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怀岸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时值隆冬，小北风刮得咿咿呀呀乱叫，天气寒冷，滴水成冰，连续几日很多人在睡梦中被自家或邻居家水缸爆裂的声音吵醒。这天清早，赵三清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去侧屋抱柴火，准备生火取暖。打开屋门，满院子白晃晃的，刺得他双眼干涩酸痛，差点儿流出泪来。
下雪了。地上的积雪不厚，却把整个院子里的泥地和杂草都覆盖了，两株小橘子树的每一张叶片上也积着一层雪，乍看上去像两个堆好的雪人一样。赵三清患有甲亢，畏光，第一眼看到雪时，他就紧紧闭上了双眼，转过脑壳，面对堂屋，这才缓缓地睁开双眼。堂屋里也亮堂堂的，像大白天一样。此时才七点半左右，天还没有亮，若不下雪，哪怕打开屋门，堂屋里也会黑乎乎的。赵三清眨了眨眼皮，转动眼珠打量着堂屋的角角落落，他需要这种白亮但不太刺眼的光芒。这时，赵三清的目光停留在屋门边的水缸上，水缸里没装水，完好无损的，接着他把目光移动到神龛下的八仙桌上，然后上翻眼球，看着神龛上已经褪色泛白了的“天地君亲师位”和托着红烛的木托板。木托板上还有去年年三十夜留下来的三支半截红烛。赵三清眯着眼盯着神龛，他感觉哪儿有些不对劲儿，但又想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他感觉眼睛不再胀痛，就转过身，低头跨出了屋门槛。
抱着柴火再次跨进堂屋时，赵三清不自觉地又盯了一眼神龛，随之发出了一声惊呼，手里的柴火“哗啦”一下散落在地上。其中一根砸在他的脚背上，疼得他差点儿跳了起来。
出了院门，赵三清拔腿就往乡政府大院跑去。他家住在西北县大狗乡的一块田地里，离乡政府大院不远，只隔一块空地，三方田埂，一二百米的距离。到达乡政府办公楼时，工作人员都还没来上班，办公楼的廊道里一片漆黑，空无一人，每间办公室的门也都紧闭着。赵三清一个转身出了办公楼，往后面的乡政府宿舍楼跑去。大狗乡没设派出所，只有一个户籍警老彭，兼管治安。老彭不是本地人，老婆、孩子在老家，他就住在乡政府宿舍楼。
赵三清去找他报案！
赵三清敲响老彭宿舍门时，老彭刚刚起床，正在刷牙，满嘴牙膏泡沫。开门后看到是赵三清，老彭愣怔了一下，随即转身，往洗手间走去，端起杯子漱口。老彭不想搭理赵三清。大狗乡的人都晓得赵三清是个难缠的家伙，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他都会跟人扯皮到底，不争个结果绝不罢休。老彭才来大狗乡小半年，已经不止一次领教过他的偏执。他家园圃里的菜被猪拱了，他来报案;他家山林里少了一棵树，他也来报案……赵三清报了案就天天跑来乡政府找他催问破案进展。更可笑的是，大约一个月前，赵三清中午收工回家，换下裤子后顺手把裤子搭在了屋檐下的晾衣杆上，一会儿想起换下来的裤子，却没找着放在哪里，他便来报案，说那条烂裤子确实不值钱，但裤兜里有十二元钱，他带着哭腔哀求老彭一定要破案，抓住那个可惡的贼！接着他就帮着老彭分析，这个邻居嫌疑最大，那个邻居以前手脚不干净，一口气列出了五六个怀疑对象。结果怎么着呢？那条裤子被他老婆王芙蓉拿到乡里的水井处洗了，在她翻兜后，十二元钱顺其自然地揣在了身上。
“彭特派员，才起床呀。”赵三清满脸笑容，讨好地说。
不知为何，大狗乡的人都不叫老彭彭警察或彭警官，而是叫他彭特派员。怎么叫他，老彭也无所谓，此时，老彭不想搭理赵三清，他喝了满口水，腮帮子鼓成两个大包，使劲儿漱口。漱完口，见赵三清还站在门口，老彭语气揶揄地问他：“来报案的？裤子不见了，还是袜子被人偷了？”
“神龛上的香炉，昨晚不见了！”
“就那么个破罐子，也有人偷？”老彭语气更加不屑，“白给我，我还嫌它脏呢。”
赵三清家神龛上的那只香炉老彭见过。赵三清不是多次来报过案嘛，老彭也多次去过他家。记得是他丢裤子的那次，老彭在他家堂屋里坐了一个多小时，喝了碗苦叶茶，一抬头就看到了那只脏不溜秋的香炉，像只大号土钵碗，比一只景德镇瓷笔洗大不了多少，里面盛满了快要溢出来的白灰，插着一些高高低低没有燃尽的香。老彭是教师转行做乡警的，以前在中学教美术、书法和音乐课，他一眼就能看出神龛上用金粉写的已经泛白的“天地君亲师位”几个大字，清秀隽永，是见功夫的好字。要知道，金粉生涩凝滞，运笔不易，收笔更难，写雄浑的魏碑还好，写隽永的小楷，难上加难。老彭想，要是我是个贼，肯定揭那张纸，才不要那个香炉呢！
赵三清涨红着脸，嘴里吐出一团白气：“那才不是破罐子，那是景泰蓝！”
老彭正从衣架上扯毛巾，停住了手，扭头说：“就你家，还有景泰蓝？”
老彭自认他是个小知识分子，比乡政府里很多当兵转业过来工作的干部要有文化多了，他确实也知道景泰蓝是值钱的东西，但他不相信赵三清家的那个香炉会是景泰蓝。除非赵三清家在旧社会是个大户人家，兴许那只“土钵碗”会是个值钱的文物，但老彭知道赵三清家三代贫农，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他家怎么会有景泰蓝香炉？再说，就算真是景泰蓝，那也得看年代和成色吧？不是所有的景泰蓝都是文物，都很值钱，更多的就跟个钵头一样，值不了几块钱。
赵三清分辩道：“三个月前，胡万金出到二百块钱，我没卖。前天，王八两又带着个外地老板来，出到一千二，我也没卖，今天早上它就不见了！”
老彭正在倒洗脸水，闻言一惊，手里的热水瓶差点儿掉地上爆炸，他瞪了眼赵三清，很严肃地说：“你讲真的还是假的？”
赵三清信誓旦旦地说：“你可以去问胡万金和王八两。”
老彭警觉起来。胡万金和王八两在大狗乡是两个臭名昭著的人物，胡万金年纪五十上下，王八两三十四五岁，两人本是干泥瓦匠的一对师徒。五年前，老彭还在五木乡教书时，他俩因盗墓被抓入狱，被判了三年刑期，出狱距今不到两年。老彭来大狗乡后曾听不少人提醒过他，说胡万金和王八两正在做文物生意。老彭也曾去过他俩家里调查，他们拿出一些“假文物”给老彭看，无非是些从外面贩来的缩小版的仿制品，“唐三彩”、“司母戊鼎”等，批发给葫芦镇五里牌老码头周边的工艺品店铺。当然，老彭心里清楚，真在做贩卖文物的非法勾当，他们也不会承认。
老彭匆忙地擦完脸，拉上赵三清往他的办公室走。到了办公室，他把赵三清按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自己在对面坐下，赶紧取出记录本，开始做笔录。老彭让赵三清详细回忆他同胡万金和王八两的对话以及跟他们讨价还价的全过程。赵三清口才好，记忆力强，竹桶倒豆子似的讲了十来分钟，连那个外地老板的口音他也给老彭模拟了好几句。根据他模拟的口音，老彭推测那个老板来自广东。
老彭是一个中专生，从学校毕业后在乡下教了近二十年书，一开始教小学，语文、数学、自然、体育、音乐，他都能教;后来调到中学，只能教音乐、体育、美术和书法。中学缺主课老师，校长让老彭教主课，老彭语文、数学教得一塌糊涂，他教的班在县教委统考中年年垫底，老彭不想误人子弟，便找关系转了行，调到大狗乡政府工作。他進乡政府时，刚好上面要求没设派出所的乡须设一个户籍治安警岗位，乡政府让老彭去县公安局培训了两个月，回来之后老彭就成了一名警察。老彭事业心强，是一个典型的干一行爱一行，要干就干好，干出彩来的人。来大狗乡小半年了，老彭每天除了坐班给人上户口、打证明，就是外出去处理诸如赵三清时常来烦他的猪拱白菜、牛吃庄稼或屋檐下挂的几串红辣椒丢了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他最初戴上大盖帽、穿笔挺警服的兴奋劲儿，就这样一点点地被像赵三清之类难缠的乡民们破坏殆尽。现在，老彭上班下乡基本上不穿警服只穿便装了，每天只是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一点儿技术含量也没有，他感觉挺对不住这身警服的！
老彭日夜都在想，要是能破个大案要案，哪怕是案情不大，有技术含量的也行，他得露一手，给镇派出所、乡政府的领导以及乡民们看看，否则就不能怪人家不叫他彭警官而是叫他特派员了——因为人家根本就没认为他在干一个警察的事儿，只把他当成一个上面特派下来的专门打证明、填户口的政府工作人员而已。
当老彭听到赵三清说文物贩子给那只香炉出到一千二的价位时，他想不管那只香炉是不是景泰蓝的，它是真文物无疑。文物贩子能出到一千二，那么它真正的价值肯定要翻十倍以上。别说是文物，就是这么高价钱的一块手表或其他东西失窃，那也是个大案子！而且，这个外地老板，八九成是文物贩子，想必他不会专门冲着赵三清家的香炉，千里迢迢地来到大狗乡这个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他一定还有其他交易;他也不可能只有胡万金、王八两这两个眼线，逮住他，说不准就能牵扯出一个很大的贩卖走私文物的团伙。老彭越想越兴奋，记录完毕，一分钟也没耽搁，拉上赵三清一起去他家勘查现场。
首先要做的，当然是勘查现场，这是老彭在县公安局培训第一课学到的。赵三清家的院子里除了他刚刚出门时留下的一串脚印外，再也没有任何足迹。赵三清老婆王芙蓉正在生火做饭，但她没到过院子里，儿子赵小兵还睡在屋里。屋前屋后也没有足迹，雪落到的地方一片洁白，就像一张白纸那么干净无瑕。盗窃者不可能像电影里的侠客会轻功，飞进来再飞出去，老彭问赵三清昨晚是啥时睡的，睡前下雪了没有，听没听到什么动静？赵三清告诉老彭他家没有表，不晓得什么时间睡着的;他说他是全家最后一个睡的，睡前听到邻居家还在放收音机，声音挺大的，关屋门时他看了一眼外面，没有下雪，风很大，吹得屋檐下的晾衣杆磕着墙壁，“砰砰”乱响。
“睡觉前，你记得院门闩好了吗？”老彭又问。
赵三清答：“闩了呀。自从王八两带个老板来家里后，我就夜夜没忘记过闩院门！”
这时，王芙蓉过来插话说：“我夜里起来上了趟茅厕，也没下雪呢。”
老彭正在查看神龛上放香炉的托板，上面积有一层厚厚的香灰，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圆圈印迹，是原本放香炉的位置。圆圈里很干净，没落一点儿灰，显然香炉被人拿走的时间不长。托板下的八仙桌上也积了灰，桌沿上有几个手印，但没有脚印。这不重要，赵三清家的房子矮小，托板离地面只有一人多高，伸手就可以拿走香炉，贼没有必要爬上桌子。老彭把桌子上的手印用相机拍了下来，他想说不准这些手印里就有盗贼不小心留下的呢。记录好勘查细节，老彭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问赵三清：“你们家怎么会有景泰蓝香炉，祖上传下来的吗？”
王芙蓉抢着说：“他们家三代穷得光屁股，祖传的尿壶都没一个。”
赵三清瞪了一眼王芙蓉，想要发火的样子，但他忍住了，勉强笑着给老彭解释：“几十年前土改时，我爹从大地主陈伯云家的神龛上拿来的。人家搬桌子凳子，我爹去晚了，就拿到一个香炉。”
陈伯云是谁老彭不知道，“大地主”三个字他听清了。他想这就说得通了。
从赵三清家出来，老彭打定了主意，先不上报葫芦镇派出所。按规定，这个案子他得上报镇派出所或县公安局，由上面来破案，老彭觉得这个案子并不复杂，他坚信自己有能力侦破它，借此机会露一手给大家看看。老彭分析，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盗窃案，因为是在大冷天的风雪之夜，偷的是完全不起眼、外行人眼里看来分文不值的东西，完全可以排除见财起意的随机性作案，怀疑对象得锁定在“有识之士”范围之内。怀疑对象赵三清也给他提供了，就是胡万金和王八两，以及那个不知姓名的外地老板。老彭不相信那个外地老板会亲自去赵三清家行窃，作案者必为胡万金和王八两其中一人，或者两人共同作案也有可能，老彭决定先调查他俩，再从他俩口里挖出幕后主使者——那个外地老板。
胡万金是在被窝里被老彭叫醒的。他睁开糊满眼屎的眼皮，双眼通红，很不耐烦地看着老彭。
老彭掀开盖在胡万金身上的被子说：“看你这样子，昨晚去偷牛了吧？”
“彭特派员，你可别冤枉好人。”胡万金边说边扯住被子，把头往被窝里缩。
“别睡了，起来，”老彭绷紧脸皮，语气十分严肃，“跟我去趟乡政府办公室，有事儿找你谈谈。”
“我没犯事儿呀！”胡万金叫屈道，“这么冷的天，你凭什么不让我在自个儿家里睡觉？”
老彭从屁股上的裤兜里掏出手铐，在胡万金的脸上方晃了晃，说：“我在外面等你十分钟，穿衣洗脸够了吧。”
“彭特派员，我这把老骨头受不了冻，你有啥要问的就在这儿问吧，我要是讲一句假话，你再铐我去乡政府，去派出所、去公安局也行。”
“那好，我问你，昨晚干啥去了？”
“不会真是谁家的牛被偷了吧？”
“如实回答，你干啥去了？”
“打牌呀，打到天快亮了才睡下。”
“在哪儿打？跟谁打？”
“就在我家打！胡二龙，陈金明，”胡万金停顿了一下，想了想，“还有村秘书赵致飞。”
“王八两没在？”
“这狗日的我都好久没见着了，他早就不来我家了。”
“你多久没见到他了？”
“有七八天了吧，上次见到他还是在葫芦镇上的一个店铺里，他见了我，就躲进后院去了。”
“你晓得他带来个外地老板吗？”
“不晓得。这没良心的、狗日的王八两是不是犯事儿了，活该！”
在来胡万金家之前，老彭去过王八两家，没找到他。老彭调查过他的家人和邻居，邻居说昨天下午看到过他，但没人见过赵三清说的那个外地老板。王八两家住在人口最稠密、房子最集中、被大狗人称为“正街”的地段，他要是带了外地人来，肯定会被人看到，除非王八两不把人带到家里。老彭也查了正街上仅有的两家旅馆，无一例外，这两家旅馆很多天都没有人来住宿了。“这么冷的天，哪会有外地人来住店。”两家老板说的都是这句抱怨话。老彭想，王八两把这个老板藏在哪儿了呢？胡万金家的可能性最大。胡万金是个准光棍汉，老婆多年前去世了，女儿出嫁到三十里外的一个村子，儿子在城里打工，家里就他一人住。他家单门独户，远离正街，就连最近的邻居也有一百来米远。
老彭到胡万金家时已经十一点多，马上中午了，胡万金家家徒四壁，夜里从不关院门，甚至连屋门都不关。堂屋里摆着个蒙着破被子的烤火架子，上面零乱地放着扑克牌。在叫醒胡万金之前，他查看了另一间房，空的，堆滿了旧衣物和生锈的农具，又乱又脏，不说住人了，估计除了老鼠，其他生物也不愿意住这儿。那个外地老板不可能住他家，这是可以肯定的。
老彭怀疑胡万金没说真话，他昨晚没有打通宵牌，至少没在他家打。虽然已近中午，天气依然凛冽，走在外面，人一呼气，一团团白雾比抽烟吐的烟雾还大，地上的积雪一点儿也没融化。老彭刚才进胡万金家时，院子里没有一个脚印，胡万金说快天亮时大家才散，那三个人出门回家的话，肯定要在雪地上留下脚印。
啥时候下雪的？
老彭在记录本上记下这句话，画了个大圆圈，将这句话圈了起来，然后打了个大大的问号。出门前，他再次问胡万金：“你真没见过王八两和一个外地老板？”
胡万金发誓道：“真没见过，谁见过，断子绝孙都行。”
“昨晚真在打牌？”
“不信你去问胡二龙、陈金明，信不过他俩，你还可以去问村秘书赵致飞！”
既然胡万金说得这么坚定，老彭想昨晚他打没打牌，找那三人一问便知。胡万金人不蠢，不会撒这么低级的谎。看来他昨晚在家打牌无疑。
老彭从胡万金家出来准备回乡政府吃午饭，走到正街时，一头碰上了赵致飞，他证实了胡万金所说不假，赵致飞说昨晚他们确实在胡家打“三打哈”（一种棋牌游戏），打到鸡叫三声时才散伙儿。赵致飞穿着厚厚的大棉袄，跟胡万金一样，双眼通红，边说话边打哈欠。
“我现在要去开会，先走了。”说完，赵致飞迈开脚步，向前走去。
老彭追问他：“从胡万金家出门时下雪了没有？”
赵致飞停住脚步，扭过头，颤抖地掏出一支烟，点上后问道：“什么意思呀？”
老彭给他解释：“昨晚赵三清家的香炉被盗了，他报了案，奇怪的是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脚印，我就是想确认一下谁知道昨晚是啥时间下雪的。”
赵致飞吐了一口烟雾，冷笑道：“赵三清家的一个破香炉，这屁大的事儿你也理？”
“人家报案了就得查查嘛，他自己说是文物呢！”
“明白了，你是怀疑胡万金偷的，我可以作证，从昨晚八点一直到鸡叫三声，我们都在他家里打牌。这个我可以拿人格保证的。”
“我问的是，你们出门时下雪了没？”
“正在下呀，不大，当时正下着米粒儿大的雪。我到自己屋时，地上铺有差不多一指厚了。”
“嗯嗯，你快开会去吧。”
赵致飞三十五六岁，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几个高中生之一，前年选上村秘书的，为人正派，办事公正，他的证词自然可信，看来胡万金亲自作案是不可能的了。但也不能排除胡万金指使别人作案的可能，譬如指使王八两，他自己故意邀人来自己家里打牌，借此洗掉作案嫌疑。
线索到这里就断了，之后好多天再也没有任何进展。胡万金没有作案嫌疑，王八两一直没出现，谁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不见王八两倒让人不觉得惊奇，自从出狱后王八两就神神秘秘的，来无影去无踪，有时一两个月闭门不出，有时出门长达半年不归家。
不见王八两也就算了，更奇怪的是那个外地老板，老彭调查了三天，没有任何一个人见过。这个人不可能从天上空降下来，跟王八两在赵三清家出现一趟后，又像土行孙那样遁地离开……怪就怪在这里，老彭问了不下百人，都说这几天没看见一个外地人来过。
案件没有任何进展，老彭有点儿焦虑了。他怕赵三清来催他破案，怕他认为自己无能，更怕他跑到葫芦镇派出所或县公安局报案。这会令老彭很难堪，甚至不仅仅是难堪，老彭还有可能因隐瞒案件而受处分。好在赵三清报完案后，就像忘记了这回事儿一样，一周过去了，他也没来过一次乡政府催问案件进展情况。那只香炉要是真有人出到一千二百元想买走，赵三清为什么没来催问，这不符合他一贯的作风。
随后几天，老彭很纠结，这个案子要不要上报，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办案能力。有时他觉得这个案子不能再拖着不报，有时又转念一想，万一赵三清报的是假案，他上报后，上面一查，那只香炉就是只土钵碗的话，他丢人就丢大了！这要被同事、同行嘲笑好几年的。思来想去，老彭想再有几天就过年了，王八两得回家过年，找到他后，再决定这个案子上不上报。也许王八两就是那个行窃的贼！再不济，也许他能提供重要的线索，譬如那个外地老板的下落。反正再有两天乡政府所有工作人员都要放春节假了，一切等到年后再说吧。
老彭的家不在大狗乡，是在离大狗乡六十公里远的五木乡一个村子里。没来大狗乡之前，老彭每年过年都要回老家，他决定今年过年不回家，他要守王八两。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错过的话，王八两这种飘浮不定的人，不知哪时才会再回来，半年、一年都有可能。于是，老彭腊月二十八回了一趟老家，和老婆、孩子团聚了半天，晚上就赶回了大狗乡政府。
老彭一连蹲守了六天，一直到大年初四，王八两也没有回家。
初五这天清早，老彭又来到正街上，在王八两家对面胡全生家的屋檐下站住，他看到王八两家的儿子王小奇正在自家的屋檐下放炮仗，王小奇十一二岁，人称“猴精”，脸颊上长了一层厚厚的青色的绒毛，不知是胡子还是汗毛，他不仅聪明伶俐，还继承了王八两的许多优良基因。他妈妈彭金妹正在厨房做早饭。王八两家坐落在正街，是一间老房子，很小，临街就是堂屋和厨房。老房子之前的雕花木窗朽烂了，都换成了新式时髦的玻璃窗，哪怕是关上门窗，也能从外面看到堂屋和厨房里面的情况。彭金妹一见老彭来了，开窗朝着他喊：“那个挨千刀的没回来，他一回来我就给你讲。”
这句话彭金妹每次一见到他来就说，说得老彭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老彭听到这句话后，很无趣地走开了。
老彭坚信彭金妹不会说假话，因为她对王八两本身就是一肚子火气，闹过多次离婚，每次王八两答应她离婚后，人又不见了踪影。王八两要是回来，让老彭逮住他，彭金妹正好可以逼他签离婚协议书。
老彭离开了胡全生家的屋檐，往前走了一段路，他突然茫然了，不晓得去哪儿。正街上来来往往都是一些拜年走亲戚的，热热闹闹的，老彭插不进去，乡政府大院又空无一人，冷冷清清的，老彭也不想回去。
老彭正犹豫不决往哪儿走时，一辆盘式拖拉机“突突突”地吼叫著开过来，拉着满满一车水泥砖，从老彭的身边开过时，拖拉机的烟囱喷了老彭一身黑烟。驾驶拖拉机的是胡二龙，半蹲在车厢水泥砖上的是陈金明，两人都住在正街，关系好得像穿一条裤子似的，常在一起。据说这辆拖拉机，也是两人合伙儿买的，一人出一半钱。老彭来大狗乡小半年了，正街上人不多，都熟起来了。老彭知道这是陈金明家在翻盖新房，陈金明家的住址就在正街的尽头，再往前二百米远的地方。从他家后面的一条小巷钻进去，也可以回乡政府大院。
老彭走到陈金明家的施工现场时，胡二龙和陈金明倚着拖拉机车头正在抽烟，见老彭过来，胡二龙掏出烟盒，拿出一支烟，递给老彭。老彭平时偶尔抽一支烟，他看了一眼烟盒，是三块八一盒的白沙烟，乡民们一般只抽七毛八一盒的银象烟，就连乡政府的干部也很少有人抽这么贵的白沙烟，老彭接住了烟，并没点上，而是夹在了耳朵上。
陈金明没话找话地问老彭：“今天乡政府上班了吗？”
老彭突然想起今天是初五，乡政府所有工作人员都要上班了。他马上看了下表，八点多了，说了句：“我都忘了今天要上班。”说完，他赶忙往乡政府大院跑去。
一进乡政府办公楼，老彭就看到他的办公室前围了七八个人。他们是来打办理身份证的证明和外出务工证明的。老彭忙了整整一个上午，快到午饭点时他的办公室才冷清起来，他也累得够呛。送走最后一个打证明的年轻人后，老彭把脑壳往椅背上一靠，后背还没挨着靠背板，他感觉耳朵边掉下来个东西，低头一看，地上有一支烟，这才想起胡二龙给了他一支白沙烟。老彭从地上捡起烟，摸出一根火柴，擦燃，往烟头上递去。香烟就要被点燃时，突然，他愣住了，直到火柴火苗烫到了手指，他才慌忙扔掉火柴梗。
狗日的胡万金和赵致飞都没说实话！那晚他们四人根本就没在胡万金家打牌！
老彭突然想起来，那天他去胡万金家，堂屋里确实放有牌桌，就是那个蒙着破被子的烤火架子，上面的扑克牌散乱着，但地上除了灰尘和一些杂乱的脚印，根本没有一只烟蒂，也没有烟灰。胡万金确实不抽烟，据说以前抽，坐牢时戒掉了，但赵致飞、胡二龙和陈金明三人都抽烟，特别是赵致飞，烟瘾蛮大的，他自己曾说过一天得抽不少于两包烟。三个老烟客一起打通宵牌，怎么可能不抽一支烟，不留下一个烟蒂？
绝对不可能！
胡万金和赵致飞都说假话了。为什么要说假话，只有一种可能，他们早就串通一气，互相作伪证。那晚他们没打通宵牌，那干什么去了？也只有一种可能，是去干了见不得人的违法勾当。
老彭再次点燃一根火柴，点燃了那支香烟，吸了口烟，开动脑子继续往下推理：赵致飞肯定跟赵三清家的案子脱不了干系，假如他没参与，就没必要帮胡万金作伪证。同样可以推理出胡二龙和陈金明也少不了参与此事，否则若是找他俩对证，胡万金和赵致飞不怕被揭穿？这就可以推断出这四人肯定是个犯罪团伙，哪怕他们没参与偷窃和贩卖文物，也一定在干其他违法犯罪的事儿，譬如偷牛、偷树等。只有一点，老彭想破了脑壳也想不清楚，王八两到底跟这四人有没有关联，若有，他在这个团伙中是个什么角色？是负责行窃，还是负责销赃？可是，王八两这人精得很，才不会做既危险出力又最多的事儿呢。
想到王八两，老彭感觉很奇怪，他怎么连过年也没回家，这说不通呀！王八两除了坐牢那三年，从未有过过年不回家的先例。这里的人都晓得，王八两特别疼爱自己的儿子王小奇，每次从外面回家，都会带回大包小包的玩具、衣服给儿子。难道王八两知晓老彭在查案，被胡万金他们支使出去，让他暂时不要回来？实在想不通了，老彭觉得可以先把王八两放一放，他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抓到胡万金、赵致飞他们犯罪的证据，摸清这个团伙到底在做什么非法勾当。
老彭预感到他们犯的事儿肯定不小，他有可能侦破一个大案。
思路清晰了，目标定下了，接下来就是考虑策略问题。把胡万金、陈金明、胡二龙和赵致飞叫来一一对质，肯定不行;给镇派出所汇报，更加不行！没证据啊，他们肯定会抵赖，上面也会觉得自己是神经病。想了整整一个下午，老彭才想好策略：他决定先不戳破胡万金和赵致飞的伪证谎言，他要用一个土办法来对付他们。这办法就是一个字：守！就像他守王八两一样，当然，不是明着守，他决定暗中观察胡万金他们，看看他们到底会干什么事儿。
说干就干，这晚老彭就开始行动了。他决定先守胡万金，胡万金家单门独户，远离人群，是犯罪团伙最理想的据点，他们干坏事前肯定要在这儿集合，或者干完坏事得在这儿会合。
初五这天正是立春，虽是晴天，夜空中密集的星星一闪一闪的，有那么几颗异常灿烂，比拳头还大，但是风依旧大，寒冷刺骨，老彭穿着厚厚的军大衣，在胡万金家旁边二十米远的一棵梨树下站着……
一连蹲守了三晚，老彭一无所获。每晚胡万金都不出门，早早就上床睡觉。第四晚，八点过一刻，老彭看到兽医陈志安来胡万金家，只待了几分钟就走了，不知他倆说了些什么。陈志安走后，胡万金也跟着出了门，老彭远远地跟着他。到了正街上，胡万金进了胡全生家，老彭走到胡全生家屋檐下时，屋门关上了，他家堂屋里很喧闹，洗麻将声哗哗啦啦地响着。
这两年，上面明令禁止赌博，抓赌也是老彭分内工作，但乡民们的赌资不大，对于一块钱一炮（级）的麻将或“三打哈”，老彭总是睁只眼闭只眼，当成乡民们的一种娱乐方式。这里没有电影院，没有歌舞厅，就连电视机整个大狗乡也没有几台，若连这种小赌也抓、进行罚款的话，他得跟一多半乡民们结下梁子，不说工作没法儿开展，就连自己能否在大狗乡待得下去都是问题。葫芦镇派出所所长王连海就是因为狠抓赌博，去年冬天某天半夜回所里时，在一条漆黑的小巷里被人打了几闷棍，装进麻袋扔在派出所门口，这起案件至今未破，全葫芦镇人不提供线索，咋破案呀！
老彭推开胡全生家的屋门时，一屋打麻将的人并不惊慌，正在抓牌的胡全生还很热情地招呼他来牌桌边烤火。老彭看到胡万金坐在桌子角边烤火，他并没有打牌，而是给旁边正在打牌的廖三胖指点如何出牌。老彭冷得有点儿受不了，在胡万金对面的桌子旁坐下。
廖三胖受不了胡万金不仅指点他出牌，还动手抢他的牌出，火气很大地说：“要不你来吧！”
胡万金说：“一块钱一炮，又不准充，小了，没味儿。”
廖三胖又问老彭：“玩不玩？”
老彭说：“我是抓赌的，看你们玩也就算了，你们这是拖我下水哦，不玩。”
这时大门“咣”的一声，进来了一个人，来人是胡二龙。
胡二龙对胡万金说：“三叔，到你家打‘三打哈，去不去？”说完，就转身往外走。胡万金看了一眼老彭后，起身跟着胡二龙出了门。
胡万金刚走，老彭不能跟着马上出门，半杆烟的工夫后他也出了门，加快脚步往胡万金家走去。刚走出正街转进通往胡万金家的小巷子时，他听到身后传来拖拉机的声音，他没在意，继续慢慢往前走。走了大约两三分钟，距离胡万金家二三十米远时，老彭看到胡万金家的门窗一片漆黑，突然想到刚才那辆拖拉机肯定是胡二龙的。他们这是出去作案了？
老彭马上跑回乡政府大院，推出自己的摩托车，去追胡二龙的拖拉机。从大狗乡出去，只有一条乡级公路通到葫芦镇，大约十五公里长，其间只有一个岔口，在离大狗乡七公里处。岔口处的另一条路是通往枫木村的村道，那是条“死路”。老彭若是骑得快，是可以在半途中追上他们的。老彭加大马力往前追，不到半小时就到了葫芦镇，没能追上胡二龙的拖拉机。老彭心想，自己的摩托车骑到时速三十公里以上，盘式拖拉机在这种路上最多能开二十公里，不可能追不上，有可能他们在半途趴窝了，自己没发现。老彭立即调转车头往回骑。
骑到岔口时，依然没能发现他们，老彭车头一扭，拐进了通往枫木村的村道。这是一段下坡路，老彭放空挡往前骑了两公里，突然看到前面距离他大约三百米左右的山坡上闪烁着两支手电筒的光束。他赶紧熄了车灯。那两支光束还在往坡上爬。枫木村，老彭来过多次，虽然是大黑天，他也知道那是个荒坡，只有石头和荆棘，没有树林，是一片新坟地。谁会大半夜里往那坡上爬？除非……老彭心里狠狠地骂了句：这些天杀的，连刚死的人他们也不放过！
两小时后，大约凌晨一点，葫芦镇派出所的民警在通往枫木村的岔口处拦住了载有棺材的胡二龙的拖拉机，并给胡万金、赵致飞、陈金明和胡二龙戴上了手铐。
一直备受县公安局高度重视、积累极大民怨、时间跨度达两年的“掘墓盗棺案”正式告破了。
警方讯问胡万金时，他不仅交代了两年来他们在酉北县内一共挖掘了六十八座刚下葬不久的死者的墓地，通过卖掉偷来的棺材，获得钱财达三万多元人民币;还交代了另一个惊天大案：赵致飞和陈金明打死了王八两，把他跟一座被掘的墓主一起埋了。果然，在赵致飞的指认下，警方从葫芦镇大井村一座坟墓里挖出了两具尸体，经过鉴定，其中一具尸体正是王八两。
据胡万金交代，王八两从来没有参与过他们掘墓盗棺的活动，王八两无意中发现了他们的秘密，并向他们敲诈一万元，就在赵三清家香炉失窃的那晚，王八两被赵致飞和陈金明骗出去打死了。赵致飞觉得处理王八两尸体的最好办法就是掘一座坟墓，把他跟墓主埋在一起，然后再恢复坟墓的原本模样，任谁也找不到他的尸体了。他们没想到的是，就在那晚，因为赵三清家的香炉失窃，因为胡万金家的堂屋里没有一个烟蒂，他们被老彭盯上了。
听到王八两的死因时，老彭吓出一身冷汗，要是那晚他没回葫芦镇派出所喊人，而是直接上去逮捕他们，想必他也会被埋进荒坡上的一座坟墓里。
老彭在县城参加表彰大会。表彰会上，老彭被记了一次个人二等功，得到了二百元人民币的现金奖励。会上，老彭发表感言时一再归功于自己坚韧的“守”字功，赢得了领导和同行的阵阵掌声。回到乡政府的当天晚上，老彭拿出一百元，买了十斤牛羊肉和几瓶二锅头，让食堂加菜，请同事喝了顿酒。第二天老彭上班时，他才从同事口中得知赵三清疯了，已被送进了酉北精神病院。这一天，王芙蓉拿着一个被破被单包裹着的东西，来到他办公室，“噗”地往办公桌上一放，说：“那只香炉找到了。”
老彭闻言一震：“在哪儿找到的？”
王芙蓉说：“他用破被单包着香炉，把香炉塞在了谷子柜的底部。今早我撮谷子去打米时发现了这只香炉。就是这个破罐子，他天天念叨，才把自己搞成了精神病。”老彭揭开被单，那只香炉完好无损地呈现出来，里面还装着一钵灰和横七竖八的香，显然赵三清连灰也没清理就把香炉包裹起来了。
老彭很奇怪地问王芙蓉：“报案之后他怎么再也没找我了呢？”
王芙蓉说：“他整天怀疑这个丢了，那个被偷了，都是些小物件，我整天守着他，拦着他，不让他来找你，不然他非得把你办公室和宿舍的门拍烂了不可。”说完王芙蓉转身往外走。
老彭赶忙包起香炉，去追她，喊道：“这个你拿走呀。”
王芙蓉头也不回地说：“留在你那儿吧，省得他哪天回来，看到又发病。”
赵三清一直在精神病院住院，再也没有回到大狗乡。一年后，老彭调到葫芦镇当了派出所副所长。又过去了二十多年，老彭从酉北县公安局副局长的位置退休了。
一天下午，老彭在公园里遛鸟，回到家后，悠闲地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一个卫视台正在播放鉴宝节目，一位西装革履、满头银发的老专家，他面前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彩色的钵头样的器物，旁边的屏幕上显示出一行白字字幕：乾隆景泰蓝香炉，估价一百五十万。老彭惊得大喊一声：“这不跟赵三清家的那只香炉一模一样吗？”喊完老彭就往书房里跑去。当年王芙蓉把香炉丢给他后，老彭没舍得扔，一直保存着，一方面，他觉得这只香炉是他的福星;另一方面，他怕有一天赵三清突然来找他拿回去，毕竟赵三清是一个难缠的家伙。
老彭从书柜底层找出香炉后，节目还播放着，老彭把它跟电视屏幕里的那只香炉摆在一起。两只香炉，无论大小、花纹、颜色，都像一个模子里制作出来的。老彭想到，每天和他一起遛鸟的老傅不就是酉北博物馆原馆长嘛，老傅是个文物专家。于是，他立即抄起手机，拨通了老傅的手机号，说：“你能赶紧到我家来一趟嘛，有个东西给你看看。”
老傅立刻来到了老彭家，他接住老彭递过来的香炉，掂了掂重量，又掏出放大镜仔细查看，嘴里一直发出“啧啧”声，说：“老彭，你从哪儿搞来的这个好东西？”
“你先看准是什么货。”
“正宗的大清乾隆年间的三足景泰蓝香炉，保存得完好无损，毫无瑕疵啊。”
“给估个价呢？”老彭开玩笑地问。
“这个不好说，看你卖给谁，卖给走私贩子，几万块钱，十来万顶天，”老傅接着又说，“要是卖给香港、北京、上海的收藏家，一百万、二百万也是有可能的。”
老彭惊叫起来：“我的天，真值那么多钱？”
“你想卖掉？”老傅问他。
老彭苦笑了一下，说：“可惜不是我的！”
第二天，老彭带上香炉，开车去了趟大狗乡。老彭差不多已有二十五六年没回来了，早几年撤乡并镇，大狗乡被撤掉了，并进了葫芦镇，乡政府、信用社、邮政所等机构都撤走了，曾经的正街纯粹成了一个小村子。
老彭来到工作过的乡政府大院，发现原先的建筑都已荡然无存，这里变成了一座饲料加工厂的厂区。他又来到了赵三清家，赵三清家的小院也没有了，他家的房屋已经坍塌，只堆着一堆破瓦和废料。正街倒是还在，原来的木屋却一座没有剩下，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二层或三层的砖楼，新建的砖楼挤占了一些原本就不宽阔的街道的空间，正街显得比原来更加逼仄和阴暗。正街上走動的年轻人，老彭一个也不认识，中年人也一样。哪栋房子是谁家的，老彭也没有概念了，他随便抓了个坐在门前抽烟的中年男人，打听赵三清一家人的下落。那人想了好一阵子，才说：“赵三清呀，那个疯子吧，死了快二十年了呀！”
“他老婆王芙蓉呢？”
“也死了，死了十好几年了。”
“我记得他还有个儿子！”
“叫赵小兵吧？好像一直在外打工，自从他母亲死后，他再也没回来过，听说好多年前在安徽那边入赘了。”
“跟这里的人都没联系了？”
“好像没有，你找他家有事？”
“嗯，还他家一件东西。”
“你去村支书家问问吧，不过我估计村支书也不晓得。”
村支书很年轻，三十岁上下，他告诉老彭的情况并不比那个中年男人多。一句话，他不晓得赵小兵的下落，也不晓得谁知道他的下落。老彭给村支书留了电话，说赵三清在他手里留有一件值钱的东西，若打听到赵小兵的消息，让赵小兵联系他。然后，老彭闷闷不乐地离开了这里。
半年后的一天清早，老彭拎着鸟笼刚出门没多远，衣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老彭刚一接通电话，电话的另一端立即传来了一个陌生年轻人的声音：“你是彭叔叔吗？我是赵小兵哦。”
老彭欣喜地说：“你是赵三清的儿子？你现在在哪儿？”
“我刚从安徽回来，就在酉北城里，听说我爹在您那儿放了件东西……”
老彭将他居住的小区和房号告诉了年轻人，让他立即来取东西。挂了电话，老彭马上返回到家里，翻出包好的香炉。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门铃响了。老彭打开房门，门外站着一个三四十岁、长相粗犷、满脸络腮胡的中年人，中年人亲热地叫了他一声：“彭叔叔，我是赵小兵。”
“进屋坐坐吧。”老彭热情地招呼道。
“不坐了。拿了东西就走，还得赶车回安徽呢。”
老彭把香炉递给赵小兵，他接过包好的香炉，看也不看，转身就噔噔地跑下楼。
东西归还了，老彭心里像卸下了一副石磨，全身轻松起来，快步地走向阳台去取鸟笼。伸手摘鸟笼时，他看到楼下停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赵小兵正打开车门上车。突然，老彭醒悟过来，冲着赵小兵大喊：“你个狗日的王小奇，连老公安也敢骗！”
此时，面包车已经发动，车屁股使劲地吐了口黑烟，往小区门口窜去。
责任编辑/谢昕丹
文字编辑/贺光普
绘图/杜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