中国产业资本外溢效应的具体表现。
二、中国产业资本国际化面临的问题及其根源
中国产业资本国际化面临各种挑战。2017年6月23日审计署审计长胡泽君表示，“审计署抽查了20户中央企业的155项境外业务，有61项形成风险384.91亿元”，这暴露了中国产业资本的脆弱性，而且引发了某些国家或地区的质疑之声，如中国投资是否会导致失业加剧，是否具有“新殖民主义倾向”，是否在推行“债务外交”，是否是以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和占有为目的等。抛开政治因素的影响，对不同国家“文化”与“规则”的适应能力成为中国产业资本国际化面对的首要挑战。
（一）“距离”对OFDI的影响
“距离”对境外直接投资（OFDI）影响不容忽视。随着通讯科技与交通技术的进步，地理距离对OFDI的影响在削弱，而制度距离与文化距离对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影响在加强。非洲多数国家与儒家文化圈国家呈现明显的发展差异。这可以认为非洲地区独有的地理区位，使其无论是在农耕时代或是工业革命时期，都远离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这显然可以解释为地理距离因素发挥的作用。十八世纪后期，多数非洲国家采用英国普通法和平衡法的基本原则，对环保、劳动者保护等提出明确要求，这使得法律体系与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发展阶段、劳动力素质等并不匹配，但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法律法规做出超出经济发展阶段及劳动力素质的投资约定将制约产业结构完善与经济发展步伐。科技进步使得“文化”与“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加强，产业资本国际化的路程首先是对不同文化与制度的适应。
（二）问题的实质
中国产业资本的投资运营团队应具备不同文化与规则的适应能力。中国产业资本OFDI的快速发展始于本世纪初，2002年仅为27亿美元，2016年曾突破1960亿美元，近两年虽然有所下降，2018年仍为143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二位，投资存量为1.98万亿美元，占中国GDP的14.5%。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的成功基于中国经济与产业的发展，中国产业资本全球化必将是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认知与国际经济市场实践的结合。而在此过程中，产生质疑的原因一是中国的企业家即产业资本对不同国家文化与制度需要适应的过程;二是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被经意或不经意地放大。因此，如何大规模培养熟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产业发展经验，具备国际视野、国际化实践能力的企业家与管理运营团队是中国产业资本面临的首要问题。
缺乏真正具备国际视野的中国智库是中国产业资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在国际化进程中，中国产业资本缺乏指引。对国际化的研究，当前中国智库多停留在报告层面，缺乏实践检验。对于国际市场，中国智库缺乏对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的系统研究，对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发展现状及趋势缺乏针对性判断。由于缺少智库支持，在国际化进程中，中国产业资本国际化缺乏有效支撑。
面对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家缺乏应有的自信是第三个问题。根据MarjorieLyles（2014）等对中国200家直接对外投资的民营企业调研显示，50%企业的国际扩张遵循阶段式乌普萨拉模型，另外的50%采用了更为试验性和冒险性的投资方式。由于缺乏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市场、金融、风俗习惯等全面、深度认知，中国的企业家更多的希望通过对中国商业模式的简单复制而获取收益，这既是中国企业缺乏自信的表现，造成了中国资本短视的现象。基于共同发展理念，与驻在国长期合作、深度融合形成利益共同体，才是中国产业资本、中国企业家自信的表现。
三、中国产业资本国际化的路径
（一）把握中国产业资本国际化的多元主体特征
虽然出现了逆全球化的现象，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依然具有更为广泛的共识。融入国际产业价值链，为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赋能是中国产业资本的必由之路。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国际化的实施主体以跨国企业为主不同，中国的主体更为多元，不仅包含跨国企业、中小型企业，甚至包括众多个人出国创业者。多元化投资主体在应对涉及境外风险时表现出来的能力参差不齐，应对效果千差万别。当面对文化与制度差异所引发的风险时，这种多元化的特征为中国产业资本带来了更大的风险。
结合中国四十年的区域与产业发展经验，通过产业园区的产业与资本集聚效应，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园区，打造产业链，统一应对政治、文化、制度等差异形成的风险，增强中國产业资本在海外的整体抗风险能力，成为中国产业资本国际化的重要的选择路径之一。
（二）改善国际产业园区的投资边界
园区建设对经济增长及产业链集聚效应的作用在理论与实践上得到验证。当前多数中国资本投资的国际园区对项目驻在国经济发展与产业集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部分是由于管理团队的能力问题，但主要原因是对园区投资边界条件设定的不完善。当前中国产业资本投资的国际园区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参照中国发展产业园区的模式，首先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后招商引资，如埃及苏伊士产业园。二是基于产业企业发展，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而逐渐形成的园区，如埃塞华坚产业园。由于政治经济体制不同，中国境内园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主体多是地方政府，而国际园区的投资主体是产业资本。后者由于前期投资额度大、资本利用效率降低，如果金融不能有效提供支撑将导致园区建设周期拉长，经济效应下降，并难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因此国际园区的投资边界变得更为重要。
产业企业的投资边界多考虑政治稳定性、交通设施、市场与人力资本等，边界设定相对简单。对国际园区而言，选址考虑了更多的宏观边界，包含区域的政治稳定性、政府关系、地理禀赋、资源禀赋、交通设施等，但实践中，宏观边界与中观、微观边界的均衡性考虑不足，如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发展规划与产业规划、金融及融资、财政补贴、市场空间、人力成本等。这种不均衡造成了国际园区投资条件设定缺失或不完善，使得园区投资风险加大，不能取得预期经济效果。应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完善并均衡投资国际园区的边界，降低国际园区项目的不确定性风险。
（三）确立混合资本联合体的投资主体地位
产业资本国际化为中国公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合作提供了平台。以资本为纽带，公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合作组建联合体，将成为中国产业资本国际化的主体。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民营资本和公有资本互为补充，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产业资本国际化的过程中，企业承担了更大风险，“抱团迁徙”已经成为中国产业资本国际化的主要方式。公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发挥各自的优势，与项目驻在国合作，充分利用政策条件，在选定区域对基础设施、产业和城市等领域开展高强度、全产业链的投资，降低各领域资本风险，形成产业链与产业资本的集聚效应和协同效应，打造产业、资本、城市等融合发展的区域经济新模式，才更能展现中国产业资本的生机与活力。
（四）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智库
在国际化过程中，中国产业资本需要真正具有国际化视野与国际经验的智库。在国际化过程中，中国产业资本不仅需要企业家的实践，也需要融入国际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风险管理学家等领域专家的智慧。麦肯锡、波士顿、贝恩、罗兰贝格等世界知名智库都是随着本国产业资本国际化而发展建立的。培养并打造中国的国际化智库，将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专业理论研究与产业资本国际化实践相结合，规避潜在的政治与法律风险，为中国产业资本的国际化提供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提高中国产业资本在国际化过程中对文化与制度距离的适应能力，提升对经济以及产业发展方向的预判能力，消减国际化过程中的投资风险，具备现实的必要性与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