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张闻天的一生，有过辉煌，也经历了磨难。他虚怀若谷的学者风范，忠贞不渝的政治信仰，中流砥柱的坚强力量，谦逊包容的民主作风，所彰显的是经天纬地的伟人风范和春风化雨的人格魅力。
一
张闻天在17岁那年考入河海工程专業学校（即今河海大学）。他在这里完成了国文、英文、绘图、物理、化学等学业，其中英文的“译读写作”训练，使他可以顺畅地阅读英文书刊报。他在这里阅读了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五四运动时期，长于写作的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社会问题》，文章中提出“劳农界人”（指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还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纲领。
理论的启蒙，现实的召唤，张闻天就这样把自己的志趣从工程技术转向了社会问题。五四运动时期，他不仅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还在《时事新报》《少年世界》《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一个19岁的青年在时代大潮中，笔锋初露，显现出不凡的文字功力和深远的洞察力。
五四运动后，他和好友沈泽民一起赴日本留学。此时，他写文章、译书稿，已经成为常态，因为他的生活和学习的经济来源都指望稿酬。在日本只待了半年左右，他们又回到上海。他开始对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21年4月9日，他完成了第一篇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发表在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
他还被朋友介绍去中华书局工作，担任“新文化丛书”的编辑。这是一套以介绍欧美社会科学书籍为主的丛书。他参与编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主义初步》《欧洲政治思想小史》《社会问题总览》《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等。由此，他接触到欧美前沿的社会思潮，在反反复复的思考比较后，认定了中国“自然不能不走社会主义一条路了。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
从1921年到1924年初，他在《小说月报》《创造周刊》《东方杂志》《少年中国》《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译作和评论文章。不到三年的时间，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有50多万字。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的他的专集或与他人合集就有柏格森《笑之研究》、韦鲁多·柯尔《柏格森之变易哲学》、安特列夫《狗的跳舞》以及《倍那文德戏剧集》等九种之多。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已引起新文学界的瞩目。
他的文学创作才华也远播海外，美国旧金山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友们邀请他来美国，和他们一道开展社会活动。当时，旅美的知识分子在旧金山成立了“美洲中国文化同盟”，并与致公总堂签约合办《大同报》，他是“同盟”推定的《大同报》编辑。1920年9月，他乘远洋轮船来到了美国旧金山，开始了勤工俭学的历程。
虽说有份编辑工作，但月薪只有40元，而且常常拖欠薪水。他不得不把大半时间用在翻译、写稿上，以稿酬贴补生活。他的译作中当以译介倍那文德的戏剧影响最大。鲁迅读了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由张闻天翻译的倍那文德的《热情的花》和“译序”后，也产生了介绍倍那文德的兴致，特意从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论文集中，译出《西班牙剧坛的将星》，并说此文是因为看了《小说月报》的译作《热情的花》和“译序”而写作的，“所引剧文，用的就是张闻天先生的译本”。
张闻天
短暂的美国生活，令他黯然神伤，“觉得中国是可怀的”。他说：“我恐怕在美国是永远孤独的人。”1924年1月，他又乘远洋轮船回到上海，再到中华书局担任编辑。除了本职工作就是文学创作，他创作了长篇小说《旅途》，并在《小说月报》发表，创作了三幕话剧《青春的梦》，并在《少年中国》发表。应该说这是个姊妹篇，是“恋爱与革命”文学创作之滥觞，给当时的读者以新的阅读刺激，实是耳目一新的作品。
在中华书局工作半年多以后，他又来到重庆，先后任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英文教员、川东师范学校国文教员。他儒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倾倒了许多学生。当年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李伯钊回忆说：“我们那时只知道他是从美国回来的，很佩服他，感觉这人很有学问，英文教得很不错，是一般英语教员所不及的。……在我们的印象中他是很受尊敬的，他教英语发音准，对学生很精心。当时知道他在文学方面有才能，是参加了文学研究会的。”
不仅英文教得好，国文也教得好。他的学生刘孟屏晚年回忆说：“张老师给我们教的是白话文，通过学习我们很快就学会了作文，不用打草稿，一写就是一千多字。所以，同学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我们在图书馆看到过张老师的作品，对张老师很崇拜。下课后，我们和同学们经常找张老师问功课、摆龙门阵。……他还教我们写小说和散文，组织我们出壁报。”
1925年6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由中共上海地委派送到苏联莫斯科，入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通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这批中国学生中是唯一留学日本和美国的人，因此担任了学校的英文翻译。他的这段经历，兼之在国内已是知名的新文学家，使他很快便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突出人物。同学们都“蛮崇拜他的，他也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上海市人大原常委黄浩与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黄浩晚年回忆说：“我对张闻天同志总的印象是好的。他能写会讲，逻辑性强，总是以理服人。讲话文雅，人家很激动，他很沉着、稳重，任何情况不发脾气。善于写文章，每次墙报总有他的文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他由共产国际东方部和联共中央选送，入红色教授学院（这是苏联的最高学府）深造，同时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在此前后，他已与吴亮平合译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校订了李敬永翻译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他投入了很大的精力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多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得到了学院导师的高度评价：“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掌握是令人满意的。适合于做专业工作。”
二
1931年1月，张闻天和杨尚昆结伴而行，由莫斯科回到上海，2月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他是政治局常委，进入了中共领导高层，负责宣传工作。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期间及进入中央苏区后所犯的“左”倾错误，他毫不讳言自己所应担当的责任，并在后来一再检讨这一错误，以从中汲取教训。
他与博古的区别在于，在一些具体的策略方面，他也有一些反“左”的主张。例如，1932年3月初，他就不主张在白色恐怖严峻的上海盲目地举行“总同盟罢工”，认为这是“空洞的叫喊”。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很多人以为敌人“不会再向苏区与红军进攻”，他却说这是“左倾的空谈”。
他与博古的公开的意见分歧始于“福建事变”，当时十九路军有意与红军联合反蒋抗日，红军此时正遭遇严酷的第五次“围剿”，如果此时采取与十九路军合作，那么就正如后来的遵义会议所指出的，“我们完全有可能粉碎第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为另外一个局面”。博古拒绝张闻天的正确主张，放弃这一“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仍然把十九路军当作敌人予以排斥，致使红军失去化险为夷的“重要关键”。
博古将军事决策都交予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张闻天对此很不以为然，对博古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他们的分歧就这样越来越表面化，难以调和。李德知道后很着急，让博古去找张闻天谈，并带去他的意见：“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言外之意是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应该抱成团，张闻天没有理睬。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张闻天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说这是李德、博古的“一箭双雕”。杨尚昆回忆说：“后来博古就想把闻天排挤出领导核心。闻天同志被派到政府工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这对闻天同志来说倒是件好事，因为这样一来，他同毛主席接近起来了。毛主席对闻天施加影响，慢慢地看出张闻天是可能争取的，到长征出发的时候，洛甫（即张闻天）和毛主席还有王稼祥就走到一起了。到遵义会议，张闻天同博古分开，可以说完全决裂了。”
张闻天、毛泽东在特殊时期走到了一起，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接触，他对毛泽东实事求是的作风由衷地佩服，一改上海时期对毛泽东的偏见。长征途中，他与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三人一路行军一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他后來在一篇文章中说：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他们从通道会议到猴场会议，根据实际的军事形势，一次次地改变行军的方向，使红军绝处逢生，转危为安。
在遵义会议上，正是张闻天的那篇“反报告”起了重大的作用，为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1935年2月，红军中央纵队行进到“鸡鸣三省”，张闻天就是在这里被中央推举负总责。2月8日，中央纵队到达扎西，他在这里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这份文献是在他的遵义会议“反报告”的基础上，并依据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等的发言而起草出来的。决议系统地论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集体创造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
张闻天
他在谈到遵义会议的功绩时说过：“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他尊重毛泽东，凡事与毛泽东商量的做法，引起党内有些同志的异议，说他不该老是跟着毛泽东跑。他听后置之一笑，坦然地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三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后的第二天，张闻天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应对和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在大家畅所欲言后，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西安事变的意义在于“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处在历史转变的关头，当务之急要“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预见到党的工作会有转变，那就是“要转到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
党中央根据形势变化，形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事变发生六天以来，“现象和本质显得更充分”了，所以，我们的方针也应该有所调整，要比以前“更进步”。我们的方针是“坚持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表示“不站在反蒋的立场”，我们应以抗日为中心，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对于蒋介石的处置方针应该是“和平调解”。
会后，他又致电正在西安的周恩来，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中共中央的策略：“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并说在和平解决事变的六项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上赞助中国统一，一致抗日”。蒋介石口头承诺了六项条件，随之便安然地离开西安。西安事变在波谲云诡的背景下得以和平解决，一场祸及华夏大地的内战得以避免，一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就要爆发。
1937年2月，国共双方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进行了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难。7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决定对蒋介石采取强硬的方针：“我们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蒋谈之方针。请你们回来面商之。”
面对中共的强硬态度，加之日军又一次发动了侵占平津的进攻，蒋介石不得不改变了态度：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张闻天立即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在三原迅速改编，编为三个师，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