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涛
汪道涵（1915—2005），安徽嘉山人，1932年春参加革命，1940年3月任嘉山县县长、县委书记，1941年任淮南行署副主任、财经部部长，1945年10月任苏皖边区政府财政厅兼建设厅副厅长，1946年12月任山东军区军工部部长、政委，1948年6月任山东胶东区行署主任，1949年2月任安徽省财办主任。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9月9日，汪道涵从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兼商业厅厅长岗位调任华东财经委员会工业部部长。至1952年8月汪道涵调任一机部副部长，他领导华东工业部有三年时间。在这三年间，汪道涵为恢复、巩固和发展华东工业建设作出了不懈探索和努力，为上海工业建设作出了贡献。
集思广益：擘划工业建设蓝图
1949年10月18日，汪道涵主持华东工业部成立大会。他在致辞中阐述了工业部两大主要任务：一是华东地区国营企业生产的管理工作;二是社会生产，即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领导工作。就国营企业来说，华东工业部是总管理处，直接与各生产单位联系;就社会生产来说，是处理其一般业务，逐步树立国营企业的领导作用。为完成两大任务，12月9日，汪道涵召集上海及鲁浙闽苏皖等地工矿负责人和专家到上海参加华东工业部首届会议，共商工业建设未来，擘划工业建设蓝图。
汪道涵
经过17天的会议讨论，最终确定工业建设的基本方针是以维持恢复调整改造为主。在总结大会上，汪道涵部署1950年的基本工作和“提倡尽量采用本国的生产品，鼓励自己制造”等九大具体任务。上海工业建设的任务，主要是面向内地，加强与东北、华北及华东其他地区生产配合与联系。他还提出目前工业建设的工作重点在于如何利用现有的生产力，改变国民党时代的生产方向，使之与国内原料供应与市场需要联系起来，自力更生，打破封锁，逐步改造，使之走上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道路。这次大会取得的共识和效果，得到上海市市长陈毅的高度重视和肯定，陈毅在会上指出，工业建设必须具有革命的现实主义思想，一切从现实出发，准备迎接将来大规模工业建设。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经过两年的建设，华东全区公私工业生产取得很大的成就。到1951年8月，上海各业一般的产量，都超过了日军侵占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最高产量。上海钢铁公司1951年10月产量与解放前最高产量比较，钢锭增加了7倍，钢材增加了25倍。上海制车厂自行车产量增加了4倍。电器方面一般的增加了6倍至10倍不等。随着产量的提高，质量也有所改进，很多新产品试制成功，仅沪宁地区的直属工厂，便完成了50多种过去依赖国外进口的工业产品。
快接细收：没收上海官僚资本企业
旧中国是一个社会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现代工业只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而最大和最主要的资本都集中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国家所有，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成为当务之急。
对官僚资本企业的接管没收，主要对象是国民党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含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收的日伪产业），以及国民党四大家族经营的企业。而对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股份同时并存的企业，只没收官僚资本的部分。上海是官僚资本最集中、最主要的活动基地。据1948年统计，在工业生产方面，上海官僚资本拥有炼钢平炉的全部，电炉的85.7%，纱锭的38.5%，织布机的59.2%。官僚资本企业生产的重要产品在全市总产量的比重中：钢占89.3%，棉纱占42.4%，棉布占35.5%，粗纺毛织品占41.8%，变压器占61.6%，烧碱占38.1%，食用植物油占31.9%。
汪道涵上任伊始，继续领导没收上海官僚资本企业。1949年10月29日，将苏南区接管的公营企业单位戚墅堰电厂收归工业部管理。11月5日，接管上钢一厂、二厂、三厂及改名后的大鑫钢铁厂、亚细亚钢铁厂等钢铁企业。12月，接管协兴机器厂、通用机器有限公司闵行制造厂、中国农业机械公司总厂、中农公司吴淞厂、中央电工器材有限公司上海制造厂等机电企业;接收中国新乐器昌记制造公司，改名为国光口琴厂，等等。
与此同时，汪道涵遵循华东财经委“自上而下，原封不动，按照系统，整套接收”的方针和“快接细收”的办法，对接管企业保持原来的组织机构、技术组织、生产系统和管理制度。原来的厂长、工程师和其他职员，只要不是破坏分子，愿意继续服务的，就继续担任原职务。这些因地制宜的实施原则和灵活的措施，稳定了人才和管理队伍，促进工厂企业的迅速复工。
据统计，至1949年底，仅在上海接管官僚资本工厂157家，掌握了全市41%左右的纱锭，1/3的机器制造设备，1/5的钢铁冶炼设备和小部分的轻工业设备。其中，在轻工业方面，共接管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化学工业、烟草工业和中央工业实验所等四个系统的52个工厂、10个仓库和17个业务机构，共有职工6.5万人;重工业方面，接管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国民党海军造船系统和其他官僚资本企业等四个系统的45个工厂、企业和业务机构。通过没收上海官僚资本工业企业，为社会主義国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双管齐下：实施国营企业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
1950年2月28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出《关于在国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指出在国营工厂企业中，必须对原来官僚资本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合理的制度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一系列改革，这种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汪道涵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精神，在上海国营企业中实施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
1949年12月，中国新乐器昌记制造公司改名为国光口琴厂。图为国光口琴厂宣传单
在国营企业民主改革中，汪道涵主要有三方面的举措：一是废除抄身制等不合理制度。他依靠和发动工人群众，清除隐藏在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残余的封建势力，废除企业留下来的压迫工人的抄身制、工头制等制度。1949年12月8日，上海中纺十九厂在全市纺织厂中率先废除女工抄身制;12月28日通告废除全市工人抄身的制度;翌年1月4日全市各纱厂全部废除抄身制。各企业开始实施新型的民主管理制度。这一变革大大鼓舞了工人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二是彻底改变企业的领导机构。由接收时派遣军代表进行监督的间接管理的办法，进一步发展到在国营企业里，委派厂长直接管理企业，有的企业还建有工人代表和技术人员代表、职员代表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三是调控某些职员和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民主管理的原则，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消除对立情绪和不信任情绪，树立依靠工人群众办企业的思想。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52年8月，上海全市共有260家企业和17.16万人参加到民主改革之中。
1950年4月11日，汪道涵被任命為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
在国营企业生产改革中，汪道涵主要推行三方面措施：一是建立健全企业管理机构，实行科学分工，建立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的责任制度。当时从官僚资产阶级手中接收过来的企业里，相当普遍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无人负责的混乱状态，不建立生产责任制，工业的恢复和改造就无法迈开步子。二是改革原企业不合理的工资制度。上海的官僚资本企业中，工资差别很大，多的达106级，同一产业部门没有统一的工资标准。通过工资改革在可能范围内进行调整，为将来建立全国统一的合理的工资制度打下初步基础。1951年全国各大行政区开始调整工资，并推行按劳分配的八级工资制。三是开展生产竞赛运动。没收上海官僚资本企业后，职工群众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竞赛随之开展起来。所有这些，都推动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上海国营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50年的45.3%上升到56%，国营工业同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加在一起，就占到82.9%，基本上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汪道涵注重深入基层，研究和发现国营企业生产改革中存在的问题。1950年4月27日，他在上海市第一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就上海工业企业面临的困境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工业品的销路问题，这是上海工业界最关切的问题。第二，工业产品的降低成本问题。上海机器工厂部分产品曾随全国机械会议赴北京陈列展览，各地会议代表均表示上海机器工业技术水平高，但价格比其他地区高出好几倍，影响定货量。第三，改进管理问题。虽然在各方面努力使工业生产获得可能克服困难与维持恢复的条件，但更重要的关键是改善管理。
经过对上海国营企业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调整了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地位，激发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至1952年，上海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93.7%，很多主要产品产量超过接近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水平。
加工订货：恢复工业市场
上海虽然接管了一定数量的官僚资本企业，但资本主义经济仍占相当优势，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力量仍显薄弱。统计显示，1949年工业生产总值中，国营与合作社营的比重只占16.5%，公私合营占0.4%，而私营却占83.1%。这些私营企业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掠夺和摧残，到上海解放时已处于极端困难境地，停工停业情况十分严重。1949年7月，通过对87个主要工业行业展开调查，在13047家工厂中，开工只占总数的25%;上海规模最大的棉纺工业，每周只开工三日三夜。此外，解放前遗留下来的40万失业人员亟待救济安排。面对重重困难，汪道涵迎难而上，破解难题，努力推动恢复工业生产。
跨区供应，恢复生产。汪道涵动员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通过收购、加工订货和供应原料等办法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恢复工业生产，搞好生产与经营。为了解决上海工厂原料困难，新政府从全国范围内组织原料支持上海。从上海解放到1949年底的半年中，全市2/3的纺织印染厂、1/3的绸厂、70%的面粉厂以及部分造纸、水泥、橡胶、肥皂、火柴等工厂，都曾得到过政府的扶助。当时，由于敌人对上海口岸实行封锁，“两白一黑”（大米、棉花、煤炭）的供应十分紧张，煤仅够一周耗用，粮食、棉花存量不足一月之需。为维持工业生产，国家对内调运华东五省和其他各省的粮、棉、煤供应上海，以解决燃眉之急。同时，对船舶进出口采取扶助的方针，使粮、棉、煤三者源源输入。
加工订货，提供信贷。通过对私营企业订货和提供巨额信贷，使他们消除顾虑。截至1949年年底，在上海全市68个主要工业行业10780家工厂中，开工户已达61.7%，其中造船、碾米、医疗器械等行业全部开工，钢铁、机器制造、棉纺织等行业80%以上开工。到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上海大力支援前线需要，布置了大量的胶鞋、雨衣、水壶等军用加工订货，涉及橡胶、铝器、织带等十几个行业，有些工厂日夜开工，有些还增添了设备，扩大了生产，促使这些行业有所发展。1950年底，加工订货占私营工业总值的比重已从1949年的8.3%上升到30%多。
保障基础设施，支持东北，支援抗美援朝。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不甘心其失败，经常遣机对上海进行轰炸破坏。1950年2月6日，台湾国民党出动B-24等轰炸机轮番轰炸上海电力公司江边电站、南市华商电气公司、闸北水电公司等目标，毁坏厂房、民房上万间。上海杨树浦发电厂遭炸，导致市内电力严重不足。汪道涵命令上海电机厂与通用电器厂合作，在短期内及时修复一批发动机，缓和了上海电力供应。
1950年4月27日，汪道涵作為军管委代表在上海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言
汪道涵经常说：“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华东工业部从钢锭到棒冰都要管。”正是这种极度广泛的管辖范围，为当时上海对外提供支持和支援提供了条件。汪道涵号召大家发展生产，支持东北建设，支援抗美援朝，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他主持召开上海技术人员赴东北工矿建设动员大会，指出“中国的重工业建设将以东北为重点，东北的工业发展有着无限前途，现在东北最缺乏的就是技术人才”。经过动员，140名技术人员参加东北的工业建设。汪道涵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在中国食品工业工会上海市委员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提出半年内捐献两架“上海食品工人”号战斗机。在收到中国油脂工业股份公司全体职工按月减低五个月的待遇支援前线的消息时，汪道涵当即传令给予嘉许。通用机器厂全体职工联名写信给汪道涵提出了九项保证。他接到来函后，回信鼓励他们“向无耻的美帝示威”，希望他们“不断地检查与改进，为巩固与发展现有的成绩，增加人民祖国的力量而奋斗！”
赏罚分明：肃清内腐与官僚主义
汪道涵担任华东工业部部长期间，关心职工生活，经常亲自写信给企业员工，进行激励或嘉奖。1951年4月汪道涵接闻上海电线厂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降低了产品价格。他特地予以通报表扬，赞扬他们抵抗帝国主义国家抬高铜价的行为，“是一种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减低成本与售卖，是很有意义的”。他回函道：“兹本部已核定其裸铜单线对外售卖自每公吨5400万元（旧币），降至每公吨4800万元，其他各种电线亦照一定的合理比率分别减低，以后还准备分步适当地陆续减低售卖……是值得通报表扬的。”
汪道涵奖拔公心，赏罚严明。国营中华烟草公司为上海税收的大户。该厂受中央之托，专门研制卷烟，汪道涵曾专程送北京。中央领导在评吸后，评价甚高，该烟遂起名为“中华牌”，成为新中国第一款高级烟。即使是这样一家获得如此盛誉、贡献如此之巨的烟草公司，若违反制度，给国家造成损失，汪道涵一样不徇私情，一样予以处置。1949年秋，华东财委核准由山东工业部拨给中华烟草公司一批6000包烟叶，除在运输工作中潮湿霉烂的大部分外，海运三批中有两批又被匪海军劫走，计损失人民币17.37亿元（旧币），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汪道涵不徇私情，决定对中华烟草公司经理、经办人分别给予记大过和撤职查办处分。
汪道涵积极响应中央“三反”号召，对内部进行自查自反。1951年破获的贪污案犯，罪犯共157人，贪污总值达45亿元（旧币）。情节严重者，由法院依法惩办的有52人，其余给予行政处分。他在一次会上通报了工厂企业内部存在官僚主义和浪费现象，如经费开支未能遵照上级规定，水、电、电话一般都超过规定一倍至两倍;文具纸张费用超出预算三倍至四倍。他举了两个案例：一是某厂拟建造一工场，修建费超过预算，向部请示，经过了三个处，签注意见的有36人，共计签了3700字，经过一个半月，但问题仍未解决。二是对贪污分子的处理，汪道涵执行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划清界限、对证事实、分清是非、区别轻重，并按其坦白的程度分别处理。1952年4月27日，他以华东工业部与贸易部联合成立人民法庭审判长名义，对洪孝伦等29名贪污犯进行现场宣判。
汪道涵重视媒体的批评报道，注意改善与媒体和公众的关系。1951年12月27日，《解放日报》揭露全国物资清理委员会华东分会所属第一仓库，由于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致国家与人民的财产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汪道涵就华东分会第一仓库物资发生霉烂、盗窃事件进行检讨。检讨情况除报各单位外，还专门送《解放日报》编辑部财经组作说明。汪道涵敢于直面问题，善于破解难题，不仅平息了媒体的批评，而且解决了问题，亡羊补牢，取得媒体的信任，给了社会公众一个交代。
（责任编辑 叶松）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汪道涵年谱”（编号：17FDJ006）、上海市哲社规划课题“汪道涵编年事辑”（编号：2016BTQ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