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佳丽
6月12日，2020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开幕式通过网络视频举行。双方谋划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持续完善沟通机制，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东盟秘书长林玉辉表示，预计到2025年，东盟的数字经济将从2015年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3%提高到8.5%;中国在发展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走在前端，是东盟推动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珍贵伙伴。
供给与需求不平衡
发展数字经济，离不开新基建（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而从新基建水平看，东盟发展数字经济的底气似乎没有十分充足。
“整体上，东盟国家新基建的水平并不高。与一般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新基建的核心在于其与高新技术密切相关。而从技术创新、专利等角度看，东盟在这些领域的基础比较薄弱，除新加坡还有一些建树外，其他9个国家的表现都不是很好。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整体市场来看，东盟对新基建和数字经济的需求还是具备很强的潜力。原因在于，互联网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发展已经在全世界铺开，而东盟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一环。”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赵江林这样分析。
上述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可以从智能手机在当地的普及过程中看到。
“东盟国家推动新基建的速度并不快。以智能手机为例，其在东盟市场起步较晚，且目前3G网络仍是东盟国家的主流移动通信方式，使用比例高达44%，而5G网络发展颇为迟缓。在东盟，不少国家因网速慢、网络延迟高而备受诟病，进而影响外商投资。”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这样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
他告诉记者，早在六七年前，缅甸仰光国际机场的出口处，就有专供国际游客购买的手机SIM卡专卖店，可当时一张卡售价高达500美元，令外来游客无比吃惊。不过，三四年后，同样是SIM卡，价格已降低到每张10美元，且凭借该卡，持有人可以无限上网、无限拨打缅甸国内电话。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因为中国的电信设备商、电信网络企业在缅甸开设了网络服务后，缅甸的网络不再被欧洲电信运营商垄断，服务价格因此得以大幅下调。另外，中国制造的各种智能手机不断进入缅甸市场，也为当地发展新基建、数字经济奠定了基础。从这一变化可以看出，东盟有发展新基建、数字经济的潜力，而且他们也需要共谋发展的合作伙伴。”梁海明如此分析说。
经贸顺畅助力投资
2014年以来，中国海外投资浪潮规模化袭来。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71.2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06亿美元，投资结构更加均衡。
“对东盟投资，中国存量有限但增量强势。这种特点会带来一个问题，即那些早就在东盟开展投资的国家或地区，也许看上去更具吸引力，尤其是日本、美国或一些欧洲国家。”赵江林对记者强调说。
6 月12 日，2020 中国- 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开幕式通过网络视频举行。
以日本为例。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同时加大了对外部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当时，其与东盟间的经济联系在传统产业链条领域呈现较快增长态势。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的洗礼后，21世纪，日本更是加强了与东盟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大对后者投资。2008年，日本与东盟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已于当年年底正式生效。而2000年以来，日本對东盟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总额已超过230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对东南亚的投资金额为1550亿美元。
可见，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对东盟的投资起步早、存量大，且增量也存在进步空间。因此，中国投资者想要表现出众，就一定要有技术含量。
赵江林指出：“如果中国投资者跟在日本或美国后面找项目，那不仅没新意，很可能也没利润。想要在当地市场站稳脚跟，就要找有技术含量的项目。数字经济恰好是很好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与传统产业或过剩产能相比，新兴产业才是最赚钱的。事实上，与东盟合作发展数字经济，中国具备相当优势。”
中国不欠缺投资规模。投资东盟，想要在当地形成一定效益，规模一定要跟得上，这对中国投资者而言不算难题。
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具备技术内涵，因为中国自己的数字经济就发展得很好，有实力提供足够的技术输出。
在投资目的地国，有些投资领域门槛很高，而中国总能较好地协商并解决问题。投资环境的改善几乎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尽管不少国家长期以来都将其作为重点议题，但各自的瓶颈仍将会在较长时间内存在。对于外来投资而言，有时候，一个小问题也会产生短板效应，导致投资意愿消失。在这方面，中国投资者具备更灵活的解决方案。
与发达国家比较，中国技术成本低但技术水平并不低。对东盟国家而言，“低成本”比较诱人。
中国与东盟长期保持紧密的贸易联系，此种关联有助于双方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顺利开展。自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后，双方在经济贸易上的交流越来越密切。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2.09万亿元，同比上涨5.6%，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7%;上半年，东盟已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目前，中国-东盟自贸区内已取消7000种产品的进口费用，90%以上商品实现零收费，大大促进了双方贸易的发展。
赵江林说：“经济贸易上的紧密联系，会对产业升级产生自然的推动效应。换言之，当东盟某个产业需要升级换代时，他们很自然地就想到拿中国的资金来办这件事情。”
对待竞争要自信
东盟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该组织10国人口已经达到6.54亿（2018年数据），超过欧盟（5.1亿，2018年数据），拥有不可忽视的内部市场。2017年统计数据显示，东盟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8.8岁，大量年轻人口意味着劳动力的持续增长，将对地区发展产生巨大作用。
“不仅如此。目前，东盟还是继中国之后的另一个既有活力又有潜力的巨大市场，而且它还是潜在的制造中心。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东盟成为中国的第一个自由贸易伙伴，中国-东盟自贸区也于2010年正式建成。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双方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我们不仅有密切的经贸联系，還有深厚的历史关系;在东盟，华人华侨聚集度很高，办事效率也高，这些对中国投资者而言都是有利条件。当然，最重要的是，东盟距离中国很近，‘近意味着能节约大量成本。”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这样对《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解释东盟市场的重要性。
中国企业在实践中“走出去”，早在1997年就开始了，此后一直到2010年前后，处于逐步增加阶段;到2014年时，大规模“走出去”出现，中国对海外直接投资大幅攀升。“需要注意的是，在前述过程中，东盟始终是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最大目的地。”张建平这样说。
东盟各国自然资源丰富，多数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对外贸易发达，外资流入活跃，开放度、便利自由化水平高。东盟还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发起者，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思想与框架。面对这样一个大市场，不仅中国企业想要“走过去”，日本、美国、欧洲的企业也想“走过去”，而事实上，日本企业对包括缅甸在内的东盟国家的投资力度确实在持续加大。
对此，张建平这样回应：“中国投资者可以自信一些，平常心对待竞争即可。以日本为例，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已经得到了升级，在全球产业链上整体处于偏高位置，中国是全产业链化的，中高低端的产业，我们全部具备。例如箱包鞋帽代工生产，中国企业早就精通了，去东盟投资能够做到既快又好;再例如数字经济，我们自己发展得很好，就可以把技术和制成品带到东盟。同中国比较，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可以投资东盟的范围、产业还是窄一些的。”
目前，中国、东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均力推RCEP年内签署。一旦落成，RCEP会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体化组织，“到时候，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会更加庞大”，张建平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