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圣淞
摘 要 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亚太国家间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利益持续深度交融、交往互动日益频繁，亚太区域整体的网络化趋势愈发凸显。作为在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广泛利益分布的大国，中美均致力于在亚太构建长期稳定的关系网络，以加强同其他国家的联系，并打造在亚太地区实现特定战略目标的常态化路径和利益保障机制。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中美两国出于不同的战略考量，分别建立了“涟漪式”伙伴关系网络和以“同盟+伙伴”为基本元素的“轴辐式”体系两种性质、结构和功能各异的关系网络。分析发现，两国主导的关系网络在发展理念和导向上存在结构性差异，在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推动的“印太战略”相互交织背景下，中美两国在亚太区域网络化进程中的博弈将对地区整体秩序和政治、经济、安全结构产生持续影响。
关键词 亚太区域网络化 伙伴关系 轴辐体系 中美战略博弈
作为一个逐渐泛化的地缘概念，“亚太”（Asia-Pacific）本身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开放性。在国际关系视域下，“亚太”的指涉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和经济的意义范畴而非基于同质性和本土化的共有身份意识。 事实上，亚太地区的国家分布和不同国家发展状况呈高度分化态势，既包含发达和新兴经济体，也包含大量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社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国家间因领土主权、历史、民族和宗教等分歧导致的冲突时有发生。同时，亚太地区也是区域和全球性大国的利益和影响交汇之地，中美两国间的战略互动持续影响着亚太政治、经济和安全结构的演进。 “亚太地区”最早仅指“太平洋沿岸的亚洲”或“太平洋西岸地区”，随着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建立，亚太的范围横向上扩展至东太平洋，囊括了北美和太平洋沿岸的诸多国家;纵向上则南延直抵太平洋和大西洋交界处，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包括在内。范围扩大的影响不仅在于话语阐释或地理意义，更在于对既有国际格局、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结构和国家间互动模式的再定义。21世纪被誉为“亚太世纪”，作为人口总量占全球40%，经济总量、经济增长量和贸易总额分别占世界53%、70%和48%的庞大的国家集群区域，亚太地区已毫无争议地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权力中枢。
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推动了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在亚太地区深入发展;国家间交往与合作领域的扩大和利益的持续深度交融促进了亚太国家间的共有身份的认同;面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呈现跨国和跨区域蔓延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加强协调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亚太国家主观推动和多重客观因素的作用下，亚太区域网络化趋势进一步凸显。
一、“亚太区域网络化”：概念、路径与模式
社会学意义上的“网络化关系”概念认为，行为体在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行为体建立各种联系。
具有共同身份和利益诉求的行为体同处在基于一定规则建立的场域内，每个行为体都具有特定的位置安排，称为“节点”;不同行为体处在各自的节点上，通过彼此的互动而建立一定的联系，形成不同的“边”，从而将各个孤立的节点联结交织成为完整而封闭的网络系统。
关系网络的布局严格遵循以权力为基础的等级制，处于较高级别节点上的行为体拥有更大的权力，享有资源配置的优先权;关系网络并不是静态的，而是时刻处于动态调整中。行为体既可以自主选择解除或建立特定的关系，也可以通过参与社会互动争夺资本，以获得更大权力和在关系网络中定位的提升。
国际关系语境下的“网络化”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接纳了上述定义，并结合对国家间关系本质与国际社会演化规律的认知进行扩展，认为网络是国家间关系组织的特定形式，由流动开放的关系构成，包括网络节点、网络化过程和网络结构三个部分。
特定区域内国家间网络化关系的形成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具有地缘或制度同质性，以及相近的历史和经历、文明和文化渊源、民族或宗教等的国家倾向于形成更紧密的联系，在关系网络化发展中具备天然优势; 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基于共同利益诉求或对外部环境趋于一致的判断——主要是对风险挑战或威胁的认知——而寻求在双边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多边关系，形成某一特定领域的利益共同体，以达到应对共同挑战的目标。
学界总体认为区域网络化趋向是全球化发展必经阶段的表现形式。
克里斯·安塞尔（Chris Ansell）结合比较政治、公共管理、组织理论和社会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以西欧国家间关系的网络化发展为例，提出了“网络化政体”（Networked Polity）概念。他指出，区域网络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网络化政体，即在超国家层面上形成一种类似于国家治理的网络协调模式。在一个成熟的网络化区域中，存在着若干虚拟的、具备不同功能属性的“社会化机构”（Societal Association），這些机构在关系网络中负责调节国家行为体的互动行为，以确保网络化区域的正常运转，网络化运作中的所有环节均比照国内政治的运作模式展开，在“主权优先”的前提下强调集体行动的基本逻辑。
总体上，网络化区域的最终形成通过不同网络模块的叠加和共同作用实现，这些网络模块本身也是网络化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网络化关系（Networked Relationships）、网络化规则（Networked Rules）和网络化秩序（Networked Order）三部分。
亚太区域的网络化进程中同样体现出上述三个要素的重要作用。网络化关系主要指在多个双边和三边国家间关系基础上拓展形成的关系网络，其演化路径主要有两种：第一，受单一国家推动，各种关系以其为中心形成放射状演化，以中美的亚太关系网络为代表;第二，多个国家借助于既有多边平台，通过合作领域的延伸而自发结成网络并逐步延展，以东盟为代表。网络化规则是网络化区域形成的基础，是一系列旨在加强区域内行为体行动一致性、促进共同利益增长以维护共有身份认同，同时约束和规避个别行为体可能出现的破坏网络化总体趋势的规则的总和。
魏玲. 关系、网络与合作实践：清谈如何产生效力[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6（10）：39-58. 网络化秩序是网络化规则的制度化产物，是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为进一步加强对区域发展议程和区域格局塑造能力而制定的根本性制度安排。在单一国家驱动下的网络构型中，秩序表现为一种基于权力排序纵向分布的等级制;而以多边合作演化而成的网络中，秩序则表现为一种横向排列的平等结构。
中美同为在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广泛利益分布的大国，两国均致力于在亚太区域构建长期稳定的国家关系网络以打造实现战略目标的常态化路径和利益保障机制。
在这一背景下，亚太地区的权力格局也被逐步改写：中国的权力增长打破了美国在亚太的主导权垄断，为域内其他国家提供了参与区域权力分配的新选择，
由此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伙伴关系网络、以美国为核心的“轴辐体系”（Hub-and-Spokes）网络和由“东盟+对话十国”组成的“东盟10+”关系网络“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
目前东盟确立的10个对话伙伴国和国家集团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欧盟、印度、日本、新西兰、俄罗斯、韩国和美国。有关东盟内部架构的发展及其影响，参见张蕴岭. 如何认识和理解东盟——包容性原则与东盟的成功经验[J]. 当代亚太， 2015（1）：4-20. 三种国家间聚合模式均以特定的次级机制为支撑，在功能、结构和影响范围上凸显出各自独特性。
中，中國主导的“伙伴关系”网络涵盖范围最广，基本囊括了东北亚、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主要国家，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上海合作组织（SCO）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等机制，网络框架下的多边合作逐步涵盖了政治、经济、安全和人文等多个领域。
美国主导下的“轴幅体系”涵盖范围虽不及“伙伴关系”网络全面，但网络化布局的结构性和战略性更强：在美日、美韩、美澳等双边同盟基础上，进一步搭建了美日韩、美日印澳等多边同盟架构，并以“印太战略”的推进为契机，吸纳更多亚太国家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和全面合作伙伴。
在合作领域上，尽管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开始一定程度上淡化其在亚太地区同盟体系的军事化色彩，试图通过加大区域投资力度、鼓励多边和双边贸易往来等方式不断提升经济合作在网络化进程中的比重;但事实上，安全合作至今依旧是美国推动亚太区域关系网络构建的核心动力，其发展也始终围绕着维护美国在亚太乃至本土安全利益的考量展开。
相比之下，“东盟模式”的最大亮点在于开辟了一种基于非强国主导下的全新的区域治理与协调模式，强调区域主导权去核心化、管理权分散化、治理方案与目标协商化。考虑到东南亚国家普遍处于发展中阶段，发展诉求强、经济结构出口导向性明显的现实情况，东盟模式始终将经济发展作为多边合作的首要目标，在保证域内国家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建立了“东盟-对话伙伴国”的基本网络架构，不断吸纳周边国家和域外大国参与网络内互动;
与此同时，为丰富互动形式、最大限度满足域内国家差异化的发展需求、发挥对话伙伴国各自优势、促进东盟国家实现更快发展，以东盟整体为一方的多个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得以建立，并以东盟“10+1”、“10+3”和“10+6”等小多边机制为补充，不断完善关系网络架构。随着东盟模式实践范围和影响力的扩展，合作议程与领域不断丰富：除经贸合作外，政治、安全、人文等领域也相继被纳入网络互动议程，由此促进了东亚峰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东盟地区论坛（ARF）等机制间的良性互动。
尽管近年来三大关系网络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呈现出某种并行趋势，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但三者的推进速度、实际效用和影响并不处于同一水平——相较于中美两国主导的网络体系，以“东盟模式”为代表的内生性关系网络仍具有很大局限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东南亚国家普遍缺乏主导区域秩序的意愿或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国家间复杂关系现状、发展水平和资源投送能力的制约。
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美两国仍将是亚太地区网络化进程的核心参与者和推动者。
不可否认，两国在亚太区域各自主导的关系网络在很多方面存在交集，但鉴于二者在建立基础、实现路径、根本性质和战略取向等方面的明显差异，两种关系网络的竞争和博弈势必将成为亚太地区多边层面互动的基本形态。
因此，有必要持续关注中美在亚太地区网络化进程中博弈的总体走向，以进一步判断两国互动将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及在哪些方面对亚太地区局势产生影响。
二、中美亚太关系网络的构建：背景、动因与进程
（一）美国构建亚太关系网络的背景与动因
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后即开启了构建亚太国家关系网络的进程。自1952年《日美安保条约》正式生效、美日同盟关系形成开始直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相继确立了美韩、美菲、美泰、美澳和美新等双边同盟关系，完成了亚太国家关系网络的基本布局。安全因素始终是美国寻求构建亚太同盟体系的核心考量。尽管二战后的世界进入了总体和平期，但亚太地区却依旧发生了包括大规模内战、大国间的局部战争或间接战争等高烈度、持续性的军事冲突，而这其中几乎都有美国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或影响。
陶炳蔚. 二战结束与亚太地区的发展变化[J]. 国际问题研究， 1995（3）：17-22. 同时，在美苏两大超级强国及其背后阵营围绕意识形态和国际秩序展开全球范围内激烈争夺的背景下，美国在亚太构建的联盟体系也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反苏”和“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散”的战略任务。
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的中国自然成为了美国主导的亚太联盟体系的重要对抗目标。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进一步明确了美日同盟的定位，并集结其他亚太盟友，意图形成针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体系并未因共同威胁的消失而式微，相反，通过积极调整策略、一定程度上降低安全合作义务限制并扩充关系内涵，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得到进一步巩固。
与此同时，通过淡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分歧、增设“伙伴关系”框架、降低准入门槛和适用范围以扩充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关系网络，美国在新形势下获得了更加灵活机动的政策空间，进一步巩固了其全球领导地位。
在克林顿和小布什两届政府任期内，“伙伴关系”对外政策均得到了强有力的推行，但二者的背景并不相同：克林顿政府时期积极推行“和平伙伴计划”的根本目的是为尽快弥补因苏联解体而产生的区域性权力真空，主要目标是以前苏联加盟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因此意识形态导向性依旧明显;而小布什任期内的“9·11”事件成为了其积极推行“反恐伙伴关系”构建的最直接动因，对潜在伙伴国的条件限制进一步降低，甚至提出要与美国“曾经的敌手”和其他“地区和全球力量”建立新的、持久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共同消灭恐怖主义威胁。
正因如此，在这一背景下所确立的伙伴关系具有一定程度的权宜性和目的性，属于功能导向下、基于双方共同意愿、受美国主导的伙伴关系，对维护美国在亚太的关系网络发挥的作用具有较强局限性。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区域强国，打破了此前美国在亚太地区长期维持的以“权力均势”为基础的“美国体系”， 引发了美国的高度警惕，客观上促成了美国对其主导的亚太国家关系网络的新一轮转型升级。在奥巴政府任期内，美国提出了“重返亚太”的概念，并最终明确概括为“亚太再平衡”战略，意图通过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资源部署，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倾斜，以确保其自身在亚太的优势地位不被撼动。
受此推动，美国一方面巩固与亚太地区传统盟友的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展开伙伴关系网络的“扩容”。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署名文章中明确提出发展伙伴关系对美国在亚太地区领导力的重要性，并列举了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蒙古、越南、文莱和太平洋岛国作为美国发展伙伴关系的重要对象，认为伙伴国可以帮助美国更广泛地参与亚太事务，在塑造和参与一个基于规则的区域和全球秩序方面作出贡献。
特朗普政府同样重视构建亚太地区的关系网络，但选择了“印太”概念取代“亚太”，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印太战略”作为其亚洲政策的基础。
“印太”概念的提出反映了美国对其与亚洲太平洋国家间关系和对整个地区战略布局的新思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对“亚太”所涵盖的地理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传统意义上的“亚太”并不包括南亚、中亚和西亚，而“印太”概念则至少将原本不在“亚太”范围内印度洋区域涵盖进来，为进一步扩充关系网络范围提供了理论与政策基础。
第二，“印太战略”的提出强化了印度在美国区域战略中的重要性，是对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层级的提升，也具有刻意降低并淡化中国在这一区域战略排位和影响力的考量，体现了美国在未来更加借重于印度在该区域的地缘战略作用，并同时遏制中国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的意图。
第三，“印太”概念强化了美国对该区域地缘经济因素的重视。“印太”将印度洋区域提升至与太平洋区域同等重要的位置，强化了两洋之间海上通道对促进该地区乃至全球海上贸易的重要意义。印太地区拥有世界近半人口，以及广大东北亚、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国家，还包含了几个全球商贸咽喉要道。
2019年6月1日，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未雨绸缪、伙伴关系和网络化区域的构建》，详细阐述了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背景、措施以及目标。报告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指出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将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列为对美国印太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的三个主要国家。
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构建印太“网络化区域”的概念，通过将伙伴关系与联盟体系提升至同等高度，同时借助于三方和多边安全协调保障机制，共同提升印太地区网络化关系的整体水平。美国将印度列为唯一的“主要国防伙伴”，并特别强调“命名旨在提升美国与印度的国防伙伴关系达到与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和伙伴相称的水平”。报告还提出了“印太国家伙伴计划”，预计到2019年底与86个国家建立79对伙伴关系，其中包括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蒙古、菲律宾、泰国、汤加、斐济、越南和斯里兰卡12个印太国家。
（二）中国构建亚太关系网络的背景与动因
中国与亚太国家间的关系网络是中国整体对外关系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美国始终将联盟战略作为发展对外关系的核心思路不同，新中国的对外战略经历了从“结盟”向“不结盟”的重要转变。
与此相对应，在围绕自身周边环境逐步构建起亚太国家关系网络的过程中，中国的考量因素也随着环境和自身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从最初的绝对安全导向逐步过渡到安全与发展并进，再到经济合作为先，以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进而向实现整体安全的导向过渡。
20世纪50年代，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基于维护新生政权、争取国际支持与认同，保卫国家安全以及推动战后反帝反殖民运动的考量，中国加入了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
1950年4月11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生效，标志着中苏同盟关系正式确立。中苏同盟在一定程度上為新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使中国的国际活动空间得到了有效拓展。进入20世纪60年代，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霸权倾向愈发明显，且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理解方面与中国产生了明显分歧。
在1969年3月中苏大规模边境武装冲突后，中国与苏联彻底决裂，并由此进入了一个相对游离于国际社会的战略调整期。在此期间，中国与两大世界级国家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均趋于恶化，处于孤立状态，转而在“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指导下，同广大亚、非和拉丁美洲国家保持双边层面的交流，以团结其成为反美反苏的重要力量。
自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也为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客观条件：中国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战略方针，为团结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联合抗苏扫除了机制障碍。
“一条线”思想是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提出的，他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而“一大片”思想是1974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的，他说：“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呀，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参见：彭远. 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再探讨[J]. 史学月刊， 2017（3）：132-136. 整个70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的第三次建交高潮：中国先后同非洲26国、拉丁美洲13国、欧洲10国和东南亚5国建交。截至1979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20个，遍布世界五大洲。
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改善为中国的对外战略提供了充分的实践空间。进入80年代，中国开始逐步探索新的外交方式。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指出中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强调不依附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不同任何一方结盟。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中国在“结伴而不结盟”前提下发展对外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路径指导和理论支撑。与此同时，冷战的结束令世界安全形势发生重大转变，对于世界两大国家阵营的任何一方来说，两极格局的解体都意味着国家间通过安全联盟应对共同安全威胁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各国开始逐渐探索通过建立不具有强制义务性、不针对第三方、合作领域覆盖面广且机制灵活的“伙伴关系”作为联盟关系的替代，这也为中国在新形势下重塑对外交往模式、发展伙伴关系带来了重要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形成的消极影响持续蔓延，中国的国际环境不断恶化。
为尽快打开外交局面、在国际社会争取主动，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果断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总方针。
与此同时，在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进行理性评估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大重申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明确了“不结盟、不称霸、不搞军备竞赛”的原则。这一外交路线的确立为中国探索新的国家间交往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指导，为伙伴外交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安全因素是中国构建伙伴关系网络的重要推动力。亚太地区的整体安全，特别是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对中国实现自身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始终将“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作为外交的优先方向，并积极探索通过国家间合作以共同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实现区域总体和持续和平的新路径。
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的题为《推动裁军进程 维护国际安全》讲话中首次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这一安全观的提出体现了中国摆脱了冷战思维和国家间对抗的桎梏，主张国家之间建立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合作关系，以合作的方式谋求共同利益、解决冲突。在这一背景下，伙伴关系为推动“新安全观”在国家间的实践与传播、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同提供了重要的机制化路径。
在构建与亚太国家伙伴关系的过程中，“新安全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维系中国与伙伴国之间开展安全合作的重要准则。2018年，中国发布《中国的亚太安全政策》白皮书。在综合研判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最新动向的基础上，白皮书将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进一步概括为“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同时，“推进伙伴关系建设”被明确界定为中国推进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核心举措之一，并再次重申了中国“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对外战略总方针，倡导构建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
政治与经济因素也是中国发展亚太伙伴关系网络的重要考量。新中国的外交实践始于亚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求同存异”等重要的国家间交往准则也源自于中国同亚洲国家间交往互动的历史经验; 努力维护与亚太国家间良好的政治关系、增进战略互信，特别是与广大亚洲发展中国家一道在国际社会上为维护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协作始终是中国外交的核心任务。在经济领域，亚太地区是中国开展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核心区域。中国是亚太多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中有七个位于亚太地区; 在2018年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额占比中，亚太地区的总份额超过40%; 亚洲地区也是迄今中国最大对外投资市场和存量最多的目标市场。
此外，中国还是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代表的区域多边经济合作机制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五年来，中国借助伙伴关系在经济领域发挥的制度支撑作用和网络化效应，不断扩展与不同亚太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范围。截至2019年4月，中国同38个亚洲国家和新西兰等9个大洋洲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截至2018年底，中国已经同世界五大洲110个国家、国家集团和区域性国际组织建立了具有不同层级、定位、功能和内涵的伙伴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基本形成。在亚太区域，中国与域内主要国家基本建立了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形成了近30对伙伴关系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亚太国家关系网络。
黨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开始展现出更加奋发有为的一面。2012年十八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了“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表述; 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上升为国家的对外战略。
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相继提出的背景下，中国的亚太国家关系网络的建设进程获得了新的动力：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意涵强调在不同国家间实现共有身份的认同，需要伙伴关系网络的支撑;而“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可以作为伙伴关系网络框架下区域合作的基本准则而得到制度化和规范化。
从2013年到2018年，中国的伙伴关系实现了井喷式增长，在全球范围内共建立46对新的伙伴关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布最密集的亚太区域，多对伙伴关系的层级得到提升，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亚太国家关系网络化的构建进程。
三、中美亚太关系网络对比：趋势、结构与影响
总体上，中美兩国在亚太区域各自推动构建的国家关系网络的核心差异主要集中在发展趋势、基本架构和战略目标三个方面。美国主导的亚太关系网络自冷战时期形成以来延续至今，期间虽经历多次调整，但同盟体系的核心地位从未动摇。安全因素贯穿于美国亚太关系网络的演进过程中，构建亚太地区的网络化安全体系、不断提升网络整体在亚太地区战略安全互动中的协同能力始终是美国亚太政策的基石。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崛起对亚太区域权力格局的影响逐渐明显，美国开始启动关系网络“扩容”进程，通过增设“伙伴关系”定位将原本同美国相对疏远的国家纳入其战略轨道，形成了“同盟+伙伴”的“轴幅体系”基本架构。
时至今日，“轴幅体系”依旧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双边为主、小多边为辅”的运作模式。中国主导的亚太关系网络自21世纪初开始初见雏形，以多层级、广覆盖的大规模伙伴关系建立为标志。经济因素是中国亚太关系网络得以维系的基础，安全因素次之，但二者的关系相辅相成，体现出中国对外战略中一贯坚持的”发展即安全“的基本理念。
相较于美国，中国主导的“伙伴关系”网络的运作模式可以概括为“双边为先、大多边为辅”，力求在双边互动基础上，推动伙伴关系在更大范围内发挥网络集群效应，以实现更加均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强调在互利互惠的务实合作中增进互信、加强支持、形成应对风险挑战的战略合力。
（一）“轴辐体系”：美国的亚太关系网络
联盟战略在美国国家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美国历史上参与的数次大规模战争中，联盟均作为核心的战略手段得到反复实践。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参与主导建立的“反法西斯大联盟”，到战后朝鲜战争中组建所谓“联合国军”，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北约联军”等，美国始终重视通过借重盟友的力量以缓解自身的压力，实现战略利益的最大化。美国在亚太的国家关系网络也围绕联盟体系的构建展开，联盟体系主要包含美日、美韩、美澳、美新、美泰和美菲等双边同盟关系。在盟友选择上，地理方位、资源禀赋、军事实力等物质因素和价值观、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战略利益以及双方在信息情报共享和安全合作方面的意愿等非物质因素都被纳入考量范围。
每一对联盟关系的建立都基于美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双边关系的定位和战略利益的考量，因而具有独特性。
随着对区域和全球总体安全局势的判断、对威胁类型和程度的感知以及对自身对外战略目标的阶段性调整，美国在亚太的联盟类型和发展趋向不断发生改变。
尽管这一同盟体系发源于冷战时期、为应对苏联这一共同威胁而设立，但却并未因冷战的终结而消亡。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积极寻求保持、调整和强化这一同盟体系，但战略思路和对联盟体系的管理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方面，美国坚持维护其在同盟体系中的领导权，并希望借助盟友体系实现其亚太和全球战略;
另一面，美国也不断敦促其盟友在亚太区域的防务进程中承担更大责任，分担更多战略压力，以进一步降低美国的防务开支，并试图避免卷入其盟友与其他亚太国家间的争议与冲突，以充分保证自身战略选择的灵活性。
在此背景下，美国在亚太国家关系网络中引入了“伙伴关系”的新定位。这一决策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第一，相较于同盟关系，伙伴关系具有非强制约束性特征，无须缔结可能对美国国家主权造成限制的条约，也无须履行保护盟友的义务，仅通过签订行政协定即可实现。
第二，同盟关系要求双方具备共享价值观和较高的战略互信水平，而伙伴关系仅需双方以共同战略利益为基础即可形成。基于此，美国近年来在亚太地区大力发展伙伴关系以提升其对外战略资源的杠杆率，通过盟友体系和伙伴关系的相互促进，以最小的投入实现在亚太地区安全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联盟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安全属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利益的拓展，而伙伴关系具有适用范围广泛、机制灵活的优势，可以作为盟友体系的有效补充。通过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与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建立的”全面伙伴关系“，美国试图进一步拓展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利益链条，在集体安全的基础上同网络内成员国开展贸易、投资、教育、能源和环境等领域的合作。
在运作模式上，无论是同盟还是伙伴，美国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始终以双边关系为主，对三边和多边关系的倚重程度相对较低。
这一方面源于美国基于在亚太地区的现实情况和自身的利益目标而主动做出的战略选择，一方面也反映出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客观复杂性。
在美日、美韩及日韩间的三边关系发展中，这种双重制约下的发展趋势得到了典型体现，也侧面投射出影响美国构建亚太关系网络的三个核心因素：第一，美国主观上意图通过维持不平等同盟关系获得对盟友施加长期控制和影响的关键筹码。以美日同盟为例，自1945年日本战败起，美国通过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实现了完全按照自身的价值体系对日本进行改造的目标，并形成了能够对日本施加影响的优势地位。
尽管此后日本不断要求调整同美国的关系，并得到了一定程度回应，但由于日本在安全领域高度依赖于美国，因而难以形成实质上的平等关系。
从美日同盟的演进历史看来，当同盟双方在特定领域出现悬殊的实力差距，或同盟中一方对另一方具有明显依赖时，同盟关系便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强势一方更易于加强对另一方的控制。这也正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管理其同盟关系的核心手段和目标。
第二，美国主观上倾向于将双边交往作为管理盟友体系乃至整个亚太关系网络的核心手段，希望以点对点的方式直接防范或干预盟友的非理性行为，避免被卷入高代价的无谓冲突。以美韩同盟为例，1953年10月，在朝鲜战争结束仅三个月后，美国即与韩国签署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韩同盟正式形成。在朝鲜半岛尚处于动荡之际，美国决定与韩国缔结军事盟约的主要考量是加强对韩国李承晚政权的控制，防止其采取单方面”统一“朝鲜半岛的行动——这符合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所追求的长期目标，即维持一种有利于美国自身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环境。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手段就是通过维持地区的总体均势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在最有可能爆发战争的朝鲜半岛，美国试图力阻任何一个单独势力采取单方面行动再次挑起战争。尽管此后韩国在美国的援助之下实现了经济腾飞，令自身在美韩同盟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但朝鲜半岛的防务始终是美韩同盟得以存续和发展的根基。
第三，美国不同盟友间的关系水平对“轴辐体系”下的多邊协调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而美国的干预始终未能发挥预期效果。以日韩关系为例，两国关系的持续紧张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美国试图将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整合为三边同盟的进程。
自1956年两国签署《日韩基本条约》并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日韩关系始终在不断摩擦中曲折前进。2003年以来，两国关系因历史问题和领土主权争议而长期陷入僵持状态，也波及了美日韩三边关系。美国作为两国共同的盟友一直努力试图调解日韩矛盾，但收效甚微。
019年上半年，日韩矛盾再度激化。双方围绕二战劳工索赔、韩国解散”慰安妇“基金财团、韩国舰艇雷达锁定日本预警机等事件展开了激烈交锋。8月，韩国政府宣布废止韩日于2016年签订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作为美国力促达成、旨在提高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的关键举措，韩国此次的单方面行动将进一步加剧日韩矛盾，也令美国试图推进的三边同盟体系建设再度受挫。
（二）“涟漪式网络”：中国的亚太关系网络
冷战结束后，“伙伴关系”在世界多国得到了场景丰富的外交实践，在结合各国具体国情和交往特色的基础上形成了多种类型、层次和范围的伙伴关系。中国在构建伙伴关系网络的过程中既借鉴了他国的成功经验，又结合了自身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外交经验，形成了独特的“涟漪式”伙伴关系网络。这一特色在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基本架构、运作模式与功能属性等方面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的伙伴关系发展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21世纪初起逐渐呈现网络化趋势，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从区域到全球的发展过程，逐步形成了以大国伙伴关系为“点”、以陆海邻国伙伴关系为“线”、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为“片”、以多边组织的伙伴关系为“体”的全方位、立体化伙伴关系网络。
“涟漪式”关系网络结构深刻地体现了中国根植于自身传统文化、关系理念和社会实践所形成的交往模式和秩序观。费孝通在其关于中国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研究的著作《乡土中国》中，用“差序格局”来形容中国社会中的人际交往模式，即以个人为中心，通过社会互动逐渐延伸与其他个体之间的联系。这一过程如同水面上泛开的涟漪，“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受此影响，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由内向外延伸，成为伙伴关系网络乃至中国整体对外战略的重要理念支撑。中国的“涟漪式”伙伴关系网络充分尊重关系演化的一般规律，主张以包容和平等原则接纳更多的国家进入关系网络参与互动。不同于美国在对外关系中以双边关系为基础的扁平化发展路径，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以“圈”为纽带将中国与其伙伴、不同伙伴之间联系起来，具有的高度延展性和灵活性，为双边、三边和多边关系的均衡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
总体来看，中国的“涟漪式”伙伴关系网络以中国为圆心，形成多个同心圆“关系圈”，呈涟漪状逐步向外扩散。其中，每个同心圆都代表着一个特定的伙伴关系层级，同中国建立有相同层级伙伴关系的不同国家在同一个圆周上分布开来。与此同时，处于同一层级上的国家间也自然而然地借助这一平台建立联系，共同塑造着伙伴关系网络的发展趋势。
各个同心圆根据伙伴层级由高到低、关系由亲到疏的顺序从内向外逐渐发散，主要分布在六个层级上：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层级上，包括了巴基斯坦（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哈萨克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泰国;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层级上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蒙古、塔吉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和乌兹别克斯坦;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层级上，包括了韩国、印度、斯里兰卡、阿富汗和孟加拉国;在战略伙伴关系层级上包括科威特、土库曼斯坦、卡塔尔、吉尔吉斯斯坦、伊拉克、东盟和七个太平洋岛国（斐济、萨摩亚、密克罗尼西亚、汤加、瓦努阿图、巴布亚新几内亚、库克群岛，纽埃）;在战略合作关系层级上包括菲律宾、文莱、土耳其、阿拉伯国家联盟与马尔代夫;在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层级上包括尼泊尔、东帝汶、“中日韩三方”，以及新加坡（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以色列（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和日本（战略互惠关系）。
“涟漪式”关系网络的包容性和平等性主要体现在伙伴关系的准入条件和对整体关系网络的管理方式上。在“结伴而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指导下，中国摒弃了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坚持将同不同国家关系的现实发展水平、双方的共同诉求和意愿作为核心依据发展伙伴关系网络。因此，“共同发展”始终是中国与伙伴国之间形成凝聚力的重要观念基础。在亚太地区，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在规模、数量和多元化程度上均明显优于美国的关系网络，涵盖范围不仅包括了被美国长期视为“前沿地带”的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还延伸至美国关系网络分布相对薄弱的中亚和中东地区。
不仅如此，中国的伙伴关系更强调关系的平等性和协调性。与美国在对外关系中简单地以“盟友”与“非盟友”、“伙伴”与“非伙伴”的二元对立标准相比，平等性是中国推进伙伴外交过程中始终坚持的核心原则，即不论国家大小和贫富，在发展伙伴关系时一律遵循相同标准;坚持以相同标准对待同一层级上的伙伴关系;在伙伴关系提升过程中，坚持以关系的现实发展水平为基础，为不同国家提供平等的伙伴关系升级空间。
经过多年的发展实践，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结构不断完善，层级不断丰富，内涵不断扩展，合作领域不断延伸，为不同国家与中国发展伙伴关系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和充分的提升空间。总体来看，中国的伙伴关系名称由修饰语和主体两个部分组成。其中，主体部分是对伙伴关系性质的基本定位，目前主要包括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等十余个级别;修饰语根据与不同国家关系的特点和需求而量身定制，包括对合作领域的强调，如“中国-以色列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突出双方在创新科技领域的巨大合作潜力;
在众多层级的伙伴关系中，具有“战略”属性的伙伴关系重要性相对更高，是中国与伙伴国之间战略互信提升和战略利益融合度加深的体现。
对战略概念的阐释和理解高度依赖于其所存在的语境，因此不同国家对战略含义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随着中国外交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战略”的内涵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军事安全范畴，而在不同场景中得到了差异化的阐释。在中国与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的语境中，战略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强调关系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维护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始终是中国外交的核心目标之一。发展与亚太国家间长期稳定的良好关系是中国实现自身更大发展和提升国际地位的基础。第二，强调与特定国家在特定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在亚太地区，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地区影响力以及其在地缘政治、安全与经济中的重要性存在差异，因而与中国形成了多个利益交汇点。通过建立战略关系框架，以进一步突出合作重点，强化伙伴关系的发展基础，并为进一步深化合作提供政策支撑。第三，强调关系的共同身份和利益属性。作为东方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中国在亚洲地区具有传统的影响力，也同本地区的许多国家建立了文化观念共识基础上的密切联系。在近代亚洲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同一些亚洲国家共同经历了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并在二战结束之后的反帝反殖民运动中团结一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本图为中国在亚太区域的伙伴关系网络示意图。笔者以“同心圆”表现这一网络的基本架构，目的在于凸显“涟漪式”结构的基本形态、为展现中国同不同亚太国家间伙伴关系水平提供具象化参考。但鉴于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自身的复杂性、受中国和伙伴国主观因素以及多重客观因素的影响，部分伙伴关系的等级和位置并不能完全反映双边关系的现实情况。特此说明。
四、中美在亚太区域网络化进程中的博弈：态势及展望
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12月发布的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已全面进入“大国竞争”时代。中国被明确界定为试图改变战后国际体系基本秩序、意图同美国在各领域展开竞争、争夺全球主导权的“修正主义大国”（Revisionist Power）， 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和挑战美国国家利益、经济与价值观的“战略对手”（Strategic Rival）。
这一表态将中美未来战略互动的基本面定性为“竞争”，具有强烈的零和博弈色彩。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交汇的关键地带，也是两国发挥各自实力对该地区形成影响的重要角力场。事实上，长期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演进思路始终是在“遏制-竞争”与“接触-合作”两种趋向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在当今亚太区域网络化进程深入推进、美国对华战略明显向“遏制-竞争”倾斜的背景下，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博弈势必将从双边过渡到多边，产生多领域、多层次、大范围的“溢出效应”，对亚太地区国家交往和发展模式，以及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秩序产生持续影响。
（一）基本态势
区域网络间的对抗，本质上是地区秩序和领导权之争。这一点已在中美亚太战略博弈中得到了较为明显的体现。总体来看，尽管当前双方博弈仍很大程度上处于“美攻中守”的格局之下，但随着中国周边乃至整体对外战略正逐步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中国同亚太国家交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均显著增强，加之中国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令交往合作领域和利益范围不断扩展，未来中美博弈的格局很可能将随之改变，由“攻守态势”（Offensive-Defensive）转入长期的“战略相持”（Strategic Stalemate）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造成中美博弈态势不断加剧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华主观认知的改变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强硬政策导致的双方对抗升级。
在美国看来，中国在亚太地区地缘影响力的迅速跃升已经令其在某些领域获得了“事实主导优势”，且随着优势扩大，美国长期以来苦心经营的地区领导地位和影响力水平势必将被逐步蚕食，如不及时采取干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将遭受严重损失。
不仅如此，区域性的权力转移将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合法性带来强烈冲击。受这一基本认知影响，美国坚持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形象纳入“安全化”框架，并不断提升对中国的威胁感知，采取一系列”以强制强“的应对措施，包括进一步提升自身关系网络的战略属性，加強同网络成员国家的合作，提升成员国对美国领导体系的依附度和忠诚度;积极参与东亚峰会、东盟”10+“机制以及美国-东盟峰会等亚太地区多边框架下的互动，以体现美国对这一地区的重视。
与此同时，美国利用中国同部分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挑起矛盾、破坏中国主导的亚太关系网络架构;对中国同他国正常的经贸合作与安全交往进行“污名化”、大肆渲染所谓中国“经济侵略”、“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霸凌主义”，诋毁中国在亚太的形象和声誉;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刻意强化在亚太周边海域的军事存在，对中国形成战略威慑;
在涉港、涉台、涉疆、涉藏等中国主权的问题上不断采取极限施压政策，逼近中国战略底线，令中美博弈的紧张度和复杂性不断升级。
面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对华不断施压的现实，为维护自身利益，中国一方面对美国的强硬措施采取了有理、有力、有节的回应;另一方面也不断重申自身亚太政策的和平本质，强调对外战略的出发点是为完善现有区域和国际秩序发挥建设性作用，而非意图颠覆，并通过加强同亚太国家间的务实合作确保伙伴关系网络的稳定，努力提升同域内国家的战略互信水平、维护自身“负责任大国”的积极形象和良好声誉。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中美两国在推进各自主导的亚太关系网络发展中所遵循的理念和定位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两种关系网络事实对立的局面。
（二）趋势展望
为维护自身在域内的长期战略利益，区域强国往往会采取硬实力和软实力相结合的多元化手段推动区域按照自身对外战略规划方向发展。其中，安全防御、区域治理和经贸交往体系的建立和维护是硬实力的集中体现;文化吸引力、发展理念、社会和政治制度等价值观层面的传播则是软实力的代表。在当前中美基于亚太地区网络化背景下展开的博弈中，上述各层面的交锋正以不同形式塑造着双方博弈的走向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首先，鉴于两国对自身在亚太地区安全利益的界定存在矛盾，未来中美关系网络框架下的博弈或将对区域总体稳定造成一定压力。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追求的核心战略目标始终是维护美国主导下、“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秩序，防止出现有能力或有意图挑战美国区域主导地位的强国。
基于此，美国的“轴幅体系”始终突出安全主导，强化风险防控和危机下的战略协同，本质上是基于“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而建构的具有排他性和潜在进攻性的“防护网”。近年来，中国经济、军事和政治影响力的显著提升引发了美国的高度关注。中国也因此成为了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再次锁定亚太的首要目标。为进一步制衡中国持续增长的地区影响力，延缓甚至消除权力转移的可能，美国调集在亚太地区的主要战略资源以全面遏制中国崛起。其中，亚太地区的关系网络是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重要基础：通过加强与条约盟国和伙伴国的安全关系，以保证美国主导的西太平洋安全架构的持续稳定;防止中国主导东亚地区局势，以维护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国的地区力量平衡。
相比之下，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主要是维护区域整体稳定、为实现自身更大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实现手段主要是通过深化务实合作，提升中国同亚太国家间的利益交融度，以共同发展推动观念共识形成，尽可能延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最大限度提升自身在该区域的战略行动空间。在积极倡导包容性协商合作的政策背景下，中国的“涟漪式”伙伴关系网络得以自本世纪初起不断实现扩容升级，并逐渐与“轴幅体系”产生交集。对于其他亚太国家来说，在中美未来在亚太地区可能形成的”双领导体制“下——即美国继续掌握军事安全领域的主导权，而中国逐渐掌握经济贸易领域的主导权，形成两个大国在不同领域“分而治之”的局面
——做出抉择将变得更加困难，而选择同时参与两个关系网络就不可避免地要在两国间谨慎地寻求平衡。
其次，经济因素在中美博弈中的权重将不断上升。近年来，在中国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进程中，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在促进理念传播、引领务实合作和开拓合作领域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截至目前，绝大多数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亚太国家已与中国签署了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官方文件，关系网络的集群化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
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先行参与者，亚太地区伙伴国为打造“一带一路”示范项目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客观上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对美国的“轴幅体系”的吸引力产生了一定的制衡作用，在盟友和伙伴国相继宣布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背景下，美国开始意识到经济主导权对其维护亚太地区整体主导地位的重要意义，进而着手调整战略目标、将经济合作迅速纳入“轴幅体系”的网络互动议程中来。在特朗普政府上任后推出的“印太战略”中，除传统的安全防务合作外，经济议程的占比明显增强，并特别提出了美国在未来5至10年内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伙伴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开辟新的商贸通道、扩大双边和多边贸易额的目标。根据美国的设想，未来在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将通过新规划的“亚非增长走廊”逐步实现，吸引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亚太发达经济体参与，共同加大对区域内具有战略要冲地位的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初步形成南亚次大陆的“公路网”和印太“港口链”。
由此看来，“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具有明显对标“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未来二者在亚太地区的同步推进势必将在涉及投资、标准和能源等领域展开竞争。
最后，中美在亚太地区网络化进程中的博弈还将在价值观层面有所体现。自战后美国确立全球霸权以来，通过传播以“民主、人权、自由”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在全球范围内扩大“民主国家”的范围，以自身的价值观为基础实现对国际体系的改造和控制始终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终极目标。
在构建关系网络的过程中，“普世价值”的传播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在美国看来，具有相同或相近价值观的国家更值得信任——这反映出在“民主和平论”的深刻影响下，美国始终坚信只有选择民主国家作为自身的盟友或战略合作伙伴、共同抵制或消除来自非民主国家的威胁，才能真正达到安全防御的目的。
而通过关系网络的不断延伸，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并认同“普世价值”，进而主动参与到民主化进程中来。随着民主国家范围的扩大，非民主国家的生存空间将进一步缩小，直至最终消失。
相比之下，中国发展伙伴关系网络所依赖的理念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倡导包容性，如“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和“协和万邦”思想; 倡导和谐性，如“以和为贵”和“天下大同”的思想，以及“王道”而非“霸道”“尚德不尚武”“和谐共生”思想等。
中国对伙伴内涵的界定不仅包含了“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而采取一致性行动的合作关系”这一层西方普遍接受的含义，还包括情感、道义和文化因素，即希望伙伴关系不是单纯因利益而形成的物质联系，而是具有“相互扶持、同舟共济”的特质，并体现出因文明和文化的共通性而相互吸引、自然形成的观念共识。基于此，中国在伙伴关系建立过程中所参考的因素更加多元，不仅包括共同利益，还包括共同或相似的历史经历和文化渊源等。也正因如此，中国的伙伴关系得以成功跨越不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体系的限制，而在短時间内迅速形成网络化的结构布局。相较于美国，中国伙伴关系网络在延展性和兼容性上独具优势，即使在局势极为复杂的中东地区，中国也能够成功地与因政治和宗教派别、领土争端与历史问题等复杂矛盾而形成对立的国家同时建立起形式和内涵各异的伙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联通各国的渠道和纽带作用，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五、结语
一直以来，多边主义都被认为是当今国际合作的发展趋势。制度主义认为，多边合作因能有效地提高国际交往中的信息透明度和结果可预测性而备受推崇。总体上，多边合作有助于提升区域一体化程度，推动国家间交往模式的机制化和利益融合度，对区域稳定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亚太地区网络化进程不断深入的今天，中美在两国主导构建的区域关系网络框架下的互动将对地区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维护自身和平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同广大亚太国家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符合现阶段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中国的亚太伙伴关系网络尚未达到发展成熟阶段，未来仍将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网络化和制度化水平有待提升。近年来，以中国外交的总体转型为契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建设进程明显加快。大量新的伙伴关系在短时间内迅速进入关系网络，同时又有一批既往伙伴关系得到了不同层次的升级，导致关系网络的整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被改变。在这一背景下，应对维护伙伴关系网络正常发展的相关机制进行调整，特别是应加强对不同层级的伙伴关系的定位、性质及内涵的阐释。与此同时，进一步推动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各领域务实合作，使伙伴关系的内涵得到充分实践。其次，伙伴关系的风险防控体系和争端解决机制亟待完善。尽管目前中国已同亚太地区各主要国家间建立了伙伴关系，且层级不断提升，不少伙伴关系已经具有“战略”属性，但事实上，由于中国与一些伙伴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仍待解决，相应的伙伴关系层级并不能反映现实关系的发展水平，且双方还有可能因既有矛盾的激化而引发冲突。因此需要逐步建立相应的风险防控与争端解决机制，以避免影响伙伴关系的未来发展。最后，应继续探索与美国主导的关系网络在亚太地区的长期良性互动与协同发展的可行性路径。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关系网络在涵盖范围上具有较高重合度，在功能和目标上存在互补性，具备合作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能否摒弃偏见、求同存异，推动两种关系网络架构协同发展，将成为亚太地区未来能否实现长期稳定和繁荣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加强在有共识和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中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互信水平、共同发挥大国领导力，可以极大地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安全和经济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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