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在应对这次前所未有的困难当中，我们要把国内、国际、国家之间的“来来往往”，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新的高度。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要用更高水平的开放来应对这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前，中国經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主要来自于一些重大事件。
重启“互联互通”
最突出的两个事件，一是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战，二是新冠病毒向全球蔓延，给全人类带来了公共卫生危机。
这两个重大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机制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人类的来来往往、互联互通、全球化，已经达到有史以来一个非常高水平的时候，当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高度依赖来来往往时，发生了突发的冲击：一是通过强加的高关税，让各国贸易流量大幅度下降;二是病毒的危害导致人们被大规模隔离，国和国、城市和城市、地区和地区的正常来往受到阻碍。
这两个事件，从反面教育我们，来来往往非常重要，因为它一旦受到挫折，会带来经济流量难以想象的下降和冲击。因此，我们在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时，应该高度重视，在重启经济过程中，把一个重点放在重启“来来往往”“互联互通”，因为“互联互通”对经济的增长有决定性的意义。
如今任何一个地方、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不可能关起门来实现财富的生产，实现真金白银的收入。任何财富的生产活动都要和他人来往，和其他地区、其他国家来往。
可以说当代的财富是在来来往往当中生产的。在来来往往过程的节点上，通过这些节点不断向外部辐射，然后构成了一种连接。
今天财富和经济的生产过程，和古代人类来往的方式有很大差异。早期一个地方的大多数活动只是在一个狭小特定的范围之内完成。比如一个村庄的农业活动，财富和经济增长都是在本村庄之内完成，只有极少部分人去赶个集、买卖东西。但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现代化以来，来来往往的水平越来越高。这个道理在于，在来来往往当中，分工才能达到更高水平;不同地方的人，不同地方的企业，才能择专而精，选择生产它最有效率的东西，然后用所生产的东西，去和其他各方交换生产资料。
这就是来来往往的经济，这也是我们所有的经济政策、经济行为当中要高度重视来来往往的根源。
一个地方的政府当然要为本地人民服务，但是仔细观察各个地方的人民，要提高收入，要从事精神文明生产和物质文明生产，就一定要和其他地区来往。
所以今天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仅要为本国人民的物质增长和精神需求服务，也要为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来往服务，要确保互联互通，确保来来往往，不断提高来来往往的水平。
向更远地方开放，提供更多服务
在来来往往当中都要打算盘，包括个人和个人，家庭和家庭，企业和企业，地方和地方。算盘打得最好的是打大算盘。
什么是大算盘呢？从经验来看，就是主动给其他地区，其他人提供服务，提供得越多，算盘打得越大，收入水平就越高。
从长三角的调查来看，洋家乐度假村如果只对德清本地区人们开放，只对湖州人民开放，绝对不可能一个晚上收入达到5000元。只有面向上海、杭州、香港，或是更远地方的人们开放，才会有这么高的收入水平，这就是大算盘。
2019年，上海的金融交易总额达到了1933万亿元，2019年我国的GDP是990865亿元，这肯定不只是给上海人、上海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反过来，更重要的是，这1933万亿元的金融交易总额，不仅仅是上海人民、上海企业的储蓄，这个资金来源于全国各地、方方面面，部分来自于境外。
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思路来看，什么叫一个网络当中的重要节点？它就是给别人提供的服务多。中心城市也罢，核心城市也罢，增长极也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给别人提供的东西多。
比如曼哈顿城只有60平方公里的面积，可是我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阿里巴巴，要跑到纽约去上市。因为纽约能给出那么大的资金量，当然这个资金量不是纽约人的储蓄，是吸收了全球的资金。这个经济规律就是，你越给别人东西多，资源就越往这个地方汇集。
现在没有一个地方不提招商引资，但是要想好招来干什么？招商引资不是招来了关起门来为自己服务，而是提供最好的条件，让企业可以为更广大的地区、更广大的市场提供服务，最好是为全球服务。
过去我们有很多规划上的用语：城市圈、城市带、一体化。比如长三角一体化，我也想过很久，“长三角一体化”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绝不是说，要把长三角这几个省、市的人搬到一起住，也不是要构造另外一个城市圈、经济圈或者经济带，根本在于增加城市之间的来来往往的层次、频率和多样性。
减少“来来往往”的障碍和摩擦
从村庄、集市、城镇，再到中心城市，不是由它的行政级别来决定的，而是由它集聚的能量和给其他人提供的服务决定的。你的产品辐射得越远，你的影响力就越大。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不是人口最多的城市，不是占地面积最广的城市，而是提供的服务、提供的产品最多的城市。其他人得到你的服务越多、享受你的产品的范围越宽越好，这就是大算盘。大算盘会在我们应对前所未有的危机的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我们往往误以为来来往往司空见惯、没有多大意义。有时候我们看着街上也很难理解，怎么需要这么多车？因为现在社会生活高度分工和协作，需要很高投资的基础设施，才能提供这样的来来往往。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经济政策、经济观念、经济行为当中，减少对来来往往的障碍和摩擦。摩擦系数越高，很多活动就会停止;摩擦系数降低，很多活动就会活跃，经济就会活跃。
应对疫情的过程中，“长三角一体化”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几个月我在不同的地方做调查，深有体会。到一个省市去，要核查省码，到地区去，要核查地区码，到另外一个地区又要另外一个地区的码。但是上海到杭州，就只需要核验一个码。不要小看这种便利性，长三角一体化带来的便利性，会大大刺激经济来往的需求。来来往往当中，思想会激发思想，新的创新会激发新的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不是靠资源投入，而是靠效率，靠专业化，它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高水平“来来往往”的实质是市场本位的全球化
当然，仅仅是长三角城市群高水平的來来往往还不够，还要有更大的发展。现在因为中美贸易摩擦，国内国际都对全球化产生很重的阴影，全球化还能不能继续、还能不能重回过去的水平或者超越这一水平？
我的观点是，全球化从来都是两个层次：一是国别之间的全球化;二是市场本位的全球化。
去年5月我访问华为，华为给我的信息非常清晰，是美国政府的少数人在遏制华为，不是美国在遏制华为，尤其不是美国的企业和产业界在遏制华为。遏制华为，是少部分人为了追求政治利益、短期选战利益，或是意识形态、国家战略的考虑。
美国的产业界和企业界不是这么想问题的。去年5月他们给的信号是，华为供货商的律师和华为的律师一起来研究怎么越过美国商业部设置的障碍，他们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企业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听凭关税涨到让生意中断呢？中国的企业也是一样的，不会因为美国总统宣布涨25%的税，或者涨75%的税，就老老实实缴税或者干脆不做这个生意了。
浙江台州一家公司，我从2005年追踪观察到现在。它是做塑料产品的，给世界最大的快餐公司提供刀叉和吸管类塑料制品。长期的商业经验证明，吸管从中国生产再运到美国去很不划算，所以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设了一个厂，招了65个美国工人。
不光是福耀玻璃去了美国，从商业角度看，很多中国企业也可以去美国开工厂。开了工厂，有些利益就一致了，比如就业在当地，但是技术、产品、品牌在中国。
美国有那么多跨国公司，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有相应多的跨国公司？中国公司只适合在中国作战、不适合在全球布局吗？除了为中国人民、中国客户服务，不可以拿我们的好产品和服务为全球消费者服务吗？
最近，我刚访问了一家企业，在疫情之中，这家企业的机器制造设备——工作母机，出口到德国。要知道，德国是号称“工作母机之家”的国家。疫情期间，他们派了工程师到德国去做服务。这跟当年华为到很多发生战争的地方去铺基站的故事是一样的。这是这个时代真正优秀的企业家的战略选择，证明中国企业可以全球作战、全球布局。
美国大学现在设置很多障碍，实际上中国的学术交流也可以着眼全球。以色列的4所大学从全球来看是一流水平，荷兰农业大学是世界顶尖的。荷兰国土面积相对较小，却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荷兰就是靠有技术含量的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这个世界很大，不仅仅只有一个美国，而且美国也不仅仅只有美国政府，还包括美国的人民、美国的消费者、美国的企业，所有这些，中国企业都应该尽收眼底。所有这一切，都昭示着在应对这次前所未有的困难当中，我们要把国内、国际、国家之间的“来来往往”，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新的高度。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要用更高水平的开放来应对这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