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琦
摘 要：
气候变化的复杂性与受众对气候变化态度的差异性使气候变化教育实施困难重重，开展有效的气候变化教育需要首先对受众进行分类。然而作为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中国，有关气候变化态度的人群分类尚未见报道。因此，基于影响青少年气候变化行为因素的理论框架，参照“全球变暖六种美国人的研究案例，在三个海滨城市厦门、深圳、宁波9所中学1730名学生中开展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我国沿海城市青少年对气候变化态度可分为六类，分别是积极型（占调查样本比例13%）、关注型（13%）、谨慎型（35%）、学识型（13%）、无力型（13%）和脱离型（13%），并将这一结果和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和讨论。
关键词：
气候变化态度 人群分类 青少年
一、引言
气候变化被称为典型的“邪恶的问题，这种邪恶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因为它超出了任何一个组织的解决能力，而且各组织之间对于问题的起因和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存在分歧。同时，由于知识储备、信息来源、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等方面的不同，人们对气候变化所持的态度和行为差异很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目标13呼吁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行为要同时并行，指出通过教育增加环境觉知、增强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的能力是目标13提出的三大策略中的重要一环。但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和教育受众的差异性使气候变化教育开展困难重重，如何实施有效的气候变化教育一直以来是科学家、政府和教育工作的难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受众细分可以有效提升教育效果，因为特定的亚群拥有类似的态度、信念和行为，便于教育工作者针对性地制定策略。不同个体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程度、知识水平、态度信念差别很大，这让教育工作者很难制定统一的方法去提升所有人的认知水平或促进全体受众所在地的减缓行为。一些教育信息对部分人起到作用，能够促进觉知和增加减缓行为，但对另一部分人没有作用或引起反感和愤怒。研究指出这种教育信息和受众的不匹配可能削弱受众对教育工作者的信任和教育沟通效果。近期受众细分在公共健康、市场营销、政治传播和气候变化沟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这类研究倡导针对特定受众的期待和特点匹配不同的教育内容、信息结构和行为选择。但针对气候变化受众细分进行气候变化教育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现阶段，公众对气候变化受众细分方面的研究大多参照“全球变暖六种美国人（Global Warmings Six Americas）的分类方法。该方法由Anthony Leiserowitz（009）提出，他基于受众对气候变化的信念、事件的卷入度、政治倾向和减缓行动将受众分为六类人群：警惕型、关注型、谨慎型、脱离型、怀疑型和轻视型。警惕型是对气候变化关注度最高、卷入度和低碳行动最高的人群;其次是关注型，这类人群确信气候变化存在，但和警惕型相比，卷入度和行动都较低;再次是谨慎型，这类人群较少关注气候变化，他们不认为全球变暖对他们个人产生威胁;脱离型人群完全不关心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他们对气候变化了解程度最低;怀疑型人群对气候变化是否发生持中立态度，他们更加认同气候变化是自然发生的过程;轻视型人群关注气候变化也具备一定知识，但他们强烈确信气候变化没有发生。研究指出同类别的受众对气候变化持有相似的态度、情感和行为模式，这样更有利于教育者或信息传播者针对性地制定沟通策略。目前，“全球变暖六种美国人研究已经拓展到印度、澳大利亚、德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各国不同人群的组成比例仍不尽相同（见图1）。这些研究成果是各国政府和教育工作者增加公民对气候变化的觉知、促进低碳减排行为、增加公民对政府政策支持的前提。但这些研究也存在两方面的局限性：一方面，气候变化人群分类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研究较少，无法得知政治和经济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另一方面，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成年人群体，青少年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分类并不明确。
中国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的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行为不仅关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形象，也直接影响世界气候变化减缓运动的进程。本研究关注青少年群体，是因为影响青少年气候变化态度的因素相对较少，影响成人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和行为包括知识、世界观、政治观和价值观。而青少年受这些观念的影响较小，可能是他们正处于这些观念的发展和形成时期。本文探究青少年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差异能奠定他们对气候变化的基本认知，反映其群体特征，为后期气候变化沟通和教育、引导其正确的行为模式和应对气候变化创造条件。
本研究通过调查青少年对气候变化态度和行为的差异，主要探究中国青少年群体的不同属性和受众分类分别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将为中国青少年气候变化相关正式教育课程安排及非正规场合教育内容设置提供科学依据，并为不同属性受众类群提供针对性教育模式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问卷编制
笔者以“全球变暖六种美国人研究为基础编制调查问卷，包括一系列测量变量：气候变化信念/关注度、科学信任与共识、主观知识、气候变化卷入度、政治傾向和低碳消费行为等，而在对青少年气候变化态度和行为研究中发现气候变化关注度、自我效能、客观知识对青少年减缓行为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根据青少年的特点，在“全球变暖六种美国人基础上剔除政治倾向，增加自我效能和客观知识，同时将低碳消费行为改为青少年容易实现的学习沟通行为和低碳生活行为。问卷测量包括气候变化关注度（如“气候变化会给你个人带来多大程度的危害等）、气候变化卷入度（如“在今天之前，我对气候变化已经有过思考等）、自我效能（如“我认为减缓气候变化主要依靠国家，个人努力没有用等）、气候变化减缓行为（如“在过去周内，我主动搜寻或查阅气候变化相关知识等）、减缓行为意愿（如“在接下来的1年里，我会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频率等）、科学共识（“我认为科学家们一致同意气候变化是真的）、科学信任（“我信任科学家对气候变化研究的结果）和气候变化知识。问卷还包括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变量。测量题目主要根据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结论依照实际情况编制。
（二）數据来源
沿海城市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物理上相对脆弱的地区，这种地域、空间上的接近能够增强人们对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的能力。作者在019年9-1月于中国东南沿海三个省份的海滨城市进行调查研究：广东省深圳市、福建省厦门市和浙江省宁波市。每个城市选择-4所学校，每个学校抽取初一年级4个班级。最终参与调查的有9所学校共1730名学生，有效样本1679份;学生年龄段分布为11岁（0 4%），1岁（41%），13岁（53%），14岁（6%），15岁（0 1%）;男女比例为51：49;91%的学生都经历过极端天气（台风、洪水、极端高温等）。
（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参考以往人群分类方法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分析：首先，使用SPSS 5 0软件对全部30题进行主成分分析，缺失值使用相邻四题的均值进行填充，所有数据使用Z分数进行标准化。主成分分析使用最大方差法旋转并删除因子载荷低于0 4的题项，同时在两个维度都有较高载荷的题也被删除。这样可以得到由3题组成的六种维度：社会沟通与气候变化卷入度、低碳行为、气候变化关注度、自我效能、科学信任与共识和气候变化知识（见表1）。
其次，基于以上六个维度，使用R软件NbClust包对所有1679样本进行系统聚类分析。第一步使用用hclust函数进行系统聚类距离的计算（包括最长距离法、类平均法、重心法和离差平方和四种算法）;第二步，通过rect hclust函数画出的谱系图对比选择最优的离差平方和（Ward）计算距离，并使用NbClust包给出的最优分类方法确认分为6类（见图）。第三步，通过判别式分析验证这种分类方法，结果显示这种分类方法正地对对77%的数据进行了分类。
三、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整体上关注气候变化（M=3 49;SD=0 80），也信任科学家研究结果和认为科学界对气候变化达成了共识（M=3 8;SD=0 77），自我效能（M=4 1;SD=0 64）和亲环境行为（M=4 05;SD=0 66）整体水平都比较高，但亲环境行为呈两极分化趋势，35%的青少年没有低碳行为和行为意愿。另外，青少年气候变化卷入度较低（M= 8;SD=0 67），39%的青少年认为气候变化对他们个人不重要。通过各个类群在标准化后的六个维度上的平均值进行分类（见图3），分类结果表现了中国东南沿海青少年气候变化态度的六种人群分类，和其他国家的命名方法类似，依据中国青少年态度行为的不同程度进行划分和命名。
第一类人群是积极型（n=6，13%），在六类人群中数量排在第二。这类人群具有最高的气候变化关注度、最高的低碳行动、最高的科学信任与共识，同时这类人群自我效能比较高，具备一定的气候变化知识。但这类人群气候变化卷入度很低。在“全球变暖六种美国人在其他国家的研究中与第一类最类似的群体是警惕型，但两者最突出的区别是警惕型人群的高关注度伴随着高卷入度，他们认为气候变化对他们个人生活影响很大，而本研究关注度最高的群体卷入度非常低。对于青少年来说，虽然很关心气候变化，也了解相关的知识，认为自己的努力能够减缓气候变化，但气候变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遥远、对个人生活影响很小且并不重要的问题。由于这类人群最高的减缓行为，作者将这类人群命名为积极型。
第二类人群是关注型（n=13，13%）。这类人群有较高的气候变化关注度、卷入度、自我效能和低碳行动，但是这类人群知识水平最低，科学信任和共识均值也较低。虽然关注型青少年知识水平最低，但并未影响这类群体的关注度和低碳行动。由图3可看出，关注型群体在美国、印度和新加坡都是人数最多的类群。
第三类人群是谨慎型（n=595，35%），是所有类群中人数最多的一类。这类人群具有较高气候变化关注度和知识，但他们的关注度没有转化为行动。这类人群自我效能较低，同时他们对科学家的信任程度和科学共识比较低。作者根据他们较低的低碳行为将这类人群标识为谨慎型。这种态度和行为的分离说明了青少年虽然关注气候变化，但没能激发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谨慎型在澳大利亚和德国是人数最多的类群。
第四类人群是学识型（n=11，13%）。这类人群最典型的特征是他们对气候变化知识了解非常高。这类人群气候变化卷入度、低碳行为和自我效能都很高，但在科学信任与共识维度最低、气候变化关注度也较低。学识型命名来源于印度的分类，最大的区别是印度学识型群体除了知识水平最高，对科学家的信任程度也最高。
第五类人群是无力型（n=10，13%）。这类人群具有很高的低碳行动，但自我效能最低。他们具备一定的知识，也信任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气候变化关注度和卷入度比较低。虽然这类青少年践行低碳行为，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效，也不认同个人能减缓气候变化，因此命名为无力型。在之前的研究中没有类似的群体。
第六类人群是脱离型（n=4，13%）。这类人群具有最低的气候变化关注度、卷入度与很低的知识水平、科学信任与共识，但这类人群有少量的低碳行为和自我效能。脱离型的青少年不关心气候变化，认为气候变化不重要，也不了解气候相关的知识，即使他们生活中有低碳行为也并不是出于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这个群体与“全球变暖六种美国人中脱离型群体最类似，由此命名。
四、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探究中国沿海城市青少年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和行为的人群分类，根据不同的态度和行为的程度，研究结果显示沿海城市青少年人群可分为六类：积极型、关注型、谨慎型、学识型、无力型和脱离型。本研究年龄段比较集中，均为初一年级学生（1-15岁），调查时间也比较集中，学生还未通过课堂学习到气候变化相关知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1-15岁年龄段中国沿海青少年气候变化的态度和行为。
中国沿海城市青少年持有气候变化态度和行为的分类结果与以往人群分类结果格局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首先，中国青少年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存在关注度和卷入度分离的现象。从整体上中国沿海青少年卷入度平均水平很低（M= 8），五分之二的青少年认为气候变化对他们个人不重要。与之相比，其他国家卷入度最低的群体是怀疑型和轻视型，占样本比例为10%-7%，其中德国最少（10%），印度最多（7%）。从群体内部特点来看，以美国、澳大利亚为代表“全球变暖六种美国人分类研究显示人群的高关注度伴随着高卷入度，即这些国家公民在关注气候变化、担忧气候变化的同时也认为气候变化对他们生活有很重大的影响，这些高卷入度的公民往往会提到他们曾经经历过台风、高温等极端天气。有研究指出常住地极端天气的体验能增加人们对气候变化的信念，让人们更加确认气候变化会对个人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对于中国沿海的青少年，虽然91%的学生都有极端天气的经历，但关注度比较高的三类群体（积极性、关注型、谨慎型）的卷入度都不高，尤其是积极性群体的卷入度是六类人群中最低的，这个现象在以往人群分类中没有出现。可能的原因是青少年未能将气候变化和他们经历的极端天气联系起来。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才刚接触地理、科学课，还缺乏基本的气候知识，我国目前正式教育的授课方式也不利于学生建立两者间的联系。如何增加青少年对气候变化的卷入度是现阶段气候变化教育的重点和难点，研究指出引导详细的讨论、建立与科学家的联系、注重讲解气候变化对本地的影响等方式都能够有效增加青少年对气候变化的卷入度。
其次，中國青少年气候变化减缓行动呈现两极化的趋势。总体比例上，中国青少年和其他国家减缓行为较低的比例类似，中国青少年只有谨慎型群体，占样本比例35%，超过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没有减缓行动;而发达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发展中国家印度的家庭能源节约行为较低的群体主要是谨慎型和脱离型，占样本比例30%-46%。从聚类分析结果（见图一）发现六类人群来源于两大簇，一簇是低碳行为最低的谨慎型（35%），另一簇是由其他五类有低碳行为的人群组成（65%）。这种两极化的趋势和以往分类中行为随关注度递减的趋势不同。虽然谨慎型减缓行为最低，但气候变化关注度和知识水平并不低，可能的原因是科学教育者将气候科学和气候行动进行了分离，科学教育者的目的是提升科学素养，而环境教育者的目的是改变人的行为。目前学生获得的知识主要是气候科学方面，这可能是谨慎型人群有知识但没有行为的原因之一。
第三，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气候变化关注度较高的三个群体（积极性、关注型、谨慎型），知识水平不高，特别是关注型呈现出六个类群中最低的气候变化知识;而关注度较低的学识型和无力型，知识水平反而比较高，在知识水平最高的学识型群体，除了较低的关注度，还呈现出很低的科学信任与共识。本研究的知识维度主要是客观知识，以往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主观自报知识水平，因此在知识维度可比性不高。气候变化研究指出对气候科学知识的教育重点在纠正误解。对于本研究中学识型群体，加强青少年与科学家、科学过程的联系能够提升青少年的科学思维，增加科学信任与共识。
最后，本研究另一个新增的群体是无力型，虽然这个群体有较高的减缓行为和知识，但自我效能非常低。这种青少年具备一定的知识，对气候变化关注度较低，自报自己不知道该如何行动去减缓气候变化，不认同我们的行为能够帮助减缓全球变暖。虽然这类群体践行低碳行为，但不是为了减缓气候变化，研究发现这种态度和行为的分离可能是源于他们保护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观，他们认同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提倡环保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个群体，最主要的目标是提升自我效能，研究指出青少年在接受气候变化信息特别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时，他们通常会表现出焦虑、沮丧和无能为力，而希望情绪能够提升自我效能。所以，现阶段很多气候变化教育工作者提出培养希望情绪是气候变化教育的重要内容，而无力型人群可能是培养希望的重点教育对象。
本研究关注对象是1-15岁的青少年，没有包含其他年龄段的样本，采样区域主要是沿海城市，后续需要对其他年龄段和其他地区进行进一步研究。另外青少年不同群体是否对应着不同的信息来源，青少年的生态价值观是否会影响人群分类可能需要后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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