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继孝
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十月革命和文字改革》修改稿
十几年前的某天，是个星期天，我接到了从事旧书生意的王先生的电话。他告诉我，刚听说有一批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废弃的旧档案，被收废品的卖到了京北大熊猫环岛一个回收站，他想马上去买回来。并说，知道我喜欢这类资料，如果我要，他可以带我同去。按照他们行里的规矩，如此重要的信息是不能说给下家（买家）的，更不能带着下家见货主的。王先生这样做，可见对我的信任程度。我同意与他同去。那时，我住在北京宣武区（今西城区）广安门附近，王先生租住的房子也在那一带。不大一会儿，他驾着“残摩”到了我家（王先生腿有残疾，外出办事、提货都开“残摩”）。我把家里的钱凑了凑带在身上，他用残摩带上我直奔京北。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废品回收站。这个回收站非常大，里边都是院落，一排砖房，一个小院，就是一个收购站。有的收购站专门收纸类的废品，有的专收金属类的，有的啥都收。我们去的这家专收纸类。院内成垛的旧书烂报，几个工人在分类打包，不时地扔出几本杂志出来。我和王先生到了老板的屋里，扑面而来的是一群发出嗡嗡声响的硕大的苍蝇。老板是河南人，五大三粗，说话嗓门儿很大，见到王先生很高兴，说：“你这小子，闻着味就来了。看吧，那几袋子都是那批货。”我顺着老板的眼神儿一扫，果然在后窗下面有几个鼓鼓囊囊的尼龙袋子。王先生随即把我介绍给老板说，这是方先生，教书的他懂，我请他来帮忙掌个眼。
爱国将领张治中题词
我们俩蹲下来开始翻看，顺序是，王先生看完一摞儿，交给我。我看完放在一边，等到一口袋都看完了，再还原到口袋里去。两个口袋里的东西挨个看了一遍，我心里有数了。王先生看得比我快，见到他熟悉的，就马上指给我看。我记得他最先发现的是赵朴初先生的一封毛笔信，递给我时还冲我一笑。
整理完了，该谈价了。王先生不仅精明，而且口才极好，加上他久在江湖积累的各种为人处世的经验，几分钟就敲定了价格。按规矩，我应该在原价的基础上，最低也要按百分之十给王先生提成的，因王先生坚决不要，我也没有坚持。这件事，我一直挂在心上，在后来的交往中，我对王先生一直极为尊重，只要他有需要我帮忙的事情，我总会竭力而为。
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和第一任高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题词
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题词
这些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旧档案，汇集了1954年10月周恩来总理提议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直至1975年以来的文件资料。包括1954年11月20日，国务院任命吴玉章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胡愈之为副主任;吴玉章、胡愈之、韦悫、丁西林、叶恭绰为常务委员，并进行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文件。1954年12月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修正后的《汉字简化方案（初稿）》和《一九五五年工作计划大纲（草案）》。为了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字改革工作、研究文字改革的方针、促进文字改革工作的全面发展，教育部和文改会于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并一致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以及各界人士对《汉字简化方案》修正建议，《部分偏旁简化形式征求意见》各界知名人士的修改意见及其有关文字改革方面的文稿、书信等等。这些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有的就是文字、音韵学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于汉字的简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高度重视并被采纳。
文學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对于偏旁改革的意见。
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为我们后人研究新中国汉字简化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如果单纯地从经济价值方面考虑，几年前，应中央电视台朋友的邀请，我曾带着这批文字改革资料的其中四十几份各界知名人士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对于简化字的意见。上写有：“我以为简化偏旁，尤宜注意匀称美观。就一字言，间架结构为求其处处舒服。就一群字而言，各个字大小偏正为求其贯气。若此本所书之字，几乎无一不难看。发出去征求人家意见，人家恐将摇头。以是似宣作两步研究，第一步定笔画之形势，第二步研究如何就此形势写成合式之字样。当然，还须与将来标准印刷体之形体共同考虑。”
对《汉字简化方案》的修改意见，参加了刚刚开始试播的《鉴宝》（第一期）活动，当时业内人士对这份资料的估价为八万七千五百元。
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清楚，当初“文改会”的人为什么把这些珍贵的档案作为废品卖给收废品的小贩。后来听说旧档案刚刚卖出一部分，有人恰巧碰到自1955年10月直到退休，一直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的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周有光先生闻讯立即赶到，怒斥这些卖档案的人无知。还有的文章说，周有光先生当即骑上自行车去追赶那个收破烂的小贩。
周有光先生，是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周恩来总理点名留下来从事文字改革工作的。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中共中央组织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也是周总理提出的。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从此，周有光先生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周有光先生深知这些记录着新中国文字改革历史档案的分量，以至那時已经八十高龄的他有了上述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