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木
阿尔贝· 加缪的《鼠疫》《局外人》均以人道主义的眼光，悲悯地注视、关照这个充满苦难、荒凉与无奈的世界。
始于今年（庚子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起起伏伏，迁延至今已过半年。截至7月21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470万例，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加。这次的新冠病毒既强悍又狡猾，似乎铁定心思要与人类展开持久战，于是变换花样和手段与人类展开周旋，人类要想彻底摆脱这只“看不见”的魔掌还真要做多种思想准备：一要有耐心和恒心，不能焦躁，要有与第一波、第二波乃至N波变异病毒长期作战的准备。二要有勇气，幽灵般的病毒侵蚀着每个民族国家社会肌体的每根神经与细胞，使其失去活力与生命力;堵塞国际合作与交流的的通道，使国家间壁垒化，他国即深渊。迄今为止，此次瘟疫不仅带走了数十万人的性命，而且造成了全球自二战以来最惨重的经济贸易损失，导致了本年度的经济萧条。疫情还给国家间、地区间关系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国家间就瘟疫的发源地、防治手段乃至防疫理念等方方面面各执己见，分歧、争执、龃龉不断，一些国家之间、民众之间敌意加深，大有文明间冲突升级之虞。
在这至暗时刻，摆在世人面前的首要任务，一方面是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尽速斩断威胁人类生命与未来的疫病魔爪，将人类带向安全的彼岸;另一方面，也不妨利用这一难得的历史节点，系统检视一下历史上人类经历过的瘟疫病史，了解过往的人们是如何应对这些“不速之客”的，又是如何从种种病疫苦难中汲取存活下去的养分。也正是抱着此种目的，我开始了“疫病小说”的阅读。
自有文字記载以来，人类抗击病毒已有数千年历史，而被详细记载的第一次瘟疫则出现在1348-1349年，即吞噬了数千万人生命的欧洲“黑死病”。之后，人类又多次与瘟疫展开过悲壮的搏斗，包括1630年意大利米兰的瘟疫、1664年英国首都伦敦附近的瘟疫，1830年俄国境内的霍乱，1910年我国东北哈尔滨傅家甸鼠疫。可以说，一部人类发展史也是人类与病魔周旋的历史。每次病毒都来势汹汹，大有将人类置于死地而后快之势，但最终都在靠智慧、勇气、团结以及耐心武装起来的人类面前败下阵来 。人类也在一次次与病魔的抗争中，不断提升着自身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文学家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提炼人生经验与教训，总结人这一独特生物的本质和特征，也常常将视角投向瘟疫，把人放在这种特殊且极端的生存环境下进行全方位审视，以考量人性。本文主要探讨以“鼠疫”为题材的两部中外小说，分别是出生、成长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的《鼠疫》，以及来自中国漠河的女作家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他们两人的成长环境、文化背景乃至性别差异使得他们笔下的“鼠疫”带着不同的音调与旋律。《鼠疫》创作于1941年，主要叙述的是北非阿尔及利亚小城奥兰瘟疫流行的故事。《白雪乌鸦》则是创作于2009年，该部小说于2011年获得了 2011年双年奖“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如果用形象思维来看待上述两位作家的作品，加缪的如同是西洋乐器演绎的人类命运的《悲怆曲》，而迟子建的则是中国乐器弹奏出的《胡笳十八拍》。对这两个作家的瘟疫作品进行比较，如同将西乐的钢琴、小提琴与东方的古琴、笙、箫置于一处，从而演绎、激荡出一曲不同凡响的华彩乐章。
在当前这种天下普“疫”的特殊时期阅读这两部小说，能让人对人类的苦难病史产生更深刻、更切肤之体会。而将两者进行对比、鉴赏、回味，则会使人生精神世界更加丰盈、厚重与深刻。
主调的一唱一和
两位作家在小说的宏旨上是相当一致的，即均以人道主义的眼光，悲悯地注视、关照这个充满苦难、荒凉与无奈的世界。两部小说都描写了病疫来临的大背景下，人民的抗争、挣扎与互助，最终跌跌撞撞地走过人生的艰难沼泽。两部小说中的“人”被剥去了地位、身份、职务的外壳。
加缪力图通过故事情节的叙述告诉读者，小说不是为显赫人物树立丰碑的“英雄赞歌”，为此作者说：“如果真要树立一个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我就推荐这个微不足道的名不见经传的英雄，他没有别的，只有一颗比较善良的心和一个看似可笑的理想。这一点将是真理的原来面目，确认2+2=4，并且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英雄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寻求幸福的豪放欲求。换言之，这是人固有的功利性使然，是人求生欲望的本能使然。”作者在评论卫生防疫队的行动时说：过分地抬高义举，会间接地颂扬罪恶，因为这会使人猜想，义举十分不平凡，而麻木不仁和冷漠才是最常见的。
同样，迟子建认为自己不想塑造英雄式人物，而是想“拨开那累累白骨，将人们日常生活状态勾勒出来。”两位作家在小说中都提及了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在防疫、避疫中的作用。基督教曾长期统治着西方世界，被西方人奉为思想的圭臬、行动的指南。然而，在肆虐的疫情下，《圣经》、教堂与神父都无法助人摆脱病魔的虐杀。在《鼠疫》中，神父帕纳卢本人最终也难逃厄运，成为病毒的牺牲品。在《白雪乌鸦》中，傅家甸的天主教堂在瘟疫暴发期间已变成了培育病毒的温室，数百名中外善男信女都在此染病，多数人因此命归西天。若不是治疫专家冒教规之“大不韪”，强行将教堂中的人员进行隔离、观察与治疗，他们也许会统统送命。即使采取了治疗措施，还是有很多人因救治时间过晚而死亡。据史料记载，当时在傅家甸法国天主堂工作、避难的400多名中外人士中有360人死于瘟疫，3个牧师死亡，仅有40多人侥幸存活下来。
理性与感性的交响
基于两位作家生活经历与思考角度不同，他们在写作旨趣上也有着明显差异。加缪试图通过小说“揭示人类生存状况的本质”，以此表达他的哲学化。他将人物当作某种思想和品格的物质承担者，正如他所言：“你想当哲学家吗？那就去写小说吧。”在这方面，他继承了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伏尔泰的传统，小说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要目的，而把人物作为某种思想和品格的物质承担者。众所周知，加缪是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三部曲——《西西弗斯神话》《局外人》《鼠疫》全面、细致、深刻地反映了他关于世界和生命本质荒诞的观点。所不同的是，在《鼠疫》中，作者给自己也给读者设置了一道难题，在与瘟疫展开殊死搏斗的极端情境中，作者将幸福与苦难、有益与无益、自由与受困等截然不同的概念放在一起，让它们相互冲突，发生纠葛。而小说最后的“鼠疫杆菌存在于各个角落中”的表述，则表明了作者对人类未来充满疑虑与担忧，从而完成了存在主义关于世界荒诞性的诠释。
反观迟子建，她则是想用文字复原一段历史。用作者的话说是“踏上一条锈迹斑斑的驳船”，“我愿意把这篇作品献给始终伴我左右的精神家园——龙兴之地。”她力图将虚构的故事与历史的现实进行有机嫁接，使枯燥、冰冷的历史往昔有了可感、可触的温度。小说的情节是虚构的，但也有历史真实，如在战胜疫病中建立了卓越功绩的伍连德、慧眼识英才的伯乐式人物、时任大清朝左右丞（相当于外资部副部长级）的施肇基、哈尔滨道台于驷兴，以及俄国医院院长哈夫肯、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鼠疫专家迈尔斯等人，都有其真实的历史原型。作者以大视野、全景画的笔法，将虚构与真实相连接，将历史故事丝丝入扣毫无雕琢感地娓娓道来，这是迟子建的独到之处。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唱
迟子建小说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在描写人生不幸与悲哀的同时，更注重对人性内涵的挖掘，对生命本质的探求，尤其执着地表现着人性的温馨与美丽。这更多体现在对王春申、于晴秀和傅百川以及俄国演员谢尼科娃的描写上。另一理想主义色彩还体现在小说表达的主旨之一：人物被灾难或命运夺去的东西，会以某种新的方式得到补偿，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命运关上一道门，必会开一扇窗。”比如“逝川”中吉喜大妈晚年孤苦寂寥，却得到众人悄悄赠予的泪鱼，她的苦难从而得到一定的消解。作者以“回春”作为结尾，隐喻着大地回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希望与温暖。在这回春的时刻，因瘟疫而成为寡妇的于晴秀与胖嫂在生活中相互帮持，组成了一个临时家庭，受尽人间凌辱的青楼女子翟芳桂继承了瘟疫中死去的丈夫的粮店，还平添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儿子，日子由阴转阳。 而加缪笔下的情境就没有那么温暖和善了，他给读者留下了“惨淡的人生”，让读者以真的猛士的态度正视现实。小说结尾，在城市里人们纷纷欢庆瘟疫结束的时刻，他借主人公里厄的内心活动写道：“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远不会消亡，这种杆菌能在家具和内衣被褥中休眠几十年，在房间、地窖、箱子、手帕或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会等到那么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将其大批派往幸福的城市里死去，给人带去灾难和教训。”这就把一个惨淡的世界赤裸裸地展开给人们，给人们留下一个残酷、悲凉的现实。
1、2. 《局外人》剧照。3. 《鼠疫》剧照。4. 1947年小说《鼠疫》出版。
加缪的脸具有典型的西方特征，棱角分明，凹凸有致，这种脸型在某种光线下富有质感与魅力;但如果放在另外的不利于其脸型塑造的角度下，它就会变得丑陋甚至狰狞。这也是一些西方电影导演在镜头中惯用的表现手法。加缪的作品可以说非常深刻、犀利，揭示了生命本质的荒诞、无意义，这对于“真的猛士”是一剂生命良药，但对于大多数理解力和生命力较弱的人，会使其对人生产生无助与绝望，进而消极厌世。反观迟子建，她的《白雪乌鸦》犹如一张东方人的面孔，没有太多的跌宕起伏，你可以称其为平庸，但用另外一组话语来解读，就是平和、温润、细腻、柔软。有人嫌她的小说太薄弱，缺乏深刻的哲学意韵，其实她是在追求现世生活的“和谐”与“圆融”，而这不正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所倡导的安定、秩序、和谐的理念吗？而这对于当代世界来说也是稀有资源。
伍連德博士。
1910-1911年疫情期间的女性隔离车。
运输被隔离或已逝者的“车厢”。
移动消毒小组。
如果用一个具象性的比喻来给加缪和迟子建贴上标签的话，我更愿意相信前者的小说是地中海（虽然与太平洋、大西洋相较它只能算是个内湖），时而平静，时而波涛汹涌，且暗流涌动。而后者则更像水波平缓的松花江，但两岸风光旖旎中也夹藏着凶险，平和中也隐含着激荡。
主旋律之外，但并非不重要的话外音
下面的文字可能与上述小说本身的内容有些距离，但想借此表达一下笔者对东西方文化 、文明及其关系的一点思考。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之一，曾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当今西方各大博物馆都有中国馆或中国展区。然而西方国家在经历了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结束了中世纪宗教黑暗统治与思想束缚后，其社会取得了飞速发展，无论在科学技术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逐渐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发展距离在逐步拉大，并受到西方的排挤与欺压。这在迟子建小说中都隐有体现，比如，傅百川经营的面粉厂、肥皂厂、糖厂等民族制造业均受到来自俄国、日本等列强的挤压，中国的传统制造业也在这种挤压下“一天天地走向穷途末路”。小说中的场域背景——哈尔滨本身的城市蓝图就出自波兰裔的俄国设计师之手，连通东北的“中东铁路”也都是俄国人设计修建的，俄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等洋人是该市的“上等人”，生活的区域较洁净、适宜、美丽，而大多数中国人则生活在设施简陋、贫困的地区，拥挤、肮脏，毫无美丽可谈。小说中的“高大上”人物伍连德、施肇基都是到欧美学成归来的“海归”。伍连德采取的防疫手段从本质上讲也是建立在西医的理论基础上的。今年的“庚子年”本身就让人联想到“庚子赔款”。中国当初因战败与西方列强屈辱地签署了“辛丑条约”，据此要支付带有污辱性质的“庚子赔款”。一些西方国家——美、英、法、俄等将这笔钱用于兴办中国教育，清华、北大（当时称燕京大学）就是靠这笔钱成就的。当然，上述西方列强支持中国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文化侵蚀，让中国人在心理和思想上与其更为贴合，用我们过去惯用的说法称之为“文化渗透”，借用时任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校长的话即是：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知识和精神领袖的最佳方法。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种举措在客观上为中国学子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零距离感受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他们中的很多人日后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引导者和支柱。包括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胡适，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桥梁专家茅以升，两弹元勋邓稼先、钱学森，等等。
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都有其两面性，逐渐富裕、自信、强大起来的中国又遇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国际上有些人发出的“中国威胁论”。这种不谐音在当今疫情肆虐背景下显得格外刺耳。疫情之下，中美两个东西方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关系急速下滑，引起了国际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普遍担忧，有些人甚至预测国际舞台上会再度上演“冷战”戏码。有道是，一滴水也能折射出一个太阳。我们从上述两位东西方作家对人类共同敌人的描写中是否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当人们面对苦难与厄运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屈抗争的精神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愿是一致的。我相信，吸着古希腊文明乳汁长大的西方人（含美国人）和儒、释、道精神的传人——中国人，会从前人丰富的思想、精神宝库中汲取行动的营养，绝不会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去。
（责编：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